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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澳大利亚山脉区开阔谷地上的“堪培拉”（Canberra）从峡谷上拔地而起，折中于悉尼和墨尔本两地首都之争的政治城市在我的想象中肃穆而荒凉，带着天命于斯的帝王与生俱来的孤高。
去堪培拉之前，不少朋友善意提醒它的乏味，不解于我为何会选择它作为旅行的第一站。除了被国家美术馆的展览吸引，我总认为体察一个城市的气息，仍需要置身其中。列夫·托尔斯泰在最平凡的家庭里讲述安娜·卡列尼娜最动人的悲剧，米勒在最枯燥的田间描绘农民最质朴的美感，而在这座被贴上“无聊”标签的城市，我反而有一种隐约的期待。
九月的堪培拉下午仍有凉意，冬末的太阳已近落山，天空仍是一片湛蓝清透。这个首都的火车站，没有宏伟的钟楼，没有古朴的建筑，更没有躁动的人群。两列向外延伸的铁轨将旅客带来又送走。唯一的候车厅里除了售票处和两台自动售货机外，再无他物。整洁的地毯，三三两两的旅客坐在那里悠闲地翻着报纸。这个方方正正的火车站在肃杀的低温里静默，三面旗帜在风中飘扬。简单，宁静，利落，沉稳，是堪培拉留给初来乍到的客人的第一印象。
我开始漫无目的的闲逛，在这座适宜闲逛的城市。这座受到花园城市风潮影响的都市，抛掉以公园作为点缀的旧有观念，一半以上的面积都被作为国家公园或保留地，许多重要区域直接融入天然植被，巴洛克式的规划和具有强烈秩序感的古典主义构图结合在一起，将首都的尊严和花园城市生活结合，城市空间的主角全部让位于自然山水，不枉“天然首都”的美名。
这一切要追溯到1913年的蓝图。作为澳大利亚少数全城规划兴建的新市镇，1913年定名为“堪培拉”的城市正式动工，“堪培拉”是当地土著语言，原意为“相聚（开会）的地方”。根据芝加哥建筑师沃尔特·贝理·格里芬和马里昂·马奥尼·格里芬在全球竞赛脱颖而出的设计，结合圆形、六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案，以澳大利亚首都特区的地形特色为主轴。由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外部因素影响，格里芬的计划屡遭拖延，而理念之争、官僚干预和造价问题等都使得原规划有所改变，但100年后的今天，堪培拉基本遵照格里芬的规划发展，由人工拦截形成的伯利·格里芬湖则从最初设计的精确几何形改为天然形态，为这座城市添了几分旖旎。
堪培拉的冷清，让习惯了拥挤的我无所适从，即使在周五的下班高峰期，车辆行人仍然寥寥无几。夜幕仿佛一块巨大的淤青在城市上空扩散开去，街道两边亮起的冷色灯光更添了一份清冷。四周的建筑可以用低矮整齐形容，横平竖直的建筑轮廓是庄重的秩序感。最具代表性的堪培拉中心（Canberra Centre），也是由四座平面呈长方形的三层建筑组成，灯火通明的块状大厦群让人联想到康定斯基的抽象画，这座城市的设计者似乎透过平行的线条和方正的直角宣示着一种平等。
我开始沿途寻找周末市集，然而整个城市似乎都还没有苏醒，让人怀疑是否真能找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看见正在支起的蓝色大伞。伞下的摊位上有旧书报，二手服饰，手工糕点，还有现磨咖啡和特色小吃。也许是时间太早，光顾的人少之又少。摊主倒是很习惯这样的闲适，甚至自顾自地玩起乐器来。
循着路途，我到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映入眼帘的仍然是方方正正的玻璃建筑。从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来的110幅透纳的作品从今年7月1号开始为期两个半月的展出。尽管票价不菲，观众络绎不绝，鱼贯而入的队伍让我在堪培拉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气。看着一幅幅曾在中国美术馆见过的作品，世界的恒大与连结突然就鲜活具体起来。于是我在透纳的油画前看着白色的点触在几步的距离外幻化成了闪烁的光，泛着涟漪的水波托着小船摇摇晃晃。我又看见他的水彩画里用虹霓般的色彩描绘出少女的梦，精致的细节笼罩着朦胧的光晕。除了透纳特展外，免费开放的现代主义常设展中不乏名作，展品根据不同的时期和画派陈列，展现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雄厚的财力，也证实了这个国家并未与世界脱节。
尽管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本土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澳大利亚仍不可避免地卷入残酷的世界，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多场战争，因而这个南半球的国家首都里也有一座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矗立在格里芬湖北面，这座圆顶的青灰色建筑肃穆威严，馆内不多的参观者轻声细语，唯恐打扰了安息的灵魂。追思堂的窗户与基督教堂一样镶嵌着彩色的玻璃，游移的光线照在士兵的肖像上。主体建筑两侧是刻着阵亡士兵名册的石廊，参观者在上面放上一朵朵红色的英雄花，以纪念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寻找巴士站的途中，难得看见市中心的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前方的演讲台上，一名男子正在慷慨陈词，周围的人群中时不时发出喝彩。身在异国的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坚持少凑热闹的原则。然而发言中时不时出现的“Chinese”让我忍不住驻足，内容大致是讲述外来移民如何抢夺工作机会云云，身为中国人的我站在人群中不由觉得尴尬。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全然不顾外来移民所从事的底层工作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以及自身懒惰导致的工作机会流失的自省。我仍然在这里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是在澳大利亚这个所谓的移民国家，无论移民的人数所占比例多大，进入文化的主流圈仍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他们所宣扬的平等，就像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在《人树》里所写：“因此，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完结的时候。”
有限的时间常让旅行者感到不足，也许正是它稀少的人烟，让每一个身在这里的人都能错觉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错觉归错觉，追求平等与和平的道路还有多远，我并不知道。
去堪培拉之前，不少朋友善意提醒它的乏味，不解于我为何会选择它作为旅行的第一站。除了被国家美术馆的展览吸引，我总认为体察一个城市的气息，仍需要置身其中。列夫·托尔斯泰在最平凡的家庭里讲述安娜·卡列尼娜最动人的悲剧，米勒在最枯燥的田间描绘农民最质朴的美感，而在这座被贴上“无聊”标签的城市，我反而有一种隐约的期待。
九月的堪培拉下午仍有凉意，冬末的太阳已近落山，天空仍是一片湛蓝清透。这个首都的火车站，没有宏伟的钟楼，没有古朴的建筑，更没有躁动的人群。两列向外延伸的铁轨将旅客带来又送走。唯一的候车厅里除了售票处和两台自动售货机外，再无他物。整洁的地毯，三三两两的旅客坐在那里悠闲地翻着报纸。这个方方正正的火车站在肃杀的低温里静默，三面旗帜在风中飘扬。简单，宁静，利落，沉稳，是堪培拉留给初来乍到的客人的第一印象。
我开始漫无目的的闲逛，在这座适宜闲逛的城市。这座受到花园城市风潮影响的都市，抛掉以公园作为点缀的旧有观念，一半以上的面积都被作为国家公园或保留地，许多重要区域直接融入天然植被，巴洛克式的规划和具有强烈秩序感的古典主义构图结合在一起，将首都的尊严和花园城市生活结合，城市空间的主角全部让位于自然山水，不枉“天然首都”的美名。
这一切要追溯到1913年的蓝图。作为澳大利亚少数全城规划兴建的新市镇，1913年定名为“堪培拉”的城市正式动工，“堪培拉”是当地土著语言，原意为“相聚（开会）的地方”。根据芝加哥建筑师沃尔特·贝理·格里芬和马里昂·马奥尼·格里芬在全球竞赛脱颖而出的设计，结合圆形、六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案，以澳大利亚首都特区的地形特色为主轴。由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外部因素影响，格里芬的计划屡遭拖延，而理念之争、官僚干预和造价问题等都使得原规划有所改变，但100年后的今天，堪培拉基本遵照格里芬的规划发展，由人工拦截形成的伯利·格里芬湖则从最初设计的精确几何形改为天然形态，为这座城市添了几分旖旎。
堪培拉的冷清，让习惯了拥挤的我无所适从，即使在周五的下班高峰期，车辆行人仍然寥寥无几。夜幕仿佛一块巨大的淤青在城市上空扩散开去，街道两边亮起的冷色灯光更添了一份清冷。四周的建筑可以用低矮整齐形容，横平竖直的建筑轮廓是庄重的秩序感。最具代表性的堪培拉中心（Canberra Centre），也是由四座平面呈长方形的三层建筑组成，灯火通明的块状大厦群让人联想到康定斯基的抽象画，这座城市的设计者似乎透过平行的线条和方正的直角宣示着一种平等。
我开始沿途寻找周末市集，然而整个城市似乎都还没有苏醒，让人怀疑是否真能找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看见正在支起的蓝色大伞。伞下的摊位上有旧书报，二手服饰，手工糕点，还有现磨咖啡和特色小吃。也许是时间太早，光顾的人少之又少。摊主倒是很习惯这样的闲适，甚至自顾自地玩起乐器来。
循着路途，我到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映入眼帘的仍然是方方正正的玻璃建筑。从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来的110幅透纳的作品从今年7月1号开始为期两个半月的展出。尽管票价不菲，观众络绎不绝，鱼贯而入的队伍让我在堪培拉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气。看着一幅幅曾在中国美术馆见过的作品，世界的恒大与连结突然就鲜活具体起来。于是我在透纳的油画前看着白色的点触在几步的距离外幻化成了闪烁的光，泛着涟漪的水波托着小船摇摇晃晃。我又看见他的水彩画里用虹霓般的色彩描绘出少女的梦，精致的细节笼罩着朦胧的光晕。除了透纳特展外，免费开放的现代主义常设展中不乏名作，展品根据不同的时期和画派陈列，展现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雄厚的财力，也证实了这个国家并未与世界脱节。
尽管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本土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澳大利亚仍不可避免地卷入残酷的世界，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多场战争，因而这个南半球的国家首都里也有一座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矗立在格里芬湖北面，这座圆顶的青灰色建筑肃穆威严，馆内不多的参观者轻声细语，唯恐打扰了安息的灵魂。追思堂的窗户与基督教堂一样镶嵌着彩色的玻璃，游移的光线照在士兵的肖像上。主体建筑两侧是刻着阵亡士兵名册的石廊，参观者在上面放上一朵朵红色的英雄花，以纪念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寻找巴士站的途中，难得看见市中心的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前方的演讲台上，一名男子正在慷慨陈词，周围的人群中时不时发出喝彩。身在异国的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坚持少凑热闹的原则。然而发言中时不时出现的“Chinese”让我忍不住驻足，内容大致是讲述外来移民如何抢夺工作机会云云，身为中国人的我站在人群中不由觉得尴尬。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全然不顾外来移民所从事的底层工作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以及自身懒惰导致的工作机会流失的自省。我仍然在这里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是在澳大利亚这个所谓的移民国家，无论移民的人数所占比例多大，进入文化的主流圈仍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他们所宣扬的平等，就像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在《人树》里所写：“因此，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完结的时候。”
有限的时间常让旅行者感到不足，也许正是它稀少的人烟，让每一个身在这里的人都能错觉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错觉归错觉，追求平等与和平的道路还有多远，我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