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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史视野，康乾盛世，封建社会末期，批判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1-0069-04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以“康乾盛世”研究及评价为例，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对此的研究就必须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用全球史观进行研究、评价，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1662—1796年的134年间，中国处于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巩固，经济继续发展，人们称之为“康乾盛世”。但也有学者认为，“‘康乾盛世’的实际持续时间不到一百年”。“清代盛世的形成，应当从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算起。到乾隆后期，以和珅擅权为标志（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盛世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伴随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清朝的盛世宣告终结。”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中国曾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格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是如果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历史的视野下，我们就会发现“康乾盛世”实质已经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是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回光返照时期，这时的中国早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
17、18世纪，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什么？世界历史上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做了哪些事情？这是我们把所谓的“康乾盛世”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所必须了解的。
当时世界潮流是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已经从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桎梏中逐步解放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近代社会。
在西欧各国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清政府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雍正帝认为：“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④乾隆则表示欲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因此顽固地压制私人商业的发展。在国内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另外实行官商制度，盐茶官卖，手工业官营，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
邓小平曾经指出：“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期，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闭关自守、拒绝交流的政策。从1644年顺治皇帝建立全国统治开始，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曾有30多年的开禁）。1757年，乾隆皇帝将海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由官商“十三行”包办。闭关政策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开拓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妨碍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古老的中国停滞不前，故步自封，越来越落后。
17、18世纪，英美法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相对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而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军机处组织形式很特殊，没有官署，没有专门官员，没有属吏，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式的衙门，要绝对听命于皇帝。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出在于此矣”。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传播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强调“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潮流，猛烈冲击着封建专制统治和基督教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封建愚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和理性成为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康乾盛世”中的中国，教育上基本承袭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培养皇帝的忠顺奴仆。學校教育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书院被改造成为官办学校。清统治者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则，钻研儒家经典，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和大规模焚书毁书，从而禁锢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使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一潭死水。1670年，康熙帝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和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雍正又给这“十六条”做了注释发挥，称之为《圣谕广训》。它是宗法社会中，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训诫，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信条。康熙大力宣传趋于没落的宋明理学，钦制了《信古解》，纂修了《性理精义》《周易折中》，命儒臣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并传谕将朱熹升配孔庙，“序为十一哲”，明令朱熹所注四书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雍正帝有一段话将倡导儒学，尊崇理学的目的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在朱熹的著作里，充满了“忠君爱国之诚”“治万邦于衽席”和“内外为一家”的统治理论和经验。清政府把朱熹和宋明理学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钻进其布下的思想罗网。康熙的南书房大臣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概括了理学成为清代官方哲学后的社会风气：“世之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易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而攻之。”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为最甚，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从康熙至乾隆，仅见文字记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之多。1713年，康熙帝亲自处理《南山集》案，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至还将有文字牵连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且牵连众多。文字狱在雍正、乾隆时期遍布全国，登峰造极，仅1741-1788年40余年间，就有文字狱53起。连绵不断的冤狱，使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遭到杀身灭族之祸，于是知识分子埋头于故纸堆中，繁琐的考据之学盛行，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自掘坟墓是乾隆》这篇文章中说，清朝灭亡的原因，“有外因，有内因;而在我看來，其内因之始即肇于乾隆的文字狱。也就是说，当‘乾隆爷’用文字狱来屠灭书生们的意气时，大清王朝的丧钟也就悄然响起了。”
乾隆焚书，是从大规模征集遗书，纂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开始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正式下令焚书，持续了近二十年。总共烧毁了多少书？销毁了多少版片？当时没有精确统计，后世也无法考查清楚。近人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估计，“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郭伯恭认为《四库全书》开馆的十多年中，被销毁书的总数至少在十万部左右（大量是复本），册数就无法计算了。这个数字如可信，销毁书的总数是《四库全书》著录与存目总数的十倍。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焚书的同时，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全书35卷出齐（包括图片11卷）。百科全书派尖锐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恩格斯高度评价了百科全书派，认为他们“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而乾隆时期的焚书烈火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焚书使14～17世纪的建州历史几乎成为空白，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造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更加暴露这个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世的统治者残暴、腐朽和虚弱的本质。
对于自然科学，尽管受到康熙注重和提倡，但是，在其统治期间，自然科学并无崇高的政治地位，即使有少数科学家出现，并没有建立一支科学技术队伍。雍正、乾隆对自然科学既无兴趣，亦无天赋，他们对西方的发展一无所知，闭目塞听。当时，英国派马戛尔尼到中国商讨通商事宜，马戛尔尼来华携带的礼品，是根据英王威廉三世的决定，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乾隆帝以新启迪的物品，例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各种类型的武器，还有赫歇尔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布料等，这些礼品反映了当时英国国力和科学、生产技术发展的水平。这些礼品被乾隆帝作为贡品放到库房里，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此后，马戛尔尼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遭到拒绝，当然，乾隆帝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打了快两年，1842年5月1日，道光帝突然发现，自己对面前的敌手一无所知，立即下了一道谕旨：“着奕经等详细询以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其实，南怀仁为康熙帝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和马戛尔尼送来的地球仪，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清朝统治集团对敌情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清朝的腐败从康乾盛世已经开始暴露。官场中，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帝的儿子们“受贿鬻官”，向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财产”，“占夺田园人畜”，“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到嘉庆时期，卖官鬻爵的收入总计1.2亿两白银。康熙后期，诸王夺嫡争储，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形同仇敌。“议罪银”是乾隆对官员与下属的额外盘剥，凡是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有渎职行为，或皇帝认为有过错，甚至根本无错而皇帝认为应当向他需索，这些官员便向皇帝自行议罪，交纳罚银或赎罪的银两，以换取宽恕或豁免。这种荒唐的自行议罪银每年都有好几起，少则三万两，多则二十万两，这批银两直接交内务府广储司库，收归皇家的私囊。乾隆多次南巡和东巡，向沿途各省官员和商民大肆勒索。回到京师后，乾隆亲自处理这些财物，交内务府，由皇室享用。同时，每遇皇帝或皇太后寿辰，还要进行摊派和勒索，称之为“报效”银两，大小官员、各省商民人等，无一例外，均需交纳。乾隆80岁寿辰，拟办万寿庆典经费银114万多两，主要由官员、商人等交纳。在“无官不贪”的清代，官员们精于生财之道，这些负担很快转嫁给老百姓。乾隆的勒索盘剥，手段之多，花样之繁，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乾隆中叶以后，清朝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官僚队伍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腐败局面。贪污数额巨大，动辄上万，甚至多至数十万。且呈集团腐败趋势，甘肃省官员串通一气，谎报灾情，贪污赈灾款项，结果仅被处死的贪官就达22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至于和珅，贪污所得更是不计其数，嘉庆帝说：“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高级官僚犯案增加，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商人日益破产，人民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康乾盛世”，实际上是“盛世”不盛。因为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是旧的，社会固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盛极必衰，离总崩溃的日子不远了。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事，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康乾盛世”结束后几十年，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反省，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从而紧紧地把握有利的国际环境，赢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1-0069-04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以“康乾盛世”研究及评价为例，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对此的研究就必须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用全球史观进行研究、评价，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1662—1796年的134年间，中国处于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巩固，经济继续发展，人们称之为“康乾盛世”。但也有学者认为，“‘康乾盛世’的实际持续时间不到一百年”。“清代盛世的形成，应当从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算起。到乾隆后期，以和珅擅权为标志（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盛世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伴随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清朝的盛世宣告终结。”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中国曾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格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是如果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历史的视野下，我们就会发现“康乾盛世”实质已经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是封建社会即将灭亡的回光返照时期，这时的中国早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
17、18世纪，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什么？世界历史上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做了哪些事情？这是我们把所谓的“康乾盛世”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所必须了解的。
当时世界潮流是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已经从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桎梏中逐步解放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近代社会。
在西欧各国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同时，清政府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雍正帝认为：“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④乾隆则表示欲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因此顽固地压制私人商业的发展。在国内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另外实行官商制度，盐茶官卖，手工业官营，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
邓小平曾经指出：“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期，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闭关自守、拒绝交流的政策。从1644年顺治皇帝建立全国统治开始，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其间曾有30多年的开禁）。1757年，乾隆皇帝将海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由官商“十三行”包办。闭关政策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开拓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妨碍了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古老的中国停滞不前，故步自封，越来越落后。
17、18世纪，英美法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相对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而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军机处组织形式很特殊，没有官署，没有专门官员，没有属吏，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式的衙门，要绝对听命于皇帝。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出在于此矣”。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传播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强调“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潮流，猛烈冲击着封建专制统治和基督教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封建愚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和理性成为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康乾盛世”中的中国，教育上基本承袭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培养皇帝的忠顺奴仆。學校教育带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书院被改造成为官办学校。清统治者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则，钻研儒家经典，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和大规模焚书毁书，从而禁锢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使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一潭死水。1670年，康熙帝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和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雍正又给这“十六条”做了注释发挥，称之为《圣谕广训》。它是宗法社会中，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训诫，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信条。康熙大力宣传趋于没落的宋明理学，钦制了《信古解》，纂修了《性理精义》《周易折中》，命儒臣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并传谕将朱熹升配孔庙，“序为十一哲”，明令朱熹所注四书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雍正帝有一段话将倡导儒学，尊崇理学的目的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在朱熹的著作里，充满了“忠君爱国之诚”“治万邦于衽席”和“内外为一家”的统治理论和经验。清政府把朱熹和宋明理学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钻进其布下的思想罗网。康熙的南书房大臣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概括了理学成为清代官方哲学后的社会风气：“世之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易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而攻之。”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为最甚，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从康熙至乾隆，仅见文字记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之多。1713年，康熙帝亲自处理《南山集》案，将年逾花甲的老翰林戴名世处死，甚至还将有文字牵连已经死去的方孝标开棺戮尸，且牵连众多。文字狱在雍正、乾隆时期遍布全国，登峰造极，仅1741-1788年40余年间，就有文字狱53起。连绵不断的冤狱，使整个知识界噤若寒蝉，“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遭到杀身灭族之祸，于是知识分子埋头于故纸堆中，繁琐的考据之学盛行，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自掘坟墓是乾隆》这篇文章中说，清朝灭亡的原因，“有外因，有内因;而在我看來，其内因之始即肇于乾隆的文字狱。也就是说，当‘乾隆爷’用文字狱来屠灭书生们的意气时，大清王朝的丧钟也就悄然响起了。”
乾隆焚书，是从大规模征集遗书，纂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开始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正式下令焚书，持续了近二十年。总共烧毁了多少书？销毁了多少版片？当时没有精确统计，后世也无法考查清楚。近人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来核对，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估计，“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郭伯恭认为《四库全书》开馆的十多年中，被销毁书的总数至少在十万部左右（大量是复本），册数就无法计算了。这个数字如可信，销毁书的总数是《四库全书》著录与存目总数的十倍。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焚书的同时，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全书35卷出齐（包括图片11卷）。百科全书派尖锐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恩格斯高度评价了百科全书派，认为他们“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而乾隆时期的焚书烈火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焚书使14～17世纪的建州历史几乎成为空白，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造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更加暴露这个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世的统治者残暴、腐朽和虚弱的本质。
对于自然科学，尽管受到康熙注重和提倡，但是，在其统治期间，自然科学并无崇高的政治地位，即使有少数科学家出现，并没有建立一支科学技术队伍。雍正、乾隆对自然科学既无兴趣，亦无天赋，他们对西方的发展一无所知，闭目塞听。当时，英国派马戛尔尼到中国商讨通商事宜，马戛尔尼来华携带的礼品，是根据英王威廉三世的决定，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乾隆帝以新启迪的物品，例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各种类型的武器，还有赫歇尔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布料等，这些礼品反映了当时英国国力和科学、生产技术发展的水平。这些礼品被乾隆帝作为贡品放到库房里，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此后，马戛尔尼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遭到拒绝，当然，乾隆帝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打了快两年，1842年5月1日，道光帝突然发现，自己对面前的敌手一无所知，立即下了一道谕旨：“着奕经等详细询以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其实，南怀仁为康熙帝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和马戛尔尼送来的地球仪，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清朝统治集团对敌情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清朝的腐败从康乾盛世已经开始暴露。官场中，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帝的儿子们“受贿鬻官”，向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财产”，“占夺田园人畜”，“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到嘉庆时期，卖官鬻爵的收入总计1.2亿两白银。康熙后期，诸王夺嫡争储，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形同仇敌。“议罪银”是乾隆对官员与下属的额外盘剥，凡是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有渎职行为，或皇帝认为有过错，甚至根本无错而皇帝认为应当向他需索，这些官员便向皇帝自行议罪，交纳罚银或赎罪的银两，以换取宽恕或豁免。这种荒唐的自行议罪银每年都有好几起，少则三万两，多则二十万两，这批银两直接交内务府广储司库，收归皇家的私囊。乾隆多次南巡和东巡，向沿途各省官员和商民大肆勒索。回到京师后，乾隆亲自处理这些财物，交内务府，由皇室享用。同时，每遇皇帝或皇太后寿辰，还要进行摊派和勒索，称之为“报效”银两，大小官员、各省商民人等，无一例外，均需交纳。乾隆80岁寿辰，拟办万寿庆典经费银114万多两，主要由官员、商人等交纳。在“无官不贪”的清代，官员们精于生财之道，这些负担很快转嫁给老百姓。乾隆的勒索盘剥，手段之多，花样之繁，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乾隆中叶以后，清朝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官僚队伍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腐败局面。贪污数额巨大，动辄上万，甚至多至数十万。且呈集团腐败趋势，甘肃省官员串通一气，谎报灾情，贪污赈灾款项，结果仅被处死的贪官就达22人。“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至于和珅，贪污所得更是不计其数，嘉庆帝说：“似此贪酷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高级官僚犯案增加，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商人日益破产，人民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康乾盛世”，实际上是“盛世”不盛。因为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是旧的，社会固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盛极必衰，离总崩溃的日子不远了。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事，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康乾盛世”结束后几十年，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反省，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从而紧紧地把握有利的国际环境，赢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