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久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小说会给人带来什么？为什么二三十年，可能更久，甚至一生，我们都乐此不疲地写它呢？
　　 有人说为了倾诉。也有人说为了让更多的人爱自己。我在年轻时，也曾这么想过。每每文章变成铅字时，感觉自己的心事有了更多的读者，得意之情油然而生。
　　 后来，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觉得写小说，其实是想了解更复杂的社会，理解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我们平时忽视了的人，或者与我们熟悉的生活可能两样的人。比如我这篇小说中的“丈夫”。
　　 疾病，对病人来说，他们身心的痛苦，顯而易见。我们的许多小说都写了。那么照顾病人的人呢？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从侧面说的是照顾病人的辛劳，是对照顾父母的儿女的一种理解。人随着年纪增大，各种器官衰老，疾病也接踵而来，把照顾病人的事全放在儿女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们要上班，要带孩子。那么，共同生活的老伴，就首当其冲，担当起了照顾病人的重任。一般传统观念中，丈夫得病，妻子照顾，大家都能理解，认为理所当然。那么丈夫照顾病中的妻子，他会怎么样呢？特别是一个还比较年轻的曾经事业有成的丈夫，面对病中的妻子，他会不会厌烦？会不会忽然想离家走神那么一会儿？会不会受到外界的各种诱惑，有一时的茫然或者放纵？机会来了，他们放飞自我，可能会遇到什么？他的内心的幽微我能不能准确地把握？
　　 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缘于我到一个亲戚家去，他的妻子得了一种病，不能说话，四肢也不能动，亲戚有事出去了一会儿，我守着病人。看到她嘴里有痰，我给擦了，发现仍没擦完，又擦，还是擦不完。当我明白这痰可能永远也擦不完时，我忽然对亲戚有了一种深切的理解。起初，听到他对病人说的话听不懂，产生不耐烦情绪时，我还怪他没耐心。可当我真正面对病人时，才发现时间过得好慢，才感觉每天要照顾一个不能自立的病人有多累。得抱着上厕所，上床。得给喂饭，得半夜起来帮她翻身，穿衣，还得一遍又一遍地猜她说出的那些你根本听不懂的语词。
　　 我想只有我们站在病人家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真正的懂他或她，可能人与人之间就多了份理解，多了份爱与宽容。
　　 这么一想，我很兴奋，于是有了这篇小说。
　　 每篇小说都有自己的命，我深以为然。我大多时写中篇小说。每每写一个中篇小说，总感觉要想好几天，要把气运足。感觉写中篇就像爬山，爬累了，就想休息一会儿。而在这休息会儿时，会忽然被头顶一片云，被旁边一朵花吸引，于是就想这或许可以写个短篇，算做片刻的调剂。
　　 写小说的人都知道，长篇比中篇好写，中篇比短篇好写。短篇，因为短，就更讲究技巧。它有时是一种情绪，是一种片断，有时可能就是一个意念，这个意念被我们巧妙地抓住了，小说也就成了七八分。
　　 最近我一直在重读汪曾祺的小说，总是被他小说的那种独特的味道迷醉。他笔下那种弥漫着烟火气的生活，让我爱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洗鸭掌的，炖小鸡的，做包子的，唱小曲的，做草绳的，打草帽的，做炮仗的，还有那些银匠车匠……原来生活是如此的有味道，人生是如此繁茂，我们的作家当是这些世态和风情的采摘者。
　　 我初写小说时，把小说看得高大上，极尽修饰刻意之能事，到了一定的阅历才知道，好小说其实妙在返璞归真，妙在“小”。这“小”，在我理解就是形态各异的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老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就看你如何以故为新，如何看，如何捞网捕捉，如何留住过眼烟云，如何有心中的佛，花上的天堂。”他最关心的是他熟悉的那些小人物平时吃什么和想什么。文学的特性恰恰就在于这些对人情、心态的把握。
　　 他笔下那个敢于冲破各种羁绊，搞活了寺院生活，最后游历山河的尼姑，让我明白了写小说不能给自己制造一个人为的框架，尼姑也罢，军人也罢，剖开他们身份的外衣，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普通人;那个为了给父亲治病委身父子两代人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在一次求爱被拒绝后，忽然失声痛哭，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这篇小说原来就好在这一哭;侉奶奶生前日子过得很苦，一天三顿喝的全是粥。她家有八棵榆树，别人出多高的价她也不卖。“在她安葬后，榆树的生意自然谈妥了。 ”这句话读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如果把这些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东西叫火种，那么，我希望我的小说多一些这样出人意料、让人心灵为之一颤的火种。
　　 汪老给家人的书信中多次都有这样的意思：你了解一下咱们乡里某人有什么爱好，他有什么特点，然后写信告诉我。让我忽然悟出他小说写的好的奥秘来。
　　 回头再说我看到的亲戚照顾妻子的事，如果我没有给她擦痰，没有跟她说半天话，却无法得到任何回应的无措，也许我就写不出这篇小说。
　　 好小说，从哪里来？从生活中来。从我们的眼睛中来。当然，更是我们对世界那种贴肤的感觉中来。汪老在一篇小说中写道：一天已经过去了。不管用甚么语气把这句话说出来，反正这一天从此不会再有。那么，为了抓住这一天，我们写作的意义也就彰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