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经过长时间的、广泛而深刻的党内外讨论后，由胡乔木负责带领起草小组完成的。它是一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历史问题做出评价的政治性文件。它是否出台、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事关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不能不慎重考量。
　　邓小平、陈云是对《历史决议》的出台思考较全面深刻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二人同心同德，四次对《历史决议》的出台做出关键考量和重要贡献。
　　1978年秋：尽快把历史问题定下来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曾多次公开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驳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思潮。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的境遇下就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还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前进。
　　在叶剑英、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邓小平既批评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坚决反对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1977年下半年，陈云多次在谈话中反思党史，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及其哲学。1977年9月2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中提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邓小平、陈云对历史问题和大政方针的看法存在许多相通和相同之处，这为此后二人对出台《历史决议》密切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陈首次明确提出要像在延安一样，通过决议把一些重要问题敲定下来是在1978年秋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赞同道：“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结果吃了亏”。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邓小平说：“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他望着陈云说：“你是老同志，出来把一些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陈云说：“延安时期，把许多问题弄清了，定下了，全党统一了思想。这个东西非搞不可。”
　　1978年：“不必匆忙去做”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根据此前与邓小平谈话达成的共识郑重建议党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考虑做出决议，起到扭转会议风向和解放思想的作用。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突破原定议题，揭开了讨论历史遗留问题的盖子，冲击力和影响力最大。陈云的系列发言，引发强烈反响和共鸣。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万里、康克清、萧克等代表也纷纷附议陈云的建议，要求弄清长期“左”倾和毛泽东功过问题。
　　但是，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给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的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混乱。一些群众开始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大加议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各种大小字报，在上海，发生了群众冲击报社和部分青年组织起来创建社团、报纸的举动。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值此危急关头，邓小平勇于担当，从安定和团结大局出发，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提出评价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自11月15日始，出访回国的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得知党内外的严重分歧后，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急。
　　在邓小平、陈云的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中央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指导方针。
　　1979年：立即着手起草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发言，逐步推动思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与此同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错误言论，给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困扰。为进一步加强和明确宣传工作，经中宣部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正式召开。
　　会上要求党中央做出历史决议的呼声很高。会议第二阶段，邓小平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驳了会上的一些错误言论，改变了主题比较零散的情况，加强了会议主题的集中和思想的统一。
　　9月28日，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在四中全会上对讲话稿予以高度评价。《讲话》虽对毛泽东没有直接的批评，不过也暗含着一定批评；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经验教训做了基本总结，對“文革”和林彪、“四人帮”做了概要分析，至于具体细节问题，是准备放到以后再说。因为这是基本总结，并非全面的总结；是初步定调，并非最终定论。
　　1981年5月：“不能再晚了”
　　国庆讲话为总结历史问题提供了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国庆讲话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决议自1979年10月底开始，至1981年6月定稿，经历了10多次草稿和6次大的集体讨论。
　　《历史决议》反驳了“左”、右两种极端思潮，辩证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和活的灵魂，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可谓是一部由大智、大仁、大勇之人主持起草的大智、大仁、大勇之作，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问题的典范之作。
　　陈云为决议提出了多个关键性的修改建议。此外，在历史责任问题上，他认为其他同志也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陈云的建议为决议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推动决议做出的过程中，邓小平起着决定性作用。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指出：“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是合乎1980年3月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的，可以通过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通过邓小平、陈云等的政治谋略，最终以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做出了决议，从而维护了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稳定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