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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号学发展至今已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探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一书是符号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奠基性之作，他继承发展了索绪尔结构主义精髓，认为一个符号的价值体现在整个符号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的区别，整个符号系统就是每一个独立符号存在的前提。深入解读巴特符号学思想，对我们全面把握符号学的开端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罗兰·巴特；符号学；符号学语言观；二级意指系统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3）01-0083-05
一、引言
符号学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医学上的症候学，但是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未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符号学本体论的缺失曾经给该学科带来众多不便，即便如此，符号学的方法论仍在各门传统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里得到广泛运用，符号学又因此得到了无尽的扩张，有着符号渗透一切的盛气凌人之气势，但符号帝国的出现，没有给符号学带来学科具体化的裨益，反而使得符号学更加走向虚无。尽管如此，符号学作为21世纪的显学，仍日益得到不同学者的重视。
符号学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发展的构想，他指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两面心理实体，他给符号学界定了学科地位，并且把语言学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学，正是在符号学的框架和方法论指导下，从以前的附属学科跨入了独立学科之列，从而成为一门领先科学。逻辑学家皮尔斯，则从符号社会属性的角度规定了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他把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视为符号活动，并认为符号的本质是社会的。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当作符号，只要它被用以指称另一事物并赋予一定意义”[1]。符号学，虽然最早由语言学家提出，但是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家并没有把这一学科发扬光大，虽然之后的叶尔姆斯列夫作为索绪尔的直接继承人发展了语符理论，但是由于其理论过于抽象而并未得到应有的传播。符号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勃兴于法国并且迅速跨出国界，在美国、意大利、前苏联等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国际研究热潮。罗兰·巴特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以文化为研究范围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例如民谣学、人类学、叙事学、言谈分析、神话分析、艺术符号学、电影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巴特的符号学观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问题上，巴特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这是巴特受索绪尔影响，但同时又与索绪尔截然相反的理论出发点。第二，在应用方面，巴特以语言学为符号学的内核，把符号学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神话、服装、饮食等领域。第三，巴特从叶尔姆斯列夫体系中借鉴了二级意指系统，即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巴特利用二级符号系统理论进行语言学问题研究。
苏姗·桑塔格的《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以及克里斯蒂娃的《人怎样对文学说话》两篇论文都由李幼蒸所译，并附在其所译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之后。前者涉及的主要是巴特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后者则侧重于从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巴特的写作观。符号学对巴特来说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S/Z》、《符号帝国》等作品中，巴特将符号学方法运用于对政治语言、神话语言、时装语言等语言的分析之中，把符号学与语言学从内部联结到了一起。不仅如此，巴特还提出了与索绪尔相反的观点：即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他认为，符号学是具体负责话语中意义的那部分，这一观点也是《符号学原理》一书立论的基础。
二、巴特的符号学语言观
（一）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分支
巴特是符号学的最早拥护者之一，他把符号学与语言学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巴特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按照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论述方式，梳理出了符号学的四对概念：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系统、内涵/外延。巴特并没有仅仅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讨论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对立，而是将这一对立运用到了更广阔的符号学领域，习惯于断片式写作的巴特，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建立体系的愿望，“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语言学之外或之上导致了丰富的发展。我们将假定，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一般性范畴广泛存在于一切意指系统中。”[2]语言的社会本质决定着语言符号意义的产生是非自然的，这样一来语言的暴力、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巴特重视语言的物质基础，他在运用符号学方法对语言进行的研究中声明，自己所研究的并非言语活动本身，而是其物质载体，如书面服装语言、政治语言以及身体语言。
巴特几乎是照搬照抄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他与索绪尔思想的分歧，就是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符号学研究永远依赖的现实领域。把语言学定位在符号学之上是巴特理论的出发点，它直接影响了巴特后来的研究。比如，在《服装体系》中，巴特研究的是书面服装，服装整体上是一个符号系统，但巴特没有仅停留在符号学角度，而是将其放入语言学领域，对各种描述服装的文字进行了组合域和聚合域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某些理论进行了拓展和重构。
（二）符号二级意指系统
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音响形象，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所指是语言符号这一两面心理实体的另一面，即概念。巴特在索绪尔符号概念的基础上区分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这是从叶尔姆斯列夫那里得来的概念。在巴特看来，一切意指都包含了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R）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3]。直接意指就是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直接组合（ERC），也称第一系统。巴特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以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这个系统因是第一系统的引申，这样就存在着两个密切相联但又彼此脱离的意指系统。巴特又按照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系统（ERC）作为第二系统的能指成分，即（ERC） RC；第一系统作为第二系统的所指成分，即ER（ERC）。他指出，以天然语言的第一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将不断发展出一些第二意义系统，而且这种发展将逐渐涉及一门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神话是一个含蓄意指系统，即在神话系统内部包含着一个语言符号系统，这种双重意指作用使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事实上，《符号学原理》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所有的特殊意指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普遍化，他除了介绍索绪尔的理论，还借鉴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本维尼斯特、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理论或某些概念，较为系统地建构了自己的符号学大厦。在这种建构中，索绪尔及其语言学只是一个基础，而巴特的真正目标在于从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中发现语言学规律，找到语言的本质与特性。
（三）符号意义的多元性
“言语就是一种包含着更丰富精神性构思的时间，在其中‘思想’通过偶然出现的字词而逐渐形成和确立”[4]，巴特对符号学的探究以及对二级意指系统划分的目的，即探究符号是如何产生意义的，“符号学是关于形式如何产生意义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分离于背景的意义，研究目标是依据结构主义的同一计划在语言之外也重建意义系统的功能”[5]。这也是前期的巴特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自然语言中简单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且涉及到层次复杂的意指作用系统。从这个角度切入，巴特的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系统出发，但却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从而使符号系统成为一种元语言。
巴特认为，在语言中永远没有自由，唯一逃避权势的策略只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这种弄虚作假巴特称之为文学。巴特自己的创作正是对这种理论的实践，他极力将语言陌生化，使之尽可能摆脱传统的影响，不断地尝试去偏离语言结构，从而呈现出一种能指狂欢的局面。巴特同时也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他反对结构主义中对语义深层结构的推崇，反对一元的意义观，主张解构哲学的符号理论，彰显结构的开放性和意义的多元性。巴特经历了前期结构主义过渡到后结构主义的时期，其哲学观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似，巴特从符号和文本的关系角度出发，意在阐明意义的多元性和文本的开放性。在巴特的文本意义理论中，一个明显的新因素在于从解释学新思路分析了意义的多元性的成因，即认为在作品中不存在固定的意义，意义只不过是不同读者在能指的流动中做出的阐释与选择。
费斯克指出，“文本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自身当中，意义产生于文本与受众的互动。意义的产生式一种动态的行为，其中文本与受众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6]巴特的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这一对概念，可以帮助说明意义的实践性质这一问题。可读文本指能够让人阅读，但无法引人写作的文本，它不能使人领会到能指的欢欣和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可写文本指读者是文本的写作者，读者对文本的写作是不断的活动过程和游戏过程。换言之，可写文本赋予读者一种角色、一种功能、一种参与其中的权利，即读者以阅读的方式参与到文本的写作中，不断的阅读即不断的重写，因此读者便成为符号的生产者，而非符号的纯粹消费者，从而体味到能指的狂喜。巴特像当年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一样宣判了作者之死，从而读者才开始诞生，这意味着结束意义专制和垄断的时代的到来。这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有着极度的相似性，这赋予了读者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作者对意义的垄断，消解了权威和秩序，出现了众多读者的声音。巴特认为，“语言行为作用于两个层面，即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在直接意指上，语言既充当起意义的生产者，又是意义的监护人。”[7]而含蓄意指无法确定，这种含蓄一方面来自一个文本总是处在与其他文本的互涉关系之中，即互文性或文本间性；另一方面，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是符号主体的符号化行为，“符号的功能均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者，因为符号乃是对象性意义的承载者，通过它我们总是指向对象”[8]。
罗兰·巴特是符号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将符号学的分析思维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运用他在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并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是制造意义的系统，即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一种复制现实的样式，更主要的是把服装视为一种神话来传播。《流行体系》是巴特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服装进行的符号学分析，作为一种言辞，书写服装本身就已经存在着能指和所指的分离，而对书写服装的意义的探寻也就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是对在《符号学原理》中提到的语言/言语的延伸，更为巴特后来对语言结构暴力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这个方法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但在面对它的研究对象时，却在一开始就作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选择，这里谈的衣服，只是纸上的衣服，只是时装杂志中对服饰的文字描述，也只是时装论述的神话学分析。服饰、人、社会、社会的人这四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服饰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精神与物质产品，必然强烈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思想，所以服饰可被看作人类文化和精神思想的符号。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服饰符号是人类社会文化与精神思想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要对最基本的服饰符号语言进行分析与研究，更深入地认知和了解它为何是承载社会文化与精神思想的符号。《流行体系》代表巴特社会文化分析时期的终结，也代表着巴特符号学体系的完成。巴特的思想以不断的位移来进行自我超越，《流行体系》同时是其中重大周期的完成点和转折点，是理解巴特思想的一个重要契机。
《S/Z》被普遍认为是巴特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折点，《S/Z》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一部中篇小说《萨拉辛》的解读，也是巴特对符号学方法运用的极致。巴特将小说的原文分为561个片断，对于为什么分成561个，他曾回答说那是他母亲的生日。巴特的回答在于表明这种划分是随意的、无标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后结构主义倾向。而在另一方面，这561个断片的划分，以及巴特为了对其进行分类而提出的五种符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结构主义的味道。《S/Z》与他前期作品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处的“建构是为了更好的解构，为了寻求在文本的断裂之处所产生的张力，而不是对某种意义的寻求和对某种理论的建构”[9]。 因此，可以说《S/Z》既是结构主义的又是后结构主义的。巴特的成功之处在于把符号学带进入到了实践领域，“符号学实践是一种意义解读法，是一种理论层次上相当谦逊而解读层次上相当细致的实验”[10]。
三、结语
符号学思想是巴特理论大厦的半壁江山，他对代码的划分以及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探究，都源于其符号学思想。巴特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来源于索绪尔，其中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符号的任意性以及能指/所指的划分，是其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巴特又从叶尔姆斯列夫处借鉴了含蓄意指的概念，建立了符号的二级意指体系。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符号的创造，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语言符号系统就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文化的历史从符号学的角度可以视为各种符号和符号系统相互作用的轨迹。
参考文献：
[1] 贾中恒，朱亚军. Peirce的符号学三元观[J]. 外语研究，2002，（03）.
[2]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罗兰·巴特. 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 敖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历险[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Barthes， R. L′aventure Sémiologique[M]. Editions du Seuil， 1985.
[6]费斯克，许静译. 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罗兰·巴特. S/Z[[M].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林信华.社会符号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9]吴晓峰.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03，（04）.
[10]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罗 雪】
关键词：罗兰·巴特；符号学；符号学语言观；二级意指系统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3）01-0083-05
一、引言
符号学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医学上的症候学，但是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未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符号学本体论的缺失曾经给该学科带来众多不便，即便如此，符号学的方法论仍在各门传统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里得到广泛运用，符号学又因此得到了无尽的扩张，有着符号渗透一切的盛气凌人之气势，但符号帝国的出现，没有给符号学带来学科具体化的裨益，反而使得符号学更加走向虚无。尽管如此，符号学作为21世纪的显学，仍日益得到不同学者的重视。
符号学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发展的构想，他指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两面心理实体，他给符号学界定了学科地位，并且把语言学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学，正是在符号学的框架和方法论指导下，从以前的附属学科跨入了独立学科之列，从而成为一门领先科学。逻辑学家皮尔斯，则从符号社会属性的角度规定了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他把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视为符号活动，并认为符号的本质是社会的。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当作符号，只要它被用以指称另一事物并赋予一定意义”[1]。符号学，虽然最早由语言学家提出，但是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家并没有把这一学科发扬光大，虽然之后的叶尔姆斯列夫作为索绪尔的直接继承人发展了语符理论，但是由于其理论过于抽象而并未得到应有的传播。符号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勃兴于法国并且迅速跨出国界，在美国、意大利、前苏联等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国际研究热潮。罗兰·巴特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以文化为研究范围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例如民谣学、人类学、叙事学、言谈分析、神话分析、艺术符号学、电影符号学、建筑符号学等。巴特的符号学观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问题上，巴特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这是巴特受索绪尔影响，但同时又与索绪尔截然相反的理论出发点。第二，在应用方面，巴特以语言学为符号学的内核，把符号学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神话、服装、饮食等领域。第三，巴特从叶尔姆斯列夫体系中借鉴了二级意指系统，即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巴特利用二级符号系统理论进行语言学问题研究。
苏姗·桑塔格的《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以及克里斯蒂娃的《人怎样对文学说话》两篇论文都由李幼蒸所译，并附在其所译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之后。前者涉及的主要是巴特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后者则侧重于从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巴特的写作观。符号学对巴特来说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S/Z》、《符号帝国》等作品中，巴特将符号学方法运用于对政治语言、神话语言、时装语言等语言的分析之中，把符号学与语言学从内部联结到了一起。不仅如此，巴特还提出了与索绪尔相反的观点：即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他认为，符号学是具体负责话语中意义的那部分，这一观点也是《符号学原理》一书立论的基础。
二、巴特的符号学语言观
（一）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分支
巴特是符号学的最早拥护者之一，他把符号学与语言学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巴特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按照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论述方式，梳理出了符号学的四对概念：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系统、内涵/外延。巴特并没有仅仅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讨论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对立，而是将这一对立运用到了更广阔的符号学领域，习惯于断片式写作的巴特，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建立体系的愿望，“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语言学之外或之上导致了丰富的发展。我们将假定，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一般性范畴广泛存在于一切意指系统中。”[2]语言的社会本质决定着语言符号意义的产生是非自然的，这样一来语言的暴力、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巴特重视语言的物质基础，他在运用符号学方法对语言进行的研究中声明，自己所研究的并非言语活动本身，而是其物质载体，如书面服装语言、政治语言以及身体语言。
巴特几乎是照搬照抄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他与索绪尔思想的分歧，就是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符号学研究永远依赖的现实领域。把语言学定位在符号学之上是巴特理论的出发点，它直接影响了巴特后来的研究。比如，在《服装体系》中，巴特研究的是书面服装，服装整体上是一个符号系统，但巴特没有仅停留在符号学角度，而是将其放入语言学领域，对各种描述服装的文字进行了组合域和聚合域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某些理论进行了拓展和重构。
（二）符号二级意指系统
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音响形象，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所指是语言符号这一两面心理实体的另一面，即概念。巴特在索绪尔符号概念的基础上区分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这是从叶尔姆斯列夫那里得来的概念。在巴特看来，一切意指都包含了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R）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3]。直接意指就是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直接组合（ERC），也称第一系统。巴特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以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这个系统因是第一系统的引申，这样就存在着两个密切相联但又彼此脱离的意指系统。巴特又按照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系统（ERC）作为第二系统的能指成分，即（ERC） RC；第一系统作为第二系统的所指成分，即ER（ERC）。他指出，以天然语言的第一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将不断发展出一些第二意义系统，而且这种发展将逐渐涉及一门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神话是一个含蓄意指系统，即在神话系统内部包含着一个语言符号系统，这种双重意指作用使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事实上，《符号学原理》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所有的特殊意指系统的符号学分析普遍化，他除了介绍索绪尔的理论，还借鉴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本维尼斯特、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理论或某些概念，较为系统地建构了自己的符号学大厦。在这种建构中，索绪尔及其语言学只是一个基础，而巴特的真正目标在于从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中发现语言学规律，找到语言的本质与特性。
（三）符号意义的多元性
“言语就是一种包含着更丰富精神性构思的时间，在其中‘思想’通过偶然出现的字词而逐渐形成和确立”[4]，巴特对符号学的探究以及对二级意指系统划分的目的，即探究符号是如何产生意义的，“符号学是关于形式如何产生意义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分离于背景的意义，研究目标是依据结构主义的同一计划在语言之外也重建意义系统的功能”[5]。这也是前期的巴特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自然语言中简单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而且涉及到层次复杂的意指作用系统。从这个角度切入，巴特的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系统出发，但却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从而使符号系统成为一种元语言。
巴特认为，在语言中永远没有自由，唯一逃避权势的策略只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这种弄虚作假巴特称之为文学。巴特自己的创作正是对这种理论的实践，他极力将语言陌生化，使之尽可能摆脱传统的影响，不断地尝试去偏离语言结构，从而呈现出一种能指狂欢的局面。巴特同时也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他反对结构主义中对语义深层结构的推崇，反对一元的意义观，主张解构哲学的符号理论，彰显结构的开放性和意义的多元性。巴特经历了前期结构主义过渡到后结构主义的时期，其哲学观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似，巴特从符号和文本的关系角度出发，意在阐明意义的多元性和文本的开放性。在巴特的文本意义理论中，一个明显的新因素在于从解释学新思路分析了意义的多元性的成因，即认为在作品中不存在固定的意义，意义只不过是不同读者在能指的流动中做出的阐释与选择。
费斯克指出，“文本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自身当中，意义产生于文本与受众的互动。意义的产生式一种动态的行为，其中文本与受众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6]巴特的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这一对概念，可以帮助说明意义的实践性质这一问题。可读文本指能够让人阅读，但无法引人写作的文本，它不能使人领会到能指的欢欣和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可写文本指读者是文本的写作者，读者对文本的写作是不断的活动过程和游戏过程。换言之，可写文本赋予读者一种角色、一种功能、一种参与其中的权利，即读者以阅读的方式参与到文本的写作中，不断的阅读即不断的重写，因此读者便成为符号的生产者，而非符号的纯粹消费者，从而体味到能指的狂喜。巴特像当年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一样宣判了作者之死，从而读者才开始诞生，这意味着结束意义专制和垄断的时代的到来。这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有着极度的相似性，这赋予了读者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作者对意义的垄断，消解了权威和秩序，出现了众多读者的声音。巴特认为，“语言行为作用于两个层面，即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在直接意指上，语言既充当起意义的生产者，又是意义的监护人。”[7]而含蓄意指无法确定，这种含蓄一方面来自一个文本总是处在与其他文本的互涉关系之中，即互文性或文本间性；另一方面，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是符号主体的符号化行为，“符号的功能均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者，因为符号乃是对象性意义的承载者，通过它我们总是指向对象”[8]。
罗兰·巴特是符号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将符号学的分析思维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运用他在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并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是制造意义的系统，即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一种复制现实的样式，更主要的是把服装视为一种神话来传播。《流行体系》是巴特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服装进行的符号学分析，作为一种言辞，书写服装本身就已经存在着能指和所指的分离，而对书写服装的意义的探寻也就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不仅是对在《符号学原理》中提到的语言/言语的延伸，更为巴特后来对语言结构暴力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这个方法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但在面对它的研究对象时，却在一开始就作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选择，这里谈的衣服，只是纸上的衣服，只是时装杂志中对服饰的文字描述，也只是时装论述的神话学分析。服饰、人、社会、社会的人这四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服饰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精神与物质产品，必然强烈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思想，所以服饰可被看作人类文化和精神思想的符号。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服饰符号是人类社会文化与精神思想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要对最基本的服饰符号语言进行分析与研究，更深入地认知和了解它为何是承载社会文化与精神思想的符号。《流行体系》代表巴特社会文化分析时期的终结，也代表着巴特符号学体系的完成。巴特的思想以不断的位移来进行自我超越，《流行体系》同时是其中重大周期的完成点和转折点，是理解巴特思想的一个重要契机。
《S/Z》被普遍认为是巴特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折点，《S/Z》是巴特对巴尔扎克的一部中篇小说《萨拉辛》的解读，也是巴特对符号学方法运用的极致。巴特将小说的原文分为561个片断，对于为什么分成561个，他曾回答说那是他母亲的生日。巴特的回答在于表明这种划分是随意的、无标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后结构主义倾向。而在另一方面，这561个断片的划分，以及巴特为了对其进行分类而提出的五种符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结构主义的味道。《S/Z》与他前期作品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处的“建构是为了更好的解构，为了寻求在文本的断裂之处所产生的张力，而不是对某种意义的寻求和对某种理论的建构”[9]。 因此，可以说《S/Z》既是结构主义的又是后结构主义的。巴特的成功之处在于把符号学带进入到了实践领域，“符号学实践是一种意义解读法，是一种理论层次上相当谦逊而解读层次上相当细致的实验”[10]。
三、结语
符号学思想是巴特理论大厦的半壁江山，他对代码的划分以及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探究，都源于其符号学思想。巴特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来源于索绪尔，其中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符号的任意性以及能指/所指的划分，是其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巴特又从叶尔姆斯列夫处借鉴了含蓄意指的概念，建立了符号的二级意指体系。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符号的创造，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语言符号系统就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文化的历史从符号学的角度可以视为各种符号和符号系统相互作用的轨迹。
参考文献：
[1] 贾中恒，朱亚军. Peirce的符号学三元观[J]. 外语研究，2002，（03）.
[2]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罗兰·巴特. 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M]. 敖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历险[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Barthes， R. L′aventure Sémiologique[M]. Editions du Seuil， 1985.
[6]费斯克，许静译. 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罗兰·巴特. S/Z[[M].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林信华.社会符号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9]吴晓峰.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03，（04）.
[10]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