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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曾跟人说过，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
他喜欢散步，也常常驾车远行，开着那辆老旧的雪铁龙。一次，警察拦住了他，看到他驾驶执照上的职业一栏，问道：你写什么，是爱情小说，还是侦探小说？“都有，一半一半。”作家回答。
1958年秋天，他用930万法郎在普罗旺斯的小村庄卢马兰买下一所房子。朋友勒内·夏尔打趣说，就买房而言诺贝尔奖金还真有点用。这所3层的房子被某些媒体称为“宫殿”。加缪住二楼一个修道院风格的房间，里头有一架简陋的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文具盒，墙上挂着阿尔及利亚石版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卢马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墓地，我会在里面好好待着的。”
隐修本是他的“老计划”。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在戏剧上再折腾几年。他一直对表演很有兴趣，也爱跟女演员们来往。现在他兼任剧团的导演和演员，有时甚至担任主角。有人说他长得像亨弗莱·鲍嘉。彼得·布鲁克拍摄《琴声如诉》之前，曾邀他出演男主角。他不得不拒绝了，却很感到惋惜。他要先写完自认为生平最重要的书《第一人》。这部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之源的小说已构思了6年，他有野心把它写成《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性巨著。
1959年5月，加缪来到卢马兰。他在笔记中写道：“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满意，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感到被孤立时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必须建立一种真实的生活。”
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沿一条一公里长的路线散步，那段距离足够让他从睡意中脱身。8点女管家上门时，他总是跟她说，我在田野里遛了一圈。有时他会帮她一起打理，有时他会跟她提起自己的母亲：“她过去很苦。”让他觉得很好笑的是，他还不怎么认识他的邻居们，就听说村里有人打算推举他当行政长官。
孤独是违背他的天性的，但身处孤独、简朴的环境让他的活儿“干得还不错”。他知道工作是治疗散漫症的惟一方法。但后者也经常压倒前者。11月的一天，在外面闲逛了半小时后，他大骂了自己5分钟，才灰溜溜地回到书桌前埋头工作。
他时不时陷入焦虑，怀疑自己的才华被过度开发了，以至于濒临枯竭。他不得不经常给情人们写信倾诉苦闷，并计划着明年1月回巴黎去换换环境。
他还想把77岁的母亲接到法国来。卢马兰的风情跟阿尔及利亚很像，母亲也许不会有那么深的乡愁。他给母亲写信说，他为她准备了新年礼物，叮嘱她“记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妻子弗朗西娜带着他们的双胞胎来陪他过圣诞节。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访客。他干脆悠闲度日了事，顺便跟两个情人分别约定了在巴黎的幽会。
1957年，瑞典，加缪（右）与其他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合影。其中有杨振宁（左一），李政道（左三）
加缪的母亲卡特琳娜
1913年11月7日，加缪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小镇蒙多维出生，父母分别是当地最早那批法国、西班牙移民的后裔。他还没满一岁，父亲就在“一战”中丧身殒命。母亲卡特琳娜收到了电报和部队医院寄来的“一小块在他体内找到的炮弹片”。巨大的刺激之下，她的精神崩溃了，开始出现听力和语言障碍。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外祖母和两个舅舅住着租来的三居室。两间卧室一间归她，一间归母子三人，两个舅舅到了夜里睡在饭厅。楼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浴室，厕所是同一层的三家合用的。家里没有一本书，因为大人都不识字。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出去做工，讽刺的是其中一份竟然在弹药厂。后来她又做过帮佣。
加缪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回忆：
“她早就没有悲痛的感觉了。她忘了丈夫，却还谈到孩子们的父亲。为养育这些孩子，她出去干活，挣的钱全交给她母亲。老太太用鞭子教育孙辈。她抽得太重时，女儿就说：‘别照着脑袋打。’因为这是她的孩子，她爱他们。” “他怜惜母亲。这算得上爱吗？她从未抚爱过他，因为她不能。于是他久久待在那里凝视着她。他感到自己是陌路人，更加意识到那痛苦。”“他将在痛苦中成长。长大成人，这最要紧。外祖母会死，然后是母亲、他自己，都要死的。”
加缪在成长。他在海里学会了游泳，在阳光下沙滩上和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一般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去找活干了。多亏法语教师热尔曼劝说，家人才同意表现出了语言天分的加缪报考中学。那里的教师格勒尼埃，激起了他对哲学和写作的兴趣。课间，他最爱踢足球，当守门员或中锋，球风勇猛，时常受伤。假期，他不再去海边溜达，而是虚报年龄去打工。17岁那年，他得了肺结核。按医生的说法，从那时开始他注定不可能长寿。
许多年之后，加缪对那段时光作了不无理想化的陈述：“首先，对我来说，贫穷从来不是一种不幸……我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由于贫穷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
从大学毕业后加缪当过演员和记者，“二战”爆发时又加入抵抗组织“北方解放运动”，负责搜集情报和筹办地下报纸《战斗报》。早在1942年，他的《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就已受到普遍好评。法国“解放”之日，人们发现他还是《战斗报》的主编，曾在抵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又把他视为“正义的典范”。
不过加缪私底下可没那么正经。1943年结识他的萨特是这么说的：“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他说粗话，我也一样，我们讲一大堆脏话，他妻子和波伏瓦佯装惊讶。……事实上他有点阿尔及利亚的流氓腔，很无赖，很滑稽。很可能是最后这点令他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波伏瓦记得，在巴黎的小酒吧里，加缪曾对他们说：“我和你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我们来说个体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喜欢具体胜过抽象；我们喜欢人胜过他们的学说；我们视友谊高于政治。”他总爱念叨，“如果大家都能讲真话该有多好啊！”
1948年，巴黎，舞台剧《戒严》上演，加缪（ 右） 与演员让-路易斯·巴劳特（左）、玛丽亚·卡萨瑞斯在后台。玛丽亚是他的情人之一
尽管几乎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了，加缪还是想办法自娱自乐。他喜欢和朋友吃饭，和情人欣赏音乐，不时观看电影或戏剧。但一有人提到阿尔及利亚，他那绿色的眸子就黯淡下来。
他喜欢散步，也常常驾车远行，开着那辆老旧的雪铁龙。一次，警察拦住了他，看到他驾驶执照上的职业一栏，问道：你写什么，是爱情小说，还是侦探小说？“都有，一半一半。”作家回答。
1958年秋天，他用930万法郎在普罗旺斯的小村庄卢马兰买下一所房子。朋友勒内·夏尔打趣说，就买房而言诺贝尔奖金还真有点用。这所3层的房子被某些媒体称为“宫殿”。加缪住二楼一个修道院风格的房间，里头有一架简陋的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文具盒，墙上挂着阿尔及利亚石版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卢马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墓地，我会在里面好好待着的。”
隐修本是他的“老计划”。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在戏剧上再折腾几年。他一直对表演很有兴趣，也爱跟女演员们来往。现在他兼任剧团的导演和演员，有时甚至担任主角。有人说他长得像亨弗莱·鲍嘉。彼得·布鲁克拍摄《琴声如诉》之前，曾邀他出演男主角。他不得不拒绝了，却很感到惋惜。他要先写完自认为生平最重要的书《第一人》。这部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之源的小说已构思了6年，他有野心把它写成《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性巨著。
1959年5月，加缪来到卢马兰。他在笔记中写道：“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满意，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感到被孤立时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必须建立一种真实的生活。”
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沿一条一公里长的路线散步，那段距离足够让他从睡意中脱身。8点女管家上门时，他总是跟她说，我在田野里遛了一圈。有时他会帮她一起打理，有时他会跟她提起自己的母亲：“她过去很苦。”让他觉得很好笑的是，他还不怎么认识他的邻居们，就听说村里有人打算推举他当行政长官。
孤独是违背他的天性的，但身处孤独、简朴的环境让他的活儿“干得还不错”。他知道工作是治疗散漫症的惟一方法。但后者也经常压倒前者。11月的一天，在外面闲逛了半小时后，他大骂了自己5分钟，才灰溜溜地回到书桌前埋头工作。
他时不时陷入焦虑，怀疑自己的才华被过度开发了，以至于濒临枯竭。他不得不经常给情人们写信倾诉苦闷，并计划着明年1月回巴黎去换换环境。
他还想把77岁的母亲接到法国来。卢马兰的风情跟阿尔及利亚很像，母亲也许不会有那么深的乡愁。他给母亲写信说，他为她准备了新年礼物，叮嘱她“记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妻子弗朗西娜带着他们的双胞胎来陪他过圣诞节。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访客。他干脆悠闲度日了事，顺便跟两个情人分别约定了在巴黎的幽会。
1913年11月7日，加缪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小镇蒙多维出生，父母分别是当地最早那批法国、西班牙移民的后裔。他还没满一岁，父亲就在“一战”中丧身殒命。母亲卡特琳娜收到了电报和部队医院寄来的“一小块在他体内找到的炮弹片”。巨大的刺激之下，她的精神崩溃了，开始出现听力和语言障碍。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外祖母和两个舅舅住着租来的三居室。两间卧室一间归她，一间归母子三人，两个舅舅到了夜里睡在饭厅。楼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浴室，厕所是同一层的三家合用的。家里没有一本书，因为大人都不识字。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出去做工，讽刺的是其中一份竟然在弹药厂。后来她又做过帮佣。
加缪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回忆：
“她早就没有悲痛的感觉了。她忘了丈夫，却还谈到孩子们的父亲。为养育这些孩子，她出去干活，挣的钱全交给她母亲。老太太用鞭子教育孙辈。她抽得太重时，女儿就说：‘别照着脑袋打。’因为这是她的孩子，她爱他们。” “他怜惜母亲。这算得上爱吗？她从未抚爱过他，因为她不能。于是他久久待在那里凝视着她。他感到自己是陌路人，更加意识到那痛苦。”“他将在痛苦中成长。长大成人，这最要紧。外祖母会死，然后是母亲、他自己，都要死的。”
加缪在成长。他在海里学会了游泳，在阳光下沙滩上和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一般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去找活干了。多亏法语教师热尔曼劝说，家人才同意表现出了语言天分的加缪报考中学。那里的教师格勒尼埃，激起了他对哲学和写作的兴趣。课间，他最爱踢足球，当守门员或中锋，球风勇猛，时常受伤。假期，他不再去海边溜达，而是虚报年龄去打工。17岁那年，他得了肺结核。按医生的说法，从那时开始他注定不可能长寿。
许多年之后，加缪对那段时光作了不无理想化的陈述：“首先，对我来说，贫穷从来不是一种不幸……我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由于贫穷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
从大学毕业后加缪当过演员和记者，“二战”爆发时又加入抵抗组织“北方解放运动”，负责搜集情报和筹办地下报纸《战斗报》。早在1942年，他的《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就已受到普遍好评。法国“解放”之日，人们发现他还是《战斗报》的主编，曾在抵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又把他视为“正义的典范”。
不过加缪私底下可没那么正经。1943年结识他的萨特是这么说的：“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他说粗话，我也一样，我们讲一大堆脏话，他妻子和波伏瓦佯装惊讶。……事实上他有点阿尔及利亚的流氓腔，很无赖，很滑稽。很可能是最后这点令他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们将视友谊高于政治
波伏瓦记得，在巴黎的小酒吧里，加缪曾对他们说：“我和你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我们来说个体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喜欢具体胜过抽象；我们喜欢人胜过他们的学说；我们视友谊高于政治。”他总爱念叨，“如果大家都能讲真话该有多好啊！”
尽管几乎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了，加缪还是想办法自娱自乐。他喜欢和朋友吃饭，和情人欣赏音乐，不时观看电影或戏剧。但一有人提到阿尔及利亚，他那绿色的眸子就黯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