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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十分重视政权的廉政建设，通过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坚决打击腐败分子、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实施干部供给政策、进行廉洁宣传教育等多种举措，使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为清正廉洁的人民政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对于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
陕甘边根据地；廉政建设；刘志丹；习仲勋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22-03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的红色区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习仲勋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边区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党必须廉洁奉公，绝对不允许腐败。党的一大党纲曾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1]1926年8月，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然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26号训令，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对贪污和浪费行为的惩治办法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3]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意纯洁自身队伍，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将廉政建设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对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廉政建设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红色政权的生死存亡。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时刻不忘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行为，并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的廉洁的苏维埃政权。早在1928年渭华起义时，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在其布告中就说道：“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4]刘志丹在给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授课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当前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反贪污腐败、反苛捐杂税”。[5]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心中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打倒一切贪官污吏，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人人都能过上好光景的廉洁、民主、富裕的革命政权。那么，廉政建设自然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还将廉政建设与人心向背、政权存亡联系在一起。据蔡子伟回忆：“刘志丹领导我们闹革命，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征粮纳税摊派。而且还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在武装斗争中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的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由农民看管，以备红军到时吃用。红军走到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有利军民关系。’”[6]习仲勋也再三强调：“我们苏区，决不允许有一个贪官。”[7]1934年11月，边区政府在南梁成立后，刘志丹进一步告诫大家：“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8]正是基于根据地领导人对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边区政府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9]
（一）加强廉政制度建设。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对红军不了解，躲避红军。为此，习仲勋明确要求：“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10]这样一来，群众逐渐对红军留下了好印象。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陕甘边根据地在军队内部也建立了保证官兵廉洁的制度。红二十六军制定的《暂行条令十八条》，在廉政建设方面规定：“缴获胜利品不交公者，视其情节轻重判劳役或死刑。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5元以上者就开除党籍，贪污5元以下者就开除军籍。”[11]陕甘边区还规定军队打胜仗后的战利品和群众的慰劳品分配，是要经过开士兵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首长不能说了算。[12]后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陕甘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边区分会还颁布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进一步规定：“凡在斗争中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治罪如下：（甲）价值在20元以上者处死刑。（乙）价值在20元以下者斟酌情形轻重处以徒刑或苦役……凡在斗争中未奉命令私自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财物者罚苦役3月。”[13]陕甘边根据地的这些法规条文，规范了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严明了党政军纪，保证了红军战士和领导干部为政清廉，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二）坚决打击贪腐分子。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政权对脱离群众、谋求个人私欲、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绝不姑息迁就，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利用重典打击贪腐分子。刘志丹带领队伍在正宁县一带活动时，部队的一个马夫拿了群众的一条毛线腰带，抓了一只鸡。刘志丹知道后，召开了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并结合他过去一再违反纪律的不良表现，经讨论决定立即予以枪决。[14]边区政府的领导干部犯了纪律，也要施以相应的处分。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土地委员长张步清，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还雇了几个雇工帮忙，引起群众不满。刘志丹、习仲勋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张步清党内一切职务，念其有悔过之心，再三请求保留其党籍，党委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没收其开垦的一切荒地，并处劳教两个月的处罚。苏区老百姓听到消息后都奔走相告，纷纷称赞说：“刘志丹、习仲勋，个个是清官，走到哪里，哪里晴了天！”[15]由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对于领导干部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基本被杜绝，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三）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都是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典范。刘志丹和习仲勋在一次考察途中，走进了张大伯老两口的家中。张大娘要杀鸡招待他们，刘志丹坚决不让，但拗不过张大娘和周围群众的一片心意。饭后，刘、习心里觉得不安，就趁大伯两口子不注意时，压了两块银元在他们被褥底下。[16]1934年，国民党抄了刘志丹的家，一家老小流落在山沟，习仲勋要派人去接，刘志丹知道后说：“我们现在很困难，带家属不好，不要起这个头。”由于国民党持续搜捕和追杀，政府坚持派人把他的家人接到南梁。为了不使家人给政府增加负担，刘志丹让妻子到被服厂做工，并叮咛：“咱们不能给红军增加负担，你要多做活。”[17]这看似平常的琐事，却反映了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严格自律的高尚道德情操。除此以外，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还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1934年十月革命节，南梁苏维埃政府要举行阅兵式，大家计划着要修个阅兵台。刘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18]结果只花了一点钱，这无疑表明了边区政府努力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和意志。
（四）实施干部供给制度。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为渡过难关，陕甘边区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当时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为了减轻群众负担，边区政府还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干部供给制度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在极端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实施的特殊制度，不仅对当时边区政府减轻群众负担、度过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形成风清气正的廉洁氛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加强廉政宣传教育。革命政权建立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加强干部教育，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1934年10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11月，又扩展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来自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先后开办三期，共有200多名红军干部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学校在讲授军事、政治课的同时，还进行思想教育。一是加强革命理想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要认清革命前途，懂得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二是进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教育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工作中，应该廉洁奉公、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大力提倡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通过学习教育，较好地纠正了干部自身存在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一）制度建设是基础。廉政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础性措施，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正是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并不折不扣地执行，才有效地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打造了风清气正的廉洁政府。有了制度，关键还在于执行。依据既有法规，边区政府对各种贪赃枉法之徒，进行了严厉打击，甚至不惜使用重典，确保了廉政建设的成果。正如习仲勋所说：贪污十元以上者就要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19]当前，正处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又要严格执法，对腐败分子真正形成震慑，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二）关键少数是重点。一方面，要严格管理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负责干部的违纪行为，陕甘边根据地才形成了清明的政治风气。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党要管全党，治全党，重点就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的表率，因此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使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更多，更需要把为民、务实、清廉写在领导干部的旗帜上，真正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三）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政权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就多次强调思想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经常性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确了目标和理想，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党员干部受到的各种信息冲击更多，更易产生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危险。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党员干部内心筑起抵御诱惑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四）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陕甘边根据地惩治的违纪分子，基本上都是由人民群众举报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防腐的事业中来，才能让腐败行为无处藏身。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面对那些隐藏很深的贪污腐化分子，单靠有关职能部门的单打独斗还远远不够，必须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人民监督权力，让群众监督官员，并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制度化、合法化、常态化。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
[2][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史论[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55.267-268.
[4][5][6]刘志丹文集[M].人民出版社，2012：16.29.83.
[7][11][12][14][15][17]中共庆阳市委，中共甘肃省纪委宣教室编.红色南梁廉政丰碑[Z].2011：216.178.179.178-179.215-216.181.
[8][18]习仲勋.难忘的教诲[N].人民日报，1993-10-24.
[9]习仲勋传（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82.
[10]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Z].1992：210.
[13]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册）[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289-290.
[16]白黎.刘志丹传[M].解放军出版社，1994：324.
[19]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科员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十分重视政权的廉政建设，通过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坚决打击腐败分子、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实施干部供给政策、进行廉洁宣传教育等多种举措，使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为清正廉洁的人民政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对于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
陕甘边根据地；廉政建设；刘志丹；习仲勋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1-0022-03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的红色区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习仲勋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边区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党必须廉洁奉公，绝对不允许腐败。党的一大党纲曾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1]1926年8月，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然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26号训令，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对贪污和浪费行为的惩治办法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3]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意纯洁自身队伍，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将廉政建设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对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廉政建设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红色政权的生死存亡。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时刻不忘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行为，并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的廉洁的苏维埃政权。早在1928年渭华起义时，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在其布告中就说道：“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4]刘志丹在给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授课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当前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反贪污腐败、反苛捐杂税”。[5]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心中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打倒一切贪官污吏，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人人都能过上好光景的廉洁、民主、富裕的革命政权。那么，廉政建设自然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还将廉政建设与人心向背、政权存亡联系在一起。据蔡子伟回忆：“刘志丹领导我们闹革命，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征粮纳税摊派。而且还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在武装斗争中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的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由农民看管，以备红军到时吃用。红军走到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有利军民关系。’”[6]习仲勋也再三强调：“我们苏区，决不允许有一个贪官。”[7]1934年11月，边区政府在南梁成立后，刘志丹进一步告诫大家：“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8]正是基于根据地领导人对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边区政府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9]
（一）加强廉政制度建设。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对红军不了解，躲避红军。为此，习仲勋明确要求：“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10]这样一来，群众逐渐对红军留下了好印象。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陕甘边根据地在军队内部也建立了保证官兵廉洁的制度。红二十六军制定的《暂行条令十八条》，在廉政建设方面规定：“缴获胜利品不交公者，视其情节轻重判劳役或死刑。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5元以上者就开除党籍，贪污5元以下者就开除军籍。”[11]陕甘边区还规定军队打胜仗后的战利品和群众的慰劳品分配，是要经过开士兵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首长不能说了算。[12]后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陕甘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边区分会还颁布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进一步规定：“凡在斗争中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治罪如下：（甲）价值在20元以上者处死刑。（乙）价值在20元以下者斟酌情形轻重处以徒刑或苦役……凡在斗争中未奉命令私自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财物者罚苦役3月。”[13]陕甘边根据地的这些法规条文，规范了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严明了党政军纪，保证了红军战士和领导干部为政清廉，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二）坚决打击贪腐分子。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政权对脱离群众、谋求个人私欲、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绝不姑息迁就，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利用重典打击贪腐分子。刘志丹带领队伍在正宁县一带活动时，部队的一个马夫拿了群众的一条毛线腰带，抓了一只鸡。刘志丹知道后，召开了全体军人公审大会，宣布了这个马夫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并结合他过去一再违反纪律的不良表现，经讨论决定立即予以枪决。[14]边区政府的领导干部犯了纪律，也要施以相应的处分。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土地委员长张步清，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还雇了几个雇工帮忙，引起群众不满。刘志丹、习仲勋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张步清党内一切职务，念其有悔过之心，再三请求保留其党籍，党委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没收其开垦的一切荒地，并处劳教两个月的处罚。苏区老百姓听到消息后都奔走相告，纷纷称赞说：“刘志丹、习仲勋，个个是清官，走到哪里，哪里晴了天！”[15]由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对于领导干部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基本被杜绝，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三）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都是严以律己、清正廉洁的典范。刘志丹和习仲勋在一次考察途中，走进了张大伯老两口的家中。张大娘要杀鸡招待他们，刘志丹坚决不让，但拗不过张大娘和周围群众的一片心意。饭后，刘、习心里觉得不安，就趁大伯两口子不注意时，压了两块银元在他们被褥底下。[16]1934年，国民党抄了刘志丹的家，一家老小流落在山沟，习仲勋要派人去接，刘志丹知道后说：“我们现在很困难，带家属不好，不要起这个头。”由于国民党持续搜捕和追杀，政府坚持派人把他的家人接到南梁。为了不使家人给政府增加负担，刘志丹让妻子到被服厂做工，并叮咛：“咱们不能给红军增加负担，你要多做活。”[17]这看似平常的琐事，却反映了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严格自律的高尚道德情操。除此以外，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还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1934年十月革命节，南梁苏维埃政府要举行阅兵式，大家计划着要修个阅兵台。刘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18]结果只花了一点钱，这无疑表明了边区政府努力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和意志。
（四）实施干部供给制度。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为渡过难关，陕甘边区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当时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为了减轻群众负担，边区政府还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干部供给制度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在极端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实施的特殊制度，不仅对当时边区政府减轻群众负担、度过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形成风清气正的廉洁氛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加强廉政宣传教育。革命政权建立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加强干部教育，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1934年10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11月，又扩展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来自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先后开办三期，共有200多名红军干部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学校在讲授军事、政治课的同时，还进行思想教育。一是加强革命理想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要认清革命前途，懂得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二是进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教育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工作中，应该廉洁奉公、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大力提倡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通过学习教育，较好地纠正了干部自身存在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一）制度建设是基础。廉政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础性措施，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正是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并不折不扣地执行，才有效地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打造了风清气正的廉洁政府。有了制度，关键还在于执行。依据既有法规，边区政府对各种贪赃枉法之徒，进行了严厉打击，甚至不惜使用重典，确保了廉政建设的成果。正如习仲勋所说：贪污十元以上者就要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19]当前，正处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又要严格执法，对腐败分子真正形成震慑，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二）关键少数是重点。一方面，要严格管理领导干部。正是因为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负责干部的违纪行为，陕甘边根据地才形成了清明的政治风气。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党要管全党，治全党，重点就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的表率，因此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使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更多，更需要把为民、务实、清廉写在领导干部的旗帜上，真正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三）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是政权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就多次强调思想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经常性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确了目标和理想，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党员干部受到的各种信息冲击更多，更易产生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危险。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党员干部内心筑起抵御诱惑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四）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陕甘边根据地惩治的违纪分子，基本上都是由人民群众举报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防腐的事业中来，才能让腐败行为无处藏身。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面对那些隐藏很深的贪污腐化分子，单靠有关职能部门的单打独斗还远远不够，必须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人民监督权力，让群众监督官员，并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制度化、合法化、常态化。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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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习仲勋.难忘的教诲[N].人民日报，1993-10-24.
[9]习仲勋传（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82.
[10]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Z].1992：210.
[13]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册）[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289-290.
[16]白黎.刘志丹传[M].解放军出版社，1994：324.
[19]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