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个人在外地也赚不了多少钱，我们辛苦一点，把你的那份赚回来，你就回来照顾弟弟吧。”听着电话那头父母的声音，刘帆打消了自己想要留在这里的念头。

归乡

　　1998年，刘帆中专毕业后到广州某电子加工厂工作，从闭塞的小镇来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满怀期待的她却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美好。“工资每月两三百，加班费每小时一块五，感觉那个时候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枯燥、疲倦，很快，她的命运将会通向流水线上的麻木机器。恰好这时候，远在宜都的父母打来电话，希望她能够回去照顾即将中考的弟弟。“我在这儿确实赚得很少，家里需要我，那就回去吧。”
　　1999年底，刘帆回村，在住房楼下开了一家日杂店，一边看店一边照顾弟弟。弟弟上大学后，刘帆结婚成家，店铺也就不再经营，但她最初也并不打算以捕鱼为生。中专时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她想在镇上找个跟专业技能相关的工作，却发现之前所学的已完全过时，连打字复印这样的工作自己都无法胜任。而如果进镇上的工厂，工资比在广州打工还少，打零工更是无法维持生计。这样一来，似乎捕鱼成为了最后的出路。
　　“刚开始捕鱼赚钱的时候是很高兴的，但还是不想一直过这种生活。”寄人篱下的辛酸、外出捕鱼的艰苦、外人的误解调侃，像一根根扎进刘帆心底的刺，时不时带来一阵阵隐隐的痛楚。

渔船

　　作为家里的第三辈渔民，捕鱼的本领似乎生来就会，对于生长在渔船上的刘帆来说，父辈们的经验早已在耳濡目染中习得，而其中的辛酸艰难也一并铭记在心。
　　“以前老是有人说‘打鱼佬’就跟‘叫花子’一样，常年在水上漂，和家里都没什么往来，跟浮萍一样没有根。”在刘帆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的渔船还没有机械动力，只能靠人力划船，从枝城到宜昌逆流而上，往往需要好几天。所以刘帆和弟弟就成了留守儿童，被寄养在别人家。捕鱼回来后，父母会提着鱼走街串巷吆喝叫卖，两三块一斤，卖不完就送人。“因为我和弟弟是托人照顾的，爸妈就会送他们鱼，回馈别人的小菜，但其实鱼比青菜贵很多。”看到父亲冬日里皲裂的双手、被渔网勒红的伤痕，听到母亲因常年在水上染上风湿的病痛呻吟，她觉得这些鱼就这么被贱卖和送出很可惜。
　　当刘帆自己也开始捕鱼时，渔船早已装上了发动机，鱼市行情也正好处在红利期。在丈夫退伍之前，刘帆一直是独自出门捕鱼，有时候当天往返，有时候也会在江上过夜。
　　在刘帆父辈那个年代，村里一起出发捕鱼的几条渔船会挨在一起过夜，几户人家轮岗值夜，以防出现意外的危险情况。“江上什么都有，有时候甚至还会有死尸睡在船边。”刘帆的语气略带惊恐，因为她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在江上过夜的危险她也有所体会。“在江上过夜，船上必不可少的是手电筒，当大船离你还有几千米的时候就需要用手电照去射它，因为如果你觉得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大船劈开的浪就会把你卷进去了。”

　　长夜漫漫，黑寂无边，也不知曾有多少次，小小渔船上的刘帆举着手电筒向远处射去，惴惴不安。

顾家

　　刘帆的上岸比村里的其他渔民要早，因为她在2013年患上了罕见的局限性硬皮病。气血不和、四肢出现乌青，刘帆察觉到身体异样后，便开始辗转于各地医院进行检查。
　　“老是抽血化验，在宜都没检查出来，在宜昌又没有好的药，后来只好去了武汉。”由于治疗药物含有激素，刘帆老是全身乏力、呼吸困难，无法再上江捕鱼，只有在鱼市行情好的时候，丈夫会和雇佣的人一起去捕鱼。
　　刘帆这一场病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病情好转后，她在2016年租下镇上的一个店铺，经营日杂用品。“2013年在武汉看病，基本上每个月去一次，当时经常去我老公戰友开的布品店所在的市场闲逛，逐渐确定了之后在枝城要开一家什么样的店。”
　　按照刘帆的设想，她的小店有二十多平米，专门卖沙发垫、浴室垫、地毯等家居日用品。小店月收入只有两千左右，受疫情影响生意更是不好。好在，刘帆倒也想得通透，在枝城这个小镇上，她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底层人的生意”，也是“熟人的生意”。“我们不像超市明码标价，顾客来了都要讨价还价的，而且枝城总体也是中老年人居多，他们会把价格压到很低。不过顾客也主要是熟人过来，盼回头客。”
　　每天下午5点多，刘帆就关门回家了。为家人准备晚餐，是令刘帆感到幸福的事情。“以前捕鱼的时候吃晚饭，总是会挂念家里的人还没回来，会去看天气预报有没有大风大雨，现在就更安心、更踏实。”经历过寄人篱下的童年，“顾家”的性格特质在她身上显露，也成为一剂良药治愈着她。
　　最初，刘帆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是家里第三辈打鱼的人，小时候经常跟着父辈出去打过鱼，长大之后又以打鱼为生，是地道的打鱼人。”
　　但她又说：“我还是从小希望改变命运，不希望过上漂泊的生活。”
　　打鱼生活是刻进她灵魂的记忆，因此10年之后，她愿意重返江上，给那份情结一个完满的交代。但她更渴望，不再漂泊，因为她更爱做那归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