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文人之间互起的别名、绰号，对读者来说自是一种雅趣，但其中更能窥探到“赐名者”的创作功力、心理状态，也更能体味到“受名者”的典型特征、个人性情，甚至能追溯至某些文坛公案，实能以小见大。有些绰号是人所共知、心领神会的，有些则隐藏在日记或书信之中，仅为个别人及小圈子所知。
　　鲁迅给顾颉刚起的绰号（鸟头先生、鼻、鼻公等）是人所共知的，其中的是是非非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时恐难有定论。不过这绰号甚至用到了文学作品中，也算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在“故事新编”系列的《理水》篇中，鲁迅塑造了“鸟头先生”来影射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繁体字的“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其中有这样有趣的对话：“‘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把顾老先生口吃与酒糟鼻两个特征都表现了出来，虽有些过分，但却实在是幽默得很。在个人信件里，鲁迅则以“鼻”“红鼻”“鼻公”等代指顾颉刚。如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写道：“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
　　历史学家邓之诚爱在日记中给人起外号。如他于1955年1月20日写道：“报载，李希凡评周聋《红楼新证》，谓有瑜有瑕，改订后，仍可行世。”周聋者，周汝昌也，周耳朵不灵，故被“赐”此号。1957年1月3日，邓记录道：“臭虫请宿白代撰《从考古发现看汉代社会》一文……”臭虫者，据考证指的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1957年9月18日的日记中，则有这样的文字：“报载，齐木匠九日逝去，不葬八宝山，或嫌其远，必以所刻玉印为殉，或恐人伪造真迹耶！若论其人，的确右派。”齐木匠，国画大师齐白石是也。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爱给人起绰号，不过却是另一路风格。在周作人与俞平伯的往来通信中，各种绰号满纸可见。如1931年9月10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近因胡老博士之提议，经马二主任之核准，国文系中新添新文学试作一项，令不佞计画之……计拟定者为足下、诗哲、废名、余上沅诸君……”其中的胡老博士，即胡适博士，周作人在其他信件中还称呼胡适为博士、老博士。胡适年纪轻轻暴得大名，“博士”正是其最显眼的标签之一，加一“老”字，温情顿起。此信中的“诗哲”，指的则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因其曾陪同“诗圣”泰戈尔访华，故得此名。不过这深具理性光芒的绰号与再别康桥的浪漫，却有着不小的反差呢。1930年8月8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说：“玄玄公何以无续讯，在船上恐又受茶房的优待，令人想起他的那篇文章也。”玄玄公，何其温婉的称呼啊，原来指的是写了《背影》的作家朱自清。朱自清在1930年暑假期间乘船回南方，曾在船上作散文《南行通信（一）》，发表在周作人主编的《骆驼草》周刊上，署名玄玄，想来是因为他的字是“佩弦”吧。因此，周作人与学生俞平伯便用这一绰号戏称朱先生，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拍案称绝。作家废名，则被这师生二人称为莫须有、莫须有先生等，一则因废名创作了《莫须有先生传》，二则废名的字面意义与莫须有也相近吧。
　　而对疑古派学者钱玄同，周俞两人所给的绰号更多，疑古先生、疑古君、疑古老爹、疑古翁、疑古公、疑古、老爹、某老爹等，指的都是钱玄同。如1927年7月1日，俞致信周说：“疑古先生昨来快谈。”1928年7月31日，周致信俞说：“星期四苦雨斋夜谈，我提议可以邀疑古公来，因为否则酒菜未免多余，而且缺少健谈的人，亦稍稍冷静也。”1930年9月18日，周致信俞：“六行书竟写了五天，实在文思不属，亦怪不得疑古老爹也，虽然十五日晚该老爹曾来敝斋谈天。”不难看出，钱玄同由于其健谈、风趣而深得这对师生的喜爱。周作人在其文章中专门写道：“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弯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俞二人不也正是这样妙趣横生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