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发展分享经济”，这是第一次将“分享经济”写入党的全会决议中，随后这又成为“十三五”规划的战略重点。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租赁经济模式，即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分享资源的使用权。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海量个体实现对闲置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的对接和交易，从而使资源的所有人不需要让渡所有权就可以获取收益，同时让租赁者以较低成本使用资源，实现“以租代买”。
表面上看，人们是在分享房间、车等实体产品或人力、时间等虚拟物品，但实质却是在分割购买和租赁，是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当然，随着实践发展，分享经济向更多的领域渗透，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已经逐步涉及到所有权的让渡和分享，如股权众筹、二手物品的分享等。
在中国发展分享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良土壤，以及迫切的现实需求。分享经济适应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有效途径，对建设网络强国、提高信息时代国家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从实践看，目前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模式的创新企业，有些属于全球领先创新。据Justpark网站和腾讯研究院《分享经济国家战略新引擎与新路径》显示，截止至2016年6月，世界上目前共有约993个分享经济企业，在中国就有121个，仅次于美国。从参与到分享经济中的意愿来看，中国消费者们在各国调查者中表现出最高的支持率，为94%。基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政策导向，分享经济在中国正势如破竹般发展起来。
分享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大量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根据调研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截至2016年6月17日，这些企业包括但不仅限于分享汽车的Uber、Lyft、Olacabs、BlablaCar、Grab Taxi、滴滴快的、神州租车，分享房屋的Airbnb、途家网，分享医疗信息和预约挂号的挂号网、平安好医生，提供金融P2P服务的Funding Circle、Social Finance、陆金所，以及生活类服务的Delivery Hero、HelloFresh、Instacart、饿了么等。这其中不乏为国人所熟知的中国企业。更重要的是，多数公司创业时间不到5年就达到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估值，随着分享领域的拓展以及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更多的巨无霸企业将接踵而来。
在交通出行和房屋住宿这两大“支柱”领域，由分享带来的经济效益引人注意。
首先，交通出行分享经济领域的交易规模突飞猛涨。全球来说，Uber全球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于2016年6月18日在社交网站上公布Uber的总订单量正式达到20亿单，这距其2015年12月底宣布完成10亿单仅仅过了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半年间Uber的订单量增长了100%，足可见其爆发式的增长状态。国内来说，据公开报道显示，国内主要网约车平台2016年以来的交易量达32.9亿单，其中仅滴滴出行就公布其日均订单1400万，由此估计其半年订单量达到25.5亿，比其2015年全年订单总量14.3亿单增长了78.32%。
其次，房屋住宿分享经济领域的交易规模也在快速扩张，普遍呈现出了成倍甚至数倍的市场增长态势。公开资料显示，以B2C业务为主的途家网2016年春节假期订单同比增长99%，基本实现翻番；小猪短租2015年的交易额同比2014年增长超过500%，其预计2016年交易额将继续实现翻番，成为国内房屋住宿分享经济领域的较大亮点。
分享经济是新经济的典型代表之一，其规模增长之快、涉及领域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前所未有，但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难免会遭遇来自内部或外部“成长的烦恼”，主要体现在安全保障水平、市场监管模式以及新旧业态冲突等方面。
在看似繁荣的图景之下并非没有失败者，许多分享平台面临着法律界定模糊、融资困难、经营不善等窘境。虽有一批批新的分享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也有许多企业在黎明之前倒下。在风险投资的热钱挥洒殆尽过后，许多企业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或者被疯狂补贴导致的“伪需求”的假象所蒙蔽，从而只能惨淡收场。给予创业者们教训的同时，也是市场不断发展、优胜劣汰的自然现象。
第一，安全水平有待提升。安全是分享经济的生命线，也是各类平台和参与者关注的重中之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分享经济在发展中确实面临着安全挑战，威胁参与者人身、财产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如网约车乘客遭遇骚扰、劫持、个人信息泄露甚至遇害等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金融分享平台倒闭跑路现象频频发生，这些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二，新旧业态矛盾凸显。新经济业态的产生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创新引发的利益调整使分享经济发展面临来自传统行业企业的质疑和阻挠。分享型企业在传统行业中的快速扩张冲击着原有的商业逻辑和经济秩序，直接引发了社会财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如网约车以其低成本、高补贴、多样性等优势深受乘客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有的出行市场，进而引发多地出现出租车抵制网约车的事件。
第三，监管思维手段落后。市场监管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经济管理的题中之义。但当前监管思维、手段主要服务于工业时代的经济业态，基于网络的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跨区域、跨行业等特征，快速发展的实践使得许多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如从事网约车需要办理运营资质；从事在线短租需要有特种行业经营许可；从事互联网教育需要配置线下教学用地等。
尽管分享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但任何新鲜事物都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分享经济也不例外。放眼未来，分享经济的稳步发展需要市场主体、参与者和政府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打造新经济的美好前景。
第一，平台加强自律。分享经济平台应重视自身建设，珍惜平台信誉和消费者信任，通过加强审核、提高门槛、技术应用、保险服务等手段多措并举，切实提高分享经济的安全保障水平。如国内一些网约车平台加强对车辆车况、年限及驾驶员身份、技能、驾龄、安全记录的审核，严厉打击套牌、换车、骚扰乘客等行为，并在应用软件中添加实时行程分享、一键“报警”等功能，同时设立保险基金，有效维护了司乘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传统企业转型。传统企业应该认识到分享经济会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与挑战，但更多的还是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网络化、和服务化转型。例如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与阵痛后也开始积极谋划转型，纷纷推出网络预约业务，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汽车分享服务。不仅在服务行业，制造业也尝试加入分享经济的大潮，如宝马、奔驰、奥迪等汽车巨头引入分享经济模式，在以租代售、停车共享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未来也许所有的企业都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第三，多方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的行业监管应当从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向共享共治、多方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并且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重视内生性治理。例如在网约车管理中将平台列为核心监管对象，加强政企合作，探索“由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网约车和司机”的治理模式，实现更为直接的高效管理。
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租赁经济模式，即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分享资源的使用权。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平台，海量个体实现对闲置资源的需求和供给的对接和交易，从而使资源的所有人不需要让渡所有权就可以获取收益，同时让租赁者以较低成本使用资源，实现“以租代买”。
表面上看，人们是在分享房间、车等实体产品或人力、时间等虚拟物品，但实质却是在分割购买和租赁，是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当然，随着实践发展，分享经济向更多的领域渗透，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已经逐步涉及到所有权的让渡和分享，如股权众筹、二手物品的分享等。
想要成为“独角兽”，风口在哪里？
在中国发展分享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良土壤，以及迫切的现实需求。分享经济适应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有效途径，对建设网络强国、提高信息时代国家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从实践看，目前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分享经济模式的创新企业，有些属于全球领先创新。据Justpark网站和腾讯研究院《分享经济国家战略新引擎与新路径》显示，截止至2016年6月，世界上目前共有约993个分享经济企业，在中国就有121个，仅次于美国。从参与到分享经济中的意愿来看，中国消费者们在各国调查者中表现出最高的支持率，为94%。基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政策导向，分享经济在中国正势如破竹般发展起来。
分享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大量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根据调研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截至2016年6月17日，这些企业包括但不仅限于分享汽车的Uber、Lyft、Olacabs、BlablaCar、Grab Taxi、滴滴快的、神州租车，分享房屋的Airbnb、途家网，分享医疗信息和预约挂号的挂号网、平安好医生，提供金融P2P服务的Funding Circle、Social Finance、陆金所，以及生活类服务的Delivery Hero、HelloFresh、Instacart、饿了么等。这其中不乏为国人所熟知的中国企业。更重要的是，多数公司创业时间不到5年就达到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估值，随着分享领域的拓展以及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更多的巨无霸企业将接踵而来。
在交通出行和房屋住宿这两大“支柱”领域，由分享带来的经济效益引人注意。
首先，交通出行分享经济领域的交易规模突飞猛涨。全球来说，Uber全球CEO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于2016年6月18日在社交网站上公布Uber的总订单量正式达到20亿单，这距其2015年12月底宣布完成10亿单仅仅过了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半年间Uber的订单量增长了100%，足可见其爆发式的增长状态。国内来说，据公开报道显示，国内主要网约车平台2016年以来的交易量达32.9亿单，其中仅滴滴出行就公布其日均订单1400万，由此估计其半年订单量达到25.5亿，比其2015年全年订单总量14.3亿单增长了78.32%。
其次，房屋住宿分享经济领域的交易规模也在快速扩张，普遍呈现出了成倍甚至数倍的市场增长态势。公开资料显示，以B2C业务为主的途家网2016年春节假期订单同比增长99%，基本实现翻番；小猪短租2015年的交易额同比2014年增长超过500%，其预计2016年交易额将继续实现翻番，成为国内房屋住宿分享经济领域的较大亮点。
繁荣背后的危机
分享经济是新经济的典型代表之一，其规模增长之快、涉及领域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前所未有，但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难免会遭遇来自内部或外部“成长的烦恼”，主要体现在安全保障水平、市场监管模式以及新旧业态冲突等方面。
在看似繁荣的图景之下并非没有失败者，许多分享平台面临着法律界定模糊、融资困难、经营不善等窘境。虽有一批批新的分享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也有许多企业在黎明之前倒下。在风险投资的热钱挥洒殆尽过后，许多企业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或者被疯狂补贴导致的“伪需求”的假象所蒙蔽，从而只能惨淡收场。给予创业者们教训的同时，也是市场不断发展、优胜劣汰的自然现象。
第一，安全水平有待提升。安全是分享经济的生命线，也是各类平台和参与者关注的重中之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分享经济在发展中确实面临着安全挑战，威胁参与者人身、财产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如网约车乘客遭遇骚扰、劫持、个人信息泄露甚至遇害等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金融分享平台倒闭跑路现象频频发生，这些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二，新旧业态矛盾凸显。新经济业态的产生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创新引发的利益调整使分享经济发展面临来自传统行业企业的质疑和阻挠。分享型企业在传统行业中的快速扩张冲击着原有的商业逻辑和经济秩序，直接引发了社会财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如网约车以其低成本、高补贴、多样性等优势深受乘客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有的出行市场，进而引发多地出现出租车抵制网约车的事件。
第三，监管思维手段落后。市场监管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经济管理的题中之义。但当前监管思维、手段主要服务于工业时代的经济业态，基于网络的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跨区域、跨行业等特征，快速发展的实践使得许多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如从事网约车需要办理运营资质；从事在线短租需要有特种行业经营许可；从事互联网教育需要配置线下教学用地等。
风险之下，如何防范？
尽管分享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但任何新鲜事物都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分享经济也不例外。放眼未来，分享经济的稳步发展需要市场主体、参与者和政府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打造新经济的美好前景。
第一，平台加强自律。分享经济平台应重视自身建设，珍惜平台信誉和消费者信任，通过加强审核、提高门槛、技术应用、保险服务等手段多措并举，切实提高分享经济的安全保障水平。如国内一些网约车平台加强对车辆车况、年限及驾驶员身份、技能、驾龄、安全记录的审核，严厉打击套牌、换车、骚扰乘客等行为，并在应用软件中添加实时行程分享、一键“报警”等功能，同时设立保险基金，有效维护了司乘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传统企业转型。传统企业应该认识到分享经济会给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与挑战，但更多的还是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网络化、和服务化转型。例如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与阵痛后也开始积极谋划转型，纷纷推出网络预约业务，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汽车分享服务。不仅在服务行业，制造业也尝试加入分享经济的大潮，如宝马、奔驰、奥迪等汽车巨头引入分享经济模式，在以租代售、停车共享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未来也许所有的企业都将成为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第三，多方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的行业监管应当从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向共享共治、多方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并且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重视内生性治理。例如在网约车管理中将平台列为核心监管对象，加强政企合作，探索“由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网约车和司机”的治理模式，实现更为直接的高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