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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岑范先生，他坐在昏暗房间的昏暗角落里，腿上盖着薄绒毯子，身子陷入一把老式藤条椅。说话的时候，他嘴里吐出的白汽只需一秒便消散在空气中，那是上海最冷的时候。我坐在离他大约一米远的地方，落地灯辣辣地照着我的脸。照顾他的一位老哥们静静地听我们对话。
这是在去年的12月9日。他是电影《阿Q正传》和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导演，曾在我所属的电视栏目做嘉宾。我没想到，那一天，离他最后逝世只有一个半月。
在那之前，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有时我有事没事打一下他家里的电话，大概潜意识里觉得，那么有才华的人那么孤独，有些不公平。但他家的电话已好几个月没人接听了，直到一星期前我偶然拨通。
打完电话，我的耳朵疼了一刻钟。他小脑血管堵塞，听力下降，小腿发肿，大便失禁。电话里，他用焦急而标准的京腔对我说：“对不起，清您说响一点可以吗?”
我想，我还是去看看他吧。
2006年7月，我第一次去他家时，没想到80岁的他是个如此健谈的老头儿。他做过演员、编剧、导演，与京剧名家言菊朋、马连良相熟，给梅兰芳拍过舞台艺术的纪录电影，和刘琼、舒适在香港拍过剧情片。而最初，他只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中学生，偶然认识了导演朱石麟，后者成了他电影事业的领路人。
后来，朱石麟去香港拍片，带上了他。再后来，香港大影业公司要和他签7年的合同捧他做男主角，他却一心只想回刚刚解放的内地报效祖国，而祖国并没给他什么事业、生活上的承诺。临走，朱石麟找他吃晚饭，没想到聊到了早上三点。五点船要开，朱石麟撕了张自己的照片给他留念。这一别，就是十几年。1967年1月5日，香港《文汇报》转载了内地报纸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文章。导演朱石麟看完报纸，踉踉跄跄走了几步，一下倒地，就此去世。而那时，他的徒弟岑范正在“五七干校”舀大粪。
“我不戴手套。手套沾了粪，不就更留在上面了?当然开始也不觉得很能适应，完了以后，擦擦洗洗手就行了，也没什么，这些都适应过来了。”他这么一说，倒有了些苦中作乐的味道。“有一天通知我们去河边，说是有船西瓜。那有西瓜吃了。我们一排站着，从河边一直往上有个小坡，一排人站在那儿，我还记得呢。我的老大哥刘琼，在香港时一块的，他站在河边上，我就站在他旁边。那边把西瓜拿起来一个一个递过来，他接住后，再传给我。后来他看看我，一下扔过来，‘啪’，我接住了，就想起我们在香港一块打篮球的时候。打篮球时常常也是他传我接再传给旁边。我还有这个印象。”他们这批电影人后来组了个“古花篮球队”，拿过不少奖，还去台湾比赛。当然，那是他身体好的时候。
“我智商不高，情商更低。”他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接，“那个谁，要我片子里面打名字时给他一个画面，我拿他名字和其他两个人放一起占一个画面。这么小的事情我斤斤计较什么呢。”“没有，你这是单纯，你很有才华。”我想安慰他。“谢谢。”他像又想到了过去，“后来拍内参片，我是第一批。我们吃饭，一顿，有两块大排，两个鸡蛋，我一个人还吃不完，总要带回去给我母亲。那个待遇，可是和样板片剧组一样。”他笑了下，半带着骄傲。
之前他就好几次和我说到他的母亲。他关牛棚的时候，感情脆弱的母亲表现得如何镇静自若。“平常，我母亲在我要出外景时，她送我到弄堂口，看我上车以后，就掉泪了。那天她坐在那儿一点没什么，非常从容，非常安详。我就觉得，她比我懂得多，比我见得多，想得多。我太简单了。”又说到因为母亲的这次到来，带给他怎样的安慰。“你想我那时已经30多岁了，我母亲70多了。我见了我母亲，我母亲坐那儿不动，我过去搂着我母亲，就把脸贴到我母亲脸上。当时我就感觉，只有母亲是跟我亲、真对我好的。”他一直独身，“跟不是真心愿意在一块生活的人共同生活也是痛苦的。我母亲懂，她不是一般的人，没有逼我。”
那天，我也提起他爱的那个女人。“人很好。”“怎么个好法呢?”“心眼好。”然后，他不愿多说。但之前他曾告诉我，1951年9月6日回内地那天，她与她母亲一起为他送行，老太太亲手送了一把伞给他。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是他的“名言”。问他坚持什么，他说，始终一个人，自得其乐。“我省了多少事，省了多少操心，省了多少烦恼。我无牵无挂，生活过得很潇洒，很自如。”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半是骄傲，半是超脱。不知道为什么，我头脑里闪过的画面却是《红楼梦》的结尾：大雪中，身穿红袍的宝玉诀别亲人，慢慢走向天地尽头，越走越远……
“你看我还能帮你什么忙?”他侧过头来问我。那次我去找他，因为要做一档关于香港左翼电影的片子。他身体不好，但一个个名字从嘴里蹦出来，就像50多年前一样鲜活，他实在是太有故事。和他说话，你会感觉他其实需要好多好多的爱，需要倾听和倾诉，生活中有，但似乎不够；他诉说那些起起伏伏的往事，出奇地云淡风清，不了解的人也许还会认为他生性淡漠。了解越深，越可以感觉到他的挣扎，但初次见面，他只表现他的云淡风清。
我本来有个自私的想法，想和他合作写一本书，他说，我记，把他知道的掌故留下来。因为懒惰，后来也没成。
我不敢太打扰他，起身告辞。“过阵子我大概要到老人院去了。”他像在自言自语。一个82岁的独身老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没保姆照顾，可以想象生活有多不方便。临走我想把带去的牛奶饼干留给他，他硬不肯收。他说他属牛，脾气倔，倔了82年。
这是在去年的12月9日。他是电影《阿Q正传》和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导演，曾在我所属的电视栏目做嘉宾。我没想到，那一天，离他最后逝世只有一个半月。
在那之前，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有时我有事没事打一下他家里的电话，大概潜意识里觉得，那么有才华的人那么孤独，有些不公平。但他家的电话已好几个月没人接听了，直到一星期前我偶然拨通。
打完电话，我的耳朵疼了一刻钟。他小脑血管堵塞，听力下降，小腿发肿，大便失禁。电话里，他用焦急而标准的京腔对我说：“对不起，清您说响一点可以吗?”
我想，我还是去看看他吧。
2006年7月，我第一次去他家时，没想到80岁的他是个如此健谈的老头儿。他做过演员、编剧、导演，与京剧名家言菊朋、马连良相熟，给梅兰芳拍过舞台艺术的纪录电影，和刘琼、舒适在香港拍过剧情片。而最初，他只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中学生，偶然认识了导演朱石麟，后者成了他电影事业的领路人。
后来，朱石麟去香港拍片，带上了他。再后来，香港大影业公司要和他签7年的合同捧他做男主角，他却一心只想回刚刚解放的内地报效祖国，而祖国并没给他什么事业、生活上的承诺。临走，朱石麟找他吃晚饭，没想到聊到了早上三点。五点船要开，朱石麟撕了张自己的照片给他留念。这一别，就是十几年。1967年1月5日，香港《文汇报》转载了内地报纸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文章。导演朱石麟看完报纸，踉踉跄跄走了几步，一下倒地，就此去世。而那时，他的徒弟岑范正在“五七干校”舀大粪。
“我不戴手套。手套沾了粪，不就更留在上面了?当然开始也不觉得很能适应，完了以后，擦擦洗洗手就行了，也没什么，这些都适应过来了。”他这么一说，倒有了些苦中作乐的味道。“有一天通知我们去河边，说是有船西瓜。那有西瓜吃了。我们一排站着，从河边一直往上有个小坡，一排人站在那儿，我还记得呢。我的老大哥刘琼，在香港时一块的，他站在河边上，我就站在他旁边。那边把西瓜拿起来一个一个递过来，他接住后，再传给我。后来他看看我，一下扔过来，‘啪’，我接住了，就想起我们在香港一块打篮球的时候。打篮球时常常也是他传我接再传给旁边。我还有这个印象。”他们这批电影人后来组了个“古花篮球队”，拿过不少奖，还去台湾比赛。当然，那是他身体好的时候。
“我智商不高，情商更低。”他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接，“那个谁，要我片子里面打名字时给他一个画面，我拿他名字和其他两个人放一起占一个画面。这么小的事情我斤斤计较什么呢。”“没有，你这是单纯，你很有才华。”我想安慰他。“谢谢。”他像又想到了过去，“后来拍内参片，我是第一批。我们吃饭，一顿，有两块大排，两个鸡蛋，我一个人还吃不完，总要带回去给我母亲。那个待遇，可是和样板片剧组一样。”他笑了下，半带着骄傲。
之前他就好几次和我说到他的母亲。他关牛棚的时候，感情脆弱的母亲表现得如何镇静自若。“平常，我母亲在我要出外景时，她送我到弄堂口，看我上车以后，就掉泪了。那天她坐在那儿一点没什么，非常从容，非常安详。我就觉得，她比我懂得多，比我见得多，想得多。我太简单了。”又说到因为母亲的这次到来，带给他怎样的安慰。“你想我那时已经30多岁了，我母亲70多了。我见了我母亲，我母亲坐那儿不动，我过去搂着我母亲，就把脸贴到我母亲脸上。当时我就感觉，只有母亲是跟我亲、真对我好的。”他一直独身，“跟不是真心愿意在一块生活的人共同生活也是痛苦的。我母亲懂，她不是一般的人，没有逼我。”
那天，我也提起他爱的那个女人。“人很好。”“怎么个好法呢?”“心眼好。”然后，他不愿多说。但之前他曾告诉我，1951年9月6日回内地那天，她与她母亲一起为他送行，老太太亲手送了一把伞给他。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是他的“名言”。问他坚持什么，他说，始终一个人，自得其乐。“我省了多少事，省了多少操心，省了多少烦恼。我无牵无挂，生活过得很潇洒，很自如。”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半是骄傲，半是超脱。不知道为什么，我头脑里闪过的画面却是《红楼梦》的结尾：大雪中，身穿红袍的宝玉诀别亲人，慢慢走向天地尽头，越走越远……
“你看我还能帮你什么忙?”他侧过头来问我。那次我去找他，因为要做一档关于香港左翼电影的片子。他身体不好，但一个个名字从嘴里蹦出来，就像50多年前一样鲜活，他实在是太有故事。和他说话，你会感觉他其实需要好多好多的爱，需要倾听和倾诉，生活中有，但似乎不够；他诉说那些起起伏伏的往事，出奇地云淡风清，不了解的人也许还会认为他生性淡漠。了解越深，越可以感觉到他的挣扎，但初次见面，他只表现他的云淡风清。
我本来有个自私的想法，想和他合作写一本书，他说，我记，把他知道的掌故留下来。因为懒惰，后来也没成。
我不敢太打扰他，起身告辞。“过阵子我大概要到老人院去了。”他像在自言自语。一个82岁的独身老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没保姆照顾，可以想象生活有多不方便。临走我想把带去的牛奶饼干留给他，他硬不肯收。他说他属牛，脾气倔，倔了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