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冒出——贪腐夫妻同堂受审，这一耐人寻味的庭上风景。如原铁道部建设司副司长严健薛兰英夫妇、原湖南省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陈立华夫妇、原湖南省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盘丽艺夫妇、原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王兴豹文献兰夫妇等，都曾一同站在审判席上。
　　最近的案例发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个县城，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文利与妻子张淑云一同受审，成为贪腐“夫妻店”的最新样本。
　　从过往案件观之，夫妻合作贪腐，业已形成了一套成熟模式，其初级方式是丈夫在外从政，夫人坐收钱财，担任“贪内助”的角色；更为隐蔽的利益输送链条，是夫人利用丈夫的政治影响力经商，从中获取跑冒滴漏的收益。
　　对此，中央三令五申下文严管亲属，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文件大大小小1200多个，是世界上最多的。
　　大量的廉政法规中都出现了“严禁”或“不准”等禁止性规定，但由哪些机构来负责执行，一般缺乏明确指向，对于违规如何处置，也极少定量规定。如有学者指出，礼品登记制度难以落实，就是因为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不高，缺乏登记受理机关和核查机制。
　　近年来，贪腐案件呈现出涉案金额“高额化”，涉案人员“群蛀化”的趋势，贪腐“夫妻店”只是“群蛀化”趋势的一种表征。在缺乏制度定量准确约束的背景下，贪腐“夫妻店”的犯罪成本要远远低于他们的贪污收益，铤而走险也成了扭曲的选择。
　　在另一个层面，贪官也有贪官的苦恼。“慕马案”主犯慕绥新曾在忏悔录中分析，年节的“人情腐败”，其实是两头害怕——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这是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人际关系复杂，有人要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
　　慕绥新认为，如果他不收或是事后送回，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持这一论调的贪官不在少数。此时在贪官的眼中，收不收钱，收多少钱，也俨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而破除这种官场陋习，似乎也并不只是通过反腐手段的介入就能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