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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藤嘉一见面，是在首都机场，身高1米85的他拖着一只行李箱，疾步如风地向我走来。递来的名片上只有“加藤嘉一”4个竖排的宋体字，不带任何头衔。但记者的脑海中却蹦出了若干个与这个名字相连的标签：“著名青年时评家”、“21世纪日本遣唐使”、“‘80后’人气偶像”、“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没错，这些都是指加藤嘉一，这个坐在记者对面的年方27岁的日本青年。
在中国“走基层”
8年前，作为一名日本公派留学生，加藤嘉一从东京来到北京，当时正值非典高峰。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把“北京大学”4个字写在纸上，交给出租车司机，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活。
“我要感谢人民日报，他是我学中文的好老师。”加藤笑着冲记者眨眼，“刚来北大时，每天下午跟传达室的大哥借人民日报，然后翻着字典，把报纸上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背下来。”
如今，加藤已经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念完了本科和硕士，口语流利，可以用日、中、英三种语言担任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但加藤的要求是不仅能说，还希望说出来的话有分量。“刚来就靠喝酒——干了！”加藤对记者做了个一饮而尽的动作，“就这样来跟别人套近乎，打开话匣子。”“现在争取到了一点话语权，就要帮老百姓说话。”
“老百姓”3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并不令人觉得诧异。加藤在中国旅游时，发现一个旅游团时间安排不合理，游客根本来不及游玩，他义不容辞地给主管部门打电话。在南方的大学举办讲座，加藤曾发自肺腑地对设宴款待他的无锡官员说：“无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交通状况很好，不需要建地铁。”也不管会不会闹得满席尴尬。加藤还去贵州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有些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我喜欢跟农民交谈，中国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正是这些农民。”
说到这里，加藤睁大了眼睛：“我其实很想在中国当个村官，如果有这样的实习或就业机会，我非常愿意！”加藤称自己是“贫二代、农三代”，因此一直对基层群体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心。这无关国籍，而与他的“个人史”有关。
跑一场名为“人生”的马拉松
1984年4月，加藤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旅游胜地伊豆。3岁时曾遭遇车祸，昏迷了两周才醒过来，恢复则花了半年。“也算曾命悬一线，所以现在对生死看得很淡。要把握当下，抓紧每时每刻去积累。”
加藤遗传了当运动员的父亲的体魄，上小学一年级时身高就有1米5，在合影照片里总是最显眼的那个。“因为个子高，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人，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希望突出自己。有时别人说往东，我就偏向西，内心里有种叛逆，甚至有时被看作‘异类’，我都已经习惯了。”
在父亲的训练下，14岁的加藤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柔道运动员，之后又改练田径，曾获全国大赛第四名。但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而受伤，加藤只好忍痛割爱，就此放弃了比赛。不过，跑步却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他仍坚持早上4点半起床，然后跑步1小时。他告诉记者：“跑步时大脑一片空白，但有时会突然冒出灵感。我是在跑一场名为‘人生’的马拉松。”
但是，这个飞奔的阳光少年也经历过一段极灰暗的时光，“曾经憎恨过社会，怨恨自己不能拥有别人享有的安宁。”加藤上中学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为了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出门送报，再骑车15公里去上学，不管风雪还是劳累，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为了让父母全心去挣钱，念高二的他甚至独自与向父亲逼债的黑道谈判。每次谈判，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但下一次，他还是会走进梦魇般的谈判场，高中生加藤把自己看成一个能担当的男人，没有退缩的余地。
背负着如此多的重担，有时甚至到了心力交瘁的边缘，加藤排解压力的渠道之一就是疯狂学习，因为“念书比谈判容易多了”。高中毕业，加藤考上了日本最好的东京大学。他将这归功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虽然家里穷，但我和弟弟妹妹都有书念。”他一直对父母抱有一颗感恩的心。走进大学后，他不想让父母承担高昂的学费，选择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公费留学项目，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大学。
“生活是有种延续性的。”加藤喜欢这么说：“现在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我感谢曾经的‘个人史’，成就了现在的加藤。”
“纠结”的人
现在的加藤在某种程度上从草根变成了精英，他拥有名校背景、高涨的人气和有分量的话语权。
在中国，他在诸多媒体露面，写专栏或接受采访——就高铁事故深思，就地沟油现象谴责，就中日摩擦发言。他拥有一大批“粉丝”，其中以大学生居多。“我最喜欢去高校讲座，跟大学生交流，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有很多共同话题，我可以发问，也可以被他们反驳，我享受这种相互碰撞的感觉。”
有时，加藤更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语气虽不咄咄逼人，但表达观点清晰有力。说到“坚定的立场”时，他会握紧拳头；说“你看”时，会向记者摊开手掌。他曾经将奥巴马称为“同类人”，但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正在为从政做准备时，他说：“这不是我唯一的方向，只是一种可能。虽然很多长辈都觉得我应该走政治这条路。”
在镁光灯下频频亮相的加藤，称自己“是个内向的人”。“我喜欢跑步、看书、旅游，这些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活动。我喜欢自己独处的状态。”他最喜欢读的是哲学书，尤其是古典哲学，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
加藤也是感性的。他在专栏里写道：“在一片水田上，我看到了无数发亮的萤火虫。我很受感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静静地听着这些萤火虫飞翔的声音，看着它们萤火闪烁的样子，直到它们消失……”
听记者说起这一段时，加藤微微地笑了：“只身来到中国的第一夜，我就掉下了眼泪。想妈妈了。” “之后的一些夜晚，有时醒来，发现枕头上也是濡湿的一片。妈妈从小教育我，男孩子的眼泪不要给别人看。”加藤还跟记者分享了他妈妈的另一句“名言”：“吃饭只吃六分饱。”这被加藤贯彻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中——求知若渴，虚心若愚。“永远保持一个饥渴的状态，对世界的未知充满渴望。”
加藤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足够好”，他对自己有种近乎完美主义的要求，唯一没有要求的就是饮食。“我永远在家门口吃8块钱的鸡蛋面或炒饭。有时刚写完稿子，会多奖励自己一个1块钱的卤蛋。”他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加藤现在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文章，每篇2500字，他太忙了，忙到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赚了多少稿费。
精明、冲动；感性、理性；理想、现实，哪一个是真实的他呢？加藤笑称：“都是吧，我就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
“我显然不是间谍”
加藤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往返一次，“有两件主要的公务：一件是推进日本的灾后重建，另一件就是推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他这次回日本是为了在庆应大学的讲课，主要内容是中国问题与东亚的国际关系。此外，他还要参加一个演讲，主题是“年轻人推动下的中日关系”。日本教育部、外务省和财务省的官员也都与加藤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就一些中国问题倾听加藤的意见。
“所以就这样，中国—日本，日本—中国地飞来飞去，成了常态。”他用手指来回画着弧线。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中国待了8年，你对中国印象如何？
加藤嘉一：中国正处在一个想知道外国人对她的看法的阶段，一个比较包容的阶段。而我正是一个想了解中国，并乐于见到她往越来越好、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的外国人。中国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错，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要面子，以至于现在做什么不像什么。机场不像机场，农村不像农村，高校不像高校。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你对了解中国社会的热情为何这么高涨，猜测你是间谍，你对此有何回应？
加藤嘉一：这些人首先要搞清楚间谍的概念。间谍是利用不正当的秘密手段，获得政府机密，以金钱为目的的人。而我的一切行为都是透明、正当的，了解中国也不是为了赚钱。我显然不是间谍。
但我并不害怕被他们误解，他们的攻击也伤害不到我，我只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反观中国的“愤青”。我是抱着一种学习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每天都在积累，每天都“在路上”。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日本人对中国的真实情感是怎样的？
加藤嘉一：我们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中华文明始终抱着一种崇敬的态度。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对中国也抱有愧疚的感情，我本人就有。有些政府官员，碍于面子，碍于西方的态度，不会承认得这么痛快。但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不会像西方的观察者一样，抱着傲慢与偏见的态度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你经常就一些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也表达过一些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观点；但你在媒体上，包括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以及民众当中，都很受欢迎，你是怎么做到的？
加藤嘉一：这有赖于表达的艺术。我的表达方式一向是温和的、中庸的、辩证的。（随手在纸巾上画出一个田字格）我能表达的空间只有正中间这一点，而我要考虑的有4个方面：首先，我是日本人，日本的利益，不能违背；其次是中国的国情，我考虑到日本立场的同时，一定也会提到中方的立场是怎样，怎么寻找共同点；再次是决策层，只有对决策层有说服力，我的话才有建设性；最后是中国民众，要面向他们，让他们容易接受。
在中国的我，只是观察者，而不是传播者。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个“80后”，你怎么看中日两国的同龄人？
加藤嘉一：日本“80后”的生活自理能力强一些，因为经常打工。而中国学生的爆发力很强，思维很活跃，这一点我很欣赏。其实现在日本和中国的“80后”都面临着一些同样的困境和焦虑，比如工作、对象、房子，这些都是由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决定的，都很正常，社会不该对他们过多指责。
中国有个“80后”作家韩寒，我们俩虽然没有见过面，但经常被拿来比较。韩寒是一位我很尊敬的作家，也是我反观中国的一面镜子。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评价自己？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像“80后”的“80后”。
加藤嘉一：（笑）我自己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完整的体系。总体目标是：做与众不同的人。中立、自立、独立是战略，理智、中庸、辩证是战术。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在中国“走基层”
8年前，作为一名日本公派留学生，加藤嘉一从东京来到北京，当时正值非典高峰。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把“北京大学”4个字写在纸上，交给出租车司机，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活。
“我要感谢人民日报，他是我学中文的好老师。”加藤笑着冲记者眨眼，“刚来北大时，每天下午跟传达室的大哥借人民日报，然后翻着字典，把报纸上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背下来。”
如今，加藤已经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念完了本科和硕士，口语流利，可以用日、中、英三种语言担任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但加藤的要求是不仅能说，还希望说出来的话有分量。“刚来就靠喝酒——干了！”加藤对记者做了个一饮而尽的动作，“就这样来跟别人套近乎，打开话匣子。”“现在争取到了一点话语权，就要帮老百姓说话。”
“老百姓”3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并不令人觉得诧异。加藤在中国旅游时，发现一个旅游团时间安排不合理，游客根本来不及游玩，他义不容辞地给主管部门打电话。在南方的大学举办讲座，加藤曾发自肺腑地对设宴款待他的无锡官员说：“无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交通状况很好，不需要建地铁。”也不管会不会闹得满席尴尬。加藤还去贵州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有些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我喜欢跟农民交谈，中国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正是这些农民。”
说到这里，加藤睁大了眼睛：“我其实很想在中国当个村官，如果有这样的实习或就业机会，我非常愿意！”加藤称自己是“贫二代、农三代”，因此一直对基层群体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心。这无关国籍，而与他的“个人史”有关。
跑一场名为“人生”的马拉松
1984年4月，加藤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旅游胜地伊豆。3岁时曾遭遇车祸，昏迷了两周才醒过来，恢复则花了半年。“也算曾命悬一线，所以现在对生死看得很淡。要把握当下，抓紧每时每刻去积累。”
加藤遗传了当运动员的父亲的体魄，上小学一年级时身高就有1米5，在合影照片里总是最显眼的那个。“因为个子高，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人，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希望突出自己。有时别人说往东，我就偏向西，内心里有种叛逆，甚至有时被看作‘异类’，我都已经习惯了。”
在父亲的训练下，14岁的加藤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柔道运动员，之后又改练田径，曾获全国大赛第四名。但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而受伤，加藤只好忍痛割爱，就此放弃了比赛。不过，跑步却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他仍坚持早上4点半起床，然后跑步1小时。他告诉记者：“跑步时大脑一片空白，但有时会突然冒出灵感。我是在跑一场名为‘人生’的马拉松。”
但是，这个飞奔的阳光少年也经历过一段极灰暗的时光，“曾经憎恨过社会，怨恨自己不能拥有别人享有的安宁。”加藤上中学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为了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出门送报，再骑车15公里去上学，不管风雪还是劳累，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为了让父母全心去挣钱，念高二的他甚至独自与向父亲逼债的黑道谈判。每次谈判，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但下一次，他还是会走进梦魇般的谈判场，高中生加藤把自己看成一个能担当的男人，没有退缩的余地。
背负着如此多的重担，有时甚至到了心力交瘁的边缘，加藤排解压力的渠道之一就是疯狂学习，因为“念书比谈判容易多了”。高中毕业，加藤考上了日本最好的东京大学。他将这归功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虽然家里穷，但我和弟弟妹妹都有书念。”他一直对父母抱有一颗感恩的心。走进大学后，他不想让父母承担高昂的学费，选择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公费留学项目，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大学。
“生活是有种延续性的。”加藤喜欢这么说：“现在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我感谢曾经的‘个人史’，成就了现在的加藤。”
“纠结”的人
现在的加藤在某种程度上从草根变成了精英，他拥有名校背景、高涨的人气和有分量的话语权。
在中国，他在诸多媒体露面，写专栏或接受采访——就高铁事故深思，就地沟油现象谴责，就中日摩擦发言。他拥有一大批“粉丝”，其中以大学生居多。“我最喜欢去高校讲座，跟大学生交流，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有很多共同话题，我可以发问，也可以被他们反驳，我享受这种相互碰撞的感觉。”
有时，加藤更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语气虽不咄咄逼人，但表达观点清晰有力。说到“坚定的立场”时，他会握紧拳头；说“你看”时，会向记者摊开手掌。他曾经将奥巴马称为“同类人”，但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正在为从政做准备时，他说：“这不是我唯一的方向，只是一种可能。虽然很多长辈都觉得我应该走政治这条路。”
在镁光灯下频频亮相的加藤，称自己“是个内向的人”。“我喜欢跑步、看书、旅游，这些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活动。我喜欢自己独处的状态。”他最喜欢读的是哲学书，尤其是古典哲学，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
加藤也是感性的。他在专栏里写道：“在一片水田上，我看到了无数发亮的萤火虫。我很受感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静静地听着这些萤火虫飞翔的声音，看着它们萤火闪烁的样子，直到它们消失……”
听记者说起这一段时，加藤微微地笑了：“只身来到中国的第一夜，我就掉下了眼泪。想妈妈了。” “之后的一些夜晚，有时醒来，发现枕头上也是濡湿的一片。妈妈从小教育我，男孩子的眼泪不要给别人看。”加藤还跟记者分享了他妈妈的另一句“名言”：“吃饭只吃六分饱。”这被加藤贯彻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中——求知若渴，虚心若愚。“永远保持一个饥渴的状态，对世界的未知充满渴望。”
加藤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足够好”，他对自己有种近乎完美主义的要求，唯一没有要求的就是饮食。“我永远在家门口吃8块钱的鸡蛋面或炒饭。有时刚写完稿子，会多奖励自己一个1块钱的卤蛋。”他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加藤现在每个月要写25篇专栏文章，每篇2500字，他太忙了，忙到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赚了多少稿费。
精明、冲动；感性、理性；理想、现实，哪一个是真实的他呢？加藤笑称：“都是吧，我就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
“我显然不是间谍”
加藤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往返一次，“有两件主要的公务：一件是推进日本的灾后重建，另一件就是推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他这次回日本是为了在庆应大学的讲课，主要内容是中国问题与东亚的国际关系。此外，他还要参加一个演讲，主题是“年轻人推动下的中日关系”。日本教育部、外务省和财务省的官员也都与加藤保持着联系，他们常就一些中国问题倾听加藤的意见。
“所以就这样，中国—日本，日本—中国地飞来飞去，成了常态。”他用手指来回画着弧线。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中国待了8年，你对中国印象如何？
加藤嘉一：中国正处在一个想知道外国人对她的看法的阶段，一个比较包容的阶段。而我正是一个想了解中国，并乐于见到她往越来越好、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的外国人。中国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错，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要面子，以至于现在做什么不像什么。机场不像机场，农村不像农村，高校不像高校。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你对了解中国社会的热情为何这么高涨，猜测你是间谍，你对此有何回应？
加藤嘉一：这些人首先要搞清楚间谍的概念。间谍是利用不正当的秘密手段，获得政府机密，以金钱为目的的人。而我的一切行为都是透明、正当的，了解中国也不是为了赚钱。我显然不是间谍。
但我并不害怕被他们误解，他们的攻击也伤害不到我，我只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反观中国的“愤青”。我是抱着一种学习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每天都在积累，每天都“在路上”。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日本人对中国的真实情感是怎样的？
加藤嘉一：我们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中华文明始终抱着一种崇敬的态度。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对中国也抱有愧疚的感情，我本人就有。有些政府官员，碍于面子，碍于西方的态度，不会承认得这么痛快。但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不会像西方的观察者一样，抱着傲慢与偏见的态度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你经常就一些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也表达过一些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观点；但你在媒体上，包括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以及民众当中，都很受欢迎，你是怎么做到的？
加藤嘉一：这有赖于表达的艺术。我的表达方式一向是温和的、中庸的、辩证的。（随手在纸巾上画出一个田字格）我能表达的空间只有正中间这一点，而我要考虑的有4个方面：首先，我是日本人，日本的利益，不能违背；其次是中国的国情，我考虑到日本立场的同时，一定也会提到中方的立场是怎样，怎么寻找共同点；再次是决策层，只有对决策层有说服力，我的话才有建设性；最后是中国民众，要面向他们，让他们容易接受。
在中国的我，只是观察者，而不是传播者。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个“80后”，你怎么看中日两国的同龄人？
加藤嘉一：日本“80后”的生活自理能力强一些，因为经常打工。而中国学生的爆发力很强，思维很活跃，这一点我很欣赏。其实现在日本和中国的“80后”都面临着一些同样的困境和焦虑，比如工作、对象、房子，这些都是由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决定的，都很正常，社会不该对他们过多指责。
中国有个“80后”作家韩寒，我们俩虽然没有见过面，但经常被拿来比较。韩寒是一位我很尊敬的作家，也是我反观中国的一面镜子。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评价自己？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像“80后”的“80后”。
加藤嘉一：（笑）我自己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完整的体系。总体目标是：做与众不同的人。中立、自立、独立是战略，理智、中庸、辩证是战术。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