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国进民退不仅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企的共同行动,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更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的结果
　　
　　金融危机初临时,许多人都在预测危机过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革命性变化,一些新的经济力量和组织模式将涌现。然而,一年后的今天人们唯一能清楚看到的,是各主要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也使得国有企业成了后危机时代最大的受益集团。
　　12月4日,北京奥体南地块拍卖创造了新地王,央企中建国际以48亿元将三块地收入囊中,平均楼面价格每平方米近2万元。参与拍卖的8家地产企业能与中建叫板的只有另一家国企地产商远洋地产。暂落下风的远洋地产在两天后,就以48.3亿元人民币投得北京亦庄新城的一幅土地,楼面价也超过了1.8万元。
　　从今年4月开始,大连、杭州、上海、厦门、南京、重庆、深圳和广州相继出现了新“地王”,其中绝大多数归属大型国有企业或具有庞大国资背景的地产企业。
　　国企砸巨资提高地产业介入门槛,这也成了国企与民企争利的最有力证据。近日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勇说:“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民营开发商能够生存下来,许多同行不要说投地王,他干这个行业都干不了了,我觉得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保护他们。”据证券分析机构九鼎德盛之前的相关统计,目前136家央企中, 已经有七成涉足房地产开发。
　　除了利润丰厚的地产行业外,新一轮“国进民退”还在资源、钢铁、航空、煤炭等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的垄断领域迅速推进。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后,奥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鹰联航空等民营航空相继出现,但今年以来,奥凯航空停航正待重组,东星航空破产清算,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组;9月,亏损的国有企业山东钢铁集团收购了赢利颇丰的民企日照钢铁;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更是趁着整治矿难的机会大举推进。
　　“国有体制改革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之后基本没落实,回潮的标志是两个:第一是国企扩张的边界问题,二是不以市场为导向重组,国企拿着国家注资和银行优惠贷款来并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说,“这样的资源分配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然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从来就不是由民营经济来主导的。本轮国进民退不仅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企的共同行动,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而且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按照天则经济所理事长张曙光的话说,“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组织和公开介入,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的结果”。
　　这场新国有化运动,既有国际和历史的大背景,也有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在原因。一是我们一直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方针,因而不惜通过大量注资和利益输送来支持国有企业,例如,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十亿,国家给予救助和补贴,而民营航空则受到排挤,亏损几亿元即只能关门;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龙头企业,受到政策扶持,反过来,又过多限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使之面临着被重组和关闭的命运;三是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和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提供了大举扩张的资金支持;四是金融危机冲击和产能过剩的结果使一些制造业利润下降,国有企业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扩张;五是地方政府的GDP偏好和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联合,强化了国企利益集团,进一步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
　　这些做法的合理之处在于,一批资本、技术密集型大型国企的生存能力得以加强。一方面它们可以实现进口替代,另一方面,越是资本、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越少,因此拓展外销的阻力更小。这类产品所涉及的庞大投资额和所承受的巨大市场风险,往往是财力普遍不够雄厚的民营企业所无力承担的。
　　既然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背景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倾斜,而在资金和“胆量”方面更具优势的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又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由此造成的“国进民退”恐怕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