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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陪都时期重庆文化生态对抗战文学创作的影响，项目编号：2011YBWX082。
摘 要：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抗战前期，感时忧国和新旧文学交锋的双重焦虑迫使张恨水在创作上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转向体现抗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本文以抗战历史为叙述维度，着重考察张恨水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及转型原因。
关键词：张恨水；抗战前期；创作特色；双重焦虑
作者简介：刘瑜（1969-），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1938年，张恨水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特殊的抗战时空里，感时忧国和新旧文学交锋的双重焦虑迫使善写世情小说的张恨水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抗战题材开始成为小说内容的主要元素；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转为体现抗战时代的意识形态；从非主流的现代性规范转向主流现代性规范；以社会言情小说为主业的张恨水由对社会表达的疏离一跃成为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
一、感时忧国的焦虑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先后从南京移驻武汉，最后决定迁都重庆。伴随着中央政权转移的是汹涌而至的大规模的难民潮，“战争使人们丧失了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无奈地告别原本平静舒适的生活而迁移他乡”。
张恨水南迁的历程与抗战政治中心的南移、抗战难民的行踪趋于一致：抗战前夕，张恨水举家迁至南京；1937年12月，张恨水赴武汉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第一任理事；1938年1月10日，张恨水奔赴陪都重庆。民族败退迁移的悲怆、个人漂泊的流亡之感触发了张恨水对历史再次重演的隐忧与感怀，发之笔端，乃有《读史十绝》，这些作为典型抗战文本的诗歌几乎首首咏怀国家危亡和南渡史实。
对于从旧文学阵营里走出来的张恨水来说，这些含蕴悠长的咏史诗将抗战陪都的现實与南朝、宋明亡国南渡的故事微妙地对接在了一起，抒发了诗人内心深处担忧亡国的思虑以及对国家前途悬而未决的渺茫情绪。与此同时，张恨水重操小说旧业，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于1940年初夏创作了《水浒新传》。这部作为《水浒传》续传的小说明写梁山群雄抗击金人入侵，暗线则贯穿了四十年代全民抗战的精神与氛围，不难看出作者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壮士抗战的创作抱负。
此时的张恨水已然从鸳鸯蝴蝶派的绮思与轻愁中脱身出来，从他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陆游、辛弃疾等忧国忧民的诗人的身影在晃动。很明显，重庆时期的张恨水真正具有了自觉的国家意识，他以咏史诗来表达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和对政权抗战不力的指斥，用新编历史小说来鼓舞国民士气，“不断地考虑个人的行为，扩展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意义网中。国家成为叙述关注的目的，而个人的行为则不过是承载这一目的的实体。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张恨水决定性地导向了后者，并且通过自己小说的叙述鼓励了前者为后者而努力”。
从咏史诗和历史小说可以看出，张恨水的国家意识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反应，他们的忧患意识、“士人风骨”以及接受的儒家文化都使这种国家意识迥异于西方近代社会所形成的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架构的国家意识。换而言之，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型文人虽然接受了现代西方人道主义观念的影响，但主要秉持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文学作为消闲、趣味的对象固然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观，但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人们绝不含糊。小说情节中只要涉及到国家民族的问题，他们的态度马上会严肃起来，并常常将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作为衡量小说人物的人格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尺。张恨水“抗战小说”创作的根本驱动力也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节，其发出的“国如用我何妨死”的壮烈呼声，正是传统士人在二十世纪余光未绝的精神返照，也是张恨水国家意识和救亡焦虑最为重要的文化背景。
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张恨水感时忧国焦虑的强化与残酷战争的刺激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张恨水是“重庆大轰炸”的目击者、见证者，与重庆市民一道躲警报，钻防空洞，经历了在弹片横飞、烈焰冲天、房屋倒塌中仓皇奔命的惊险，目睹了大轰炸给重庆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惨痛景象。战争的残酷将个人和国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激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想象……加入到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正是对国家的强烈认同而产生的使命感和焦虑感促使张恨水在抗日的烽烟和炮火中将自己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前沿阵地， 以笔作为武器表达着自己与国家共命运的意志和决心。他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所载稿件都是直接或间接与抗战有关的：“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他的作品除了正面表现抗战军民的英勇以鼓舞民族士气外，还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张恨水明确表示，“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是不容摇撼”，与抗战无关的作品，他不愿拿出来发表唯恐干扰以抗战为中心的写作主题。
二、“新旧”文艺交锋的焦虑
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内中，无意识地接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作家和文学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就此，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一致性和倾向性：表现民族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与形成，热烈地渲染昂奋的民族心理与时代气氛。
处于国统区的重庆由于其陪都的特殊的政治与地理位置，它的文学色彩更加鲜明地打上了抗日救亡的烙印，体现出抗战文学最为典型的格调与特色。1938年8月，战时最为著名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文学月报》等文学杂志先后在重庆问世或复刊，随之文学界收获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戏剧方面，以“雾季公演”为代表的小剧场运动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流行起来，或鼓舞精神，或抨击腐败，一时间街头巷陌尽是宣传抗战的壮烈风景。由于报告文学灵活轻捷、直接迅速，重庆还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竞写热潮。与此同时，一大批战斗诗篇纷纷涌现出来，诗人们用诗歌为民族唱起独立自由的战歌。 无疑地，抗日文学“救亡图存”的主旨最大程度上体现或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学以及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文以载道”和“感时忧国”的特质。正如夏志清所论，新文学所要竭力表现的是“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要求文学要有社会使命感， 着重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和政治社会意义。在现代文学语境中， 感时忧国着眼现实，密切关注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职是之故，胸怀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无法退守为书斋中的看客，不甘以局外人自居，只能自觉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而众所周知，张恨水的小说尽管在主题、文体和叙事技巧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却一直被文化精英所主导的主流文学界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其小说所强调的“消闲”、“娱悦”不时遭到新文学人士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固然有文学派别的龃龉的因素，但也不妨视作张恨水小说文本自身品性所折射出的渊源有自的某些特征和要素。从创作伊始，张恨水即和鸳鸯蝴蝶派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了大量以曲折感伤的爱情悲剧为主要内容的“言情小说”，运笔所向多着墨于缠绵悱恻、婉约动人的世俗男女爱情故事和悲欢离合、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就其早期作品而言，《春明外史》中的李冬青与《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侧重于描写旧式才女的忧伤、敏感、多情、孤傲与现世猥琐残酷遭际的扞格；《啼笑因缘》和《夜深沉》的女主角沈凤喜、杨月容作为沦落风尘的名伶“戏子”的形象亦不乏暧昧的艳情的蛊惑；《秦淮世家》更选取了桨声灯影里烟视媚行的秦淮河作为叙事背景，难免为人非议。与此同时，加之叙事主题内在的狭隘性，其小说内容不外三角与多角恋爱，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个别细节处理如《春明外史》中对狎妓生活的描写甚至带有较多的自然主义色彩，以致把才子狎妓也当作真诚的爱情来加以美化。这些无论有心还是无意流露出的带有鸳鸯蝴蝶派某些特征的小说都给新文学评论者造成了口实。以至于即使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及其影响力达到巅峰之时，仍有以“正统”“主流”自居的新文学批评家们从“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对张恨水充满了深刻的偏见，并对他的小说作品及文学观念展开了持续的围剿。换而言之，新文学与张恨水为代表的所谓“旧文学”之间已然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的关系。
无可讳言，新文学作家营造的以“感时忧国”为基调的抗战氛围、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以及对抗战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对张恨水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新文学“强势话语”的重压和刺激之下，尤其是在重庆这一抗战中心的语境里，张恨水为了赶上时代的脚步，自觉地调整了写作艺术风格：他逐渐偏离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代表的“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类型，摒弃了娱乐、消遣的趣味主义，形成了带有独特风格但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国难小说和暴露小说系列。可以说，在这一场新旧文学的交锋里，张恨水充满了焦虑，他向五四新文艺传统的“靠攏”充满了无奈。然而，“靠拢”的结果却使张恨水获得了“主流”文学场域某种程度的认可，评论家们对张恨水的转变也表达出善意的鼓励和热烈的欢迎：“恨水创作之可敬，就在于他能利用他的技巧跟着时代，不断创造新的内容。他以‘鸳鸯蝴蝶派’成名，却能够断然舍去使他成名的旧路，描写新的东西。这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
三、结语：从鸳鸯蝴蝶到双重焦虑
在双重焦虑之下，张恨水转向后的抗战小说应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肯定，但若以文学的标准衡量却存在相当的弊病。正如论者指出的，张恨水的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小说原来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性特征日渐狭仄和枯萎，张恨水在获得某种“先进性”、“时代性”的同时，被一种充满了深刻偏见和日渐“窄化”的“现代性”规范所收编和桎梏。具体而言，张恨水以“抗战—国难”为主题的《疯狂》《巷战之夜》《潜山血》《游击队》《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小说更大的功用是唤醒国人、鼓舞民气。在这种写作主旨的引导下，他不复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加之作家本人对战争并无实际接触，造成了小说结构的混乱、笔法的单调、除了枯燥乏味、毫无新意的战争场面描写外，几乎毫无“趣味性”可言，甚或有沦为“抗战八股”之嫌。至于张恨水的暴露讽刺小说致力于尖锐地抨击、全面地揭露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腐败面。以《八十一梦》为例，这部多线叙事的小说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笔态，对抗战时期消极抗战的将军、作威作福的豪门，巧取豪夺的贪官，囤积居奇的奸商，阴险下作的特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与鞭挞，表现出左翼的、激进的、前进的政治意识。但由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一改典雅而诗意的书面写作，“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放弃艺术真实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毛病”，坠入了单纯暴露、美感不足的两难困境。
参考文献：
[1]李洁非：《典型文坛》，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8年。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摘 要：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抗战前期，感时忧国和新旧文学交锋的双重焦虑迫使张恨水在创作上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转向体现抗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本文以抗战历史为叙述维度，着重考察张恨水这一时期的创作特色及转型原因。
关键词：张恨水；抗战前期；创作特色；双重焦虑
作者简介：刘瑜（1969-），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1938年，张恨水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特殊的抗战时空里，感时忧国和新旧文学交锋的双重焦虑迫使善写世情小说的张恨水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抗战题材开始成为小说内容的主要元素；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转为体现抗战时代的意识形态；从非主流的现代性规范转向主流现代性规范；以社会言情小说为主业的张恨水由对社会表达的疏离一跃成为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
一、感时忧国的焦虑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先后从南京移驻武汉，最后决定迁都重庆。伴随着中央政权转移的是汹涌而至的大规模的难民潮，“战争使人们丧失了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无奈地告别原本平静舒适的生活而迁移他乡”。
张恨水南迁的历程与抗战政治中心的南移、抗战难民的行踪趋于一致：抗战前夕，张恨水举家迁至南京；1937年12月，张恨水赴武汉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第一任理事；1938年1月10日，张恨水奔赴陪都重庆。民族败退迁移的悲怆、个人漂泊的流亡之感触发了张恨水对历史再次重演的隐忧与感怀，发之笔端，乃有《读史十绝》，这些作为典型抗战文本的诗歌几乎首首咏怀国家危亡和南渡史实。
对于从旧文学阵营里走出来的张恨水来说，这些含蕴悠长的咏史诗将抗战陪都的现實与南朝、宋明亡国南渡的故事微妙地对接在了一起，抒发了诗人内心深处担忧亡国的思虑以及对国家前途悬而未决的渺茫情绪。与此同时，张恨水重操小说旧业，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于1940年初夏创作了《水浒新传》。这部作为《水浒传》续传的小说明写梁山群雄抗击金人入侵，暗线则贯穿了四十年代全民抗战的精神与氛围，不难看出作者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壮士抗战的创作抱负。
此时的张恨水已然从鸳鸯蝴蝶派的绮思与轻愁中脱身出来，从他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陆游、辛弃疾等忧国忧民的诗人的身影在晃动。很明显，重庆时期的张恨水真正具有了自觉的国家意识，他以咏史诗来表达对国家危亡的担忧和对政权抗战不力的指斥，用新编历史小说来鼓舞国民士气，“不断地考虑个人的行为，扩展和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意义网中。国家成为叙述关注的目的，而个人的行为则不过是承载这一目的的实体。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张恨水决定性地导向了后者，并且通过自己小说的叙述鼓励了前者为后者而努力”。
从咏史诗和历史小说可以看出，张恨水的国家意识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反应，他们的忧患意识、“士人风骨”以及接受的儒家文化都使这种国家意识迥异于西方近代社会所形成的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架构的国家意识。换而言之，以张恨水为代表的传统型文人虽然接受了现代西方人道主义观念的影响，但主要秉持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文学作为消闲、趣味的对象固然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观，但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人们绝不含糊。小说情节中只要涉及到国家民族的问题，他们的态度马上会严肃起来，并常常将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作为衡量小说人物的人格是否完美的重要标尺。张恨水“抗战小说”创作的根本驱动力也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节，其发出的“国如用我何妨死”的壮烈呼声，正是传统士人在二十世纪余光未绝的精神返照，也是张恨水国家意识和救亡焦虑最为重要的文化背景。
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是，张恨水感时忧国焦虑的强化与残酷战争的刺激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张恨水是“重庆大轰炸”的目击者、见证者，与重庆市民一道躲警报，钻防空洞，经历了在弹片横飞、烈焰冲天、房屋倒塌中仓皇奔命的惊险，目睹了大轰炸给重庆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惨痛景象。战争的残酷将个人和国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激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想象……加入到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正是对国家的强烈认同而产生的使命感和焦虑感促使张恨水在抗日的烽烟和炮火中将自己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前沿阵地， 以笔作为武器表达着自己与国家共命运的意志和决心。他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所载稿件都是直接或间接与抗战有关的：“本栏名为‘最后关头’，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爱”。他的作品除了正面表现抗战军民的英勇以鼓舞民族士气外，还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张恨水明确表示，“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是不容摇撼”，与抗战无关的作品，他不愿拿出来发表唯恐干扰以抗战为中心的写作主题。
二、“新旧”文艺交锋的焦虑
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内中，无意识地接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作家和文学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就此，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一致性和倾向性：表现民族战争中新人的诞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与形成，热烈地渲染昂奋的民族心理与时代气氛。
处于国统区的重庆由于其陪都的特殊的政治与地理位置，它的文学色彩更加鲜明地打上了抗日救亡的烙印，体现出抗战文学最为典型的格调与特色。1938年8月，战时最为著名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文学月报》等文学杂志先后在重庆问世或复刊，随之文学界收获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戏剧方面，以“雾季公演”为代表的小剧场运动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流行起来，或鼓舞精神，或抨击腐败，一时间街头巷陌尽是宣传抗战的壮烈风景。由于报告文学灵活轻捷、直接迅速，重庆还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竞写热潮。与此同时，一大批战斗诗篇纷纷涌现出来，诗人们用诗歌为民族唱起独立自由的战歌。 无疑地，抗日文学“救亡图存”的主旨最大程度上体现或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学以及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文以载道”和“感时忧国”的特质。正如夏志清所论，新文学所要竭力表现的是“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要求文学要有社会使命感， 着重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和政治社会意义。在现代文学语境中， 感时忧国着眼现实，密切关注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职是之故，胸怀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无法退守为书斋中的看客，不甘以局外人自居，只能自觉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而众所周知，张恨水的小说尽管在主题、文体和叙事技巧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却一直被文化精英所主导的主流文学界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其小说所强调的“消闲”、“娱悦”不时遭到新文学人士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固然有文学派别的龃龉的因素，但也不妨视作张恨水小说文本自身品性所折射出的渊源有自的某些特征和要素。从创作伊始，张恨水即和鸳鸯蝴蝶派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了大量以曲折感伤的爱情悲剧为主要内容的“言情小说”，运笔所向多着墨于缠绵悱恻、婉约动人的世俗男女爱情故事和悲欢离合、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就其早期作品而言，《春明外史》中的李冬青与《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侧重于描写旧式才女的忧伤、敏感、多情、孤傲与现世猥琐残酷遭际的扞格；《啼笑因缘》和《夜深沉》的女主角沈凤喜、杨月容作为沦落风尘的名伶“戏子”的形象亦不乏暧昧的艳情的蛊惑；《秦淮世家》更选取了桨声灯影里烟视媚行的秦淮河作为叙事背景，难免为人非议。与此同时，加之叙事主题内在的狭隘性，其小说内容不外三角与多角恋爱，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个别细节处理如《春明外史》中对狎妓生活的描写甚至带有较多的自然主义色彩，以致把才子狎妓也当作真诚的爱情来加以美化。这些无论有心还是无意流露出的带有鸳鸯蝴蝶派某些特征的小说都给新文学评论者造成了口实。以至于即使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及其影响力达到巅峰之时，仍有以“正统”“主流”自居的新文学批评家们从“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对张恨水充满了深刻的偏见，并对他的小说作品及文学观念展开了持续的围剿。换而言之，新文学与张恨水为代表的所谓“旧文学”之间已然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竞争的关系。
无可讳言，新文学作家营造的以“感时忧国”为基调的抗战氛围、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以及对抗战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对张恨水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新文学“强势话语”的重压和刺激之下，尤其是在重庆这一抗战中心的语境里，张恨水为了赶上时代的脚步，自觉地调整了写作艺术风格：他逐渐偏离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代表的“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类型，摒弃了娱乐、消遣的趣味主义，形成了带有独特风格但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国难小说和暴露小说系列。可以说，在这一场新旧文学的交锋里，张恨水充满了焦虑，他向五四新文艺传统的“靠攏”充满了无奈。然而，“靠拢”的结果却使张恨水获得了“主流”文学场域某种程度的认可，评论家们对张恨水的转变也表达出善意的鼓励和热烈的欢迎：“恨水创作之可敬，就在于他能利用他的技巧跟着时代，不断创造新的内容。他以‘鸳鸯蝴蝶派’成名，却能够断然舍去使他成名的旧路，描写新的东西。这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
三、结语：从鸳鸯蝴蝶到双重焦虑
在双重焦虑之下，张恨水转向后的抗战小说应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肯定，但若以文学的标准衡量却存在相当的弊病。正如论者指出的，张恨水的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小说原来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性特征日渐狭仄和枯萎，张恨水在获得某种“先进性”、“时代性”的同时，被一种充满了深刻偏见和日渐“窄化”的“现代性”规范所收编和桎梏。具体而言，张恨水以“抗战—国难”为主题的《疯狂》《巷战之夜》《潜山血》《游击队》《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小说更大的功用是唤醒国人、鼓舞民气。在这种写作主旨的引导下，他不复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加之作家本人对战争并无实际接触，造成了小说结构的混乱、笔法的单调、除了枯燥乏味、毫无新意的战争场面描写外，几乎毫无“趣味性”可言，甚或有沦为“抗战八股”之嫌。至于张恨水的暴露讽刺小说致力于尖锐地抨击、全面地揭露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腐败面。以《八十一梦》为例，这部多线叙事的小说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笔态，对抗战时期消极抗战的将军、作威作福的豪门，巧取豪夺的贪官，囤积居奇的奸商，阴险下作的特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与鞭挞，表现出左翼的、激进的、前进的政治意识。但由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一改典雅而诗意的书面写作，“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放弃艺术真实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毛病”，坠入了单纯暴露、美感不足的两难困境。
参考文献：
[1]李洁非：《典型文坛》，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8年。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