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云云，这个词里说不定有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我从小就极其厌恶官场呀，仕途呀，升迁呀这一类的臭话。有一位文艺界领导干部曾经在一个场合发言，指出作家们说什么“官方”，乃是立场有问题，因为今天的领导本来就是代表人民的，哪里来的什么官方?他这也是美丽的理想主义。
　　去文化部时我倒是说过一句话，官员也是，至少是正当职业。这已经务实多了。当然，这里远远不仅是正当职业的问题，中国有的或者说是应运而生的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与强势的执政党，它是中国的发展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治乱、兴衰、进退与存亡的关键。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与你个人的观点、选择与倾向无关。
　　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这是第一个感想。当官方知己太小，掌权方知权有限。有一位兄长，刚升了官，一见到我就说“咱们人微言轻啊”，我当时听着挺扎耳朵，转眼自己就体会到了，他说的是实话。对于中央来说，你的事不是什么太大的事，你的话分量相当有限。有一个“怪话”，就是说文学文艺云云只有在需要整顿的时候才可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新疆文学》办了多少年，从来没有什么人过问过，而“文革”一开始，全自治区领导都来谈论这本刊物的“问题”，对它的主编王谷林的批判登了党报两版，而且全区上下表态，一直表到一个生产队麦子割得再好，由于没有及时批判王谷林，硬是得不上红旗。《人民文学》杂志，也是只有在1987年，由于刘心武担任主编时发表了一篇名叫《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有问题的作品，刘被停职，《人民文学》杂志云云居然上了各大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甚至连副主编周明的名字也上了标题。这样的盛举肯定是此生难再了。而且，为了与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同时发布，延迟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到了全套节目播完后，宣布将有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其规格登峰造极。
　　第二，你升官的结果是接触到了更多更多大的官，更高更管事更权威也更掌握资讯的机构部门。
　　第三，部门也罢，组织也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它的运转，它的规则，它的人马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章法格局。
　　话说回来，越升官越琢磨着自己的官小，包括与洋官们比较也是这样的观感。琢磨自己官小并不是急于“做大”，而是明白了谦虚谨慎的必要，请示报告的必要，遵守规则纪律的必要，知道自己许多事做不成不能做的必要。
　　升迁与惩罚体制对于维持官员或官场的运作不可或缺。我去承德，看到行宫里不同级别的官员的行走有着多么严格的制度，我确实非常感慨。有的小官，离行宫老远就必须停下通报，等候恩准才能继续前行，否则无异谋反。有的大一点的官可以走到门口。有的可以往里走一层院落，有的两层……所以皇帝“书房行走”是很大的恩宠，就是说此人有权走入皇帝的书房，岂不乐死!一进入官员这个阶梯，你自然会产生登堂入室——更进一层门儿的愿望。咱们也有这方面的规则，例如参加国庆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活动，第一感觉是场面何其宏伟，事业何其伟大，第二感觉是与尊敬的层层中央领导同处城楼之上，你这种小萝卜头儿是何等自惭形秽。
　　而责任是一个沉重的词儿。那几年，每天下班回到家，我常常感到语言信号的高度疲劳，我最怕的就是回到家里有人与我说话，因为听话说话看文件(无声的话)，我已经搞了整整一天。我无法想象那些习惯性加班加点的工作狂们是怎么样工作的。我其实是怕吃苦的人。
　　由于林业部的事件，我专门拿出多少天到故宫、恭王府等地检查消防。每到夏季雷雨闪电，我就心惊肉跳，生怕故宫火灾。无官一身轻，戴乌纱好比是囚人的帽(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唱词)，从反面说明了官的责任。
　　外国也一样。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1982年以在野党领导人身份访华，我在中联部组织的贵宾与中国知识界人士会见的活动中见到过他，有所交流。密特朗先生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此时此地》，作为回报，我之后寄给了他我的法语版《蝴蝶》，收到了他的亲笔签名的回信。收信的“该时该地”，他已经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了，我感到荣幸。
　　几个月后，密特朗先生以法国总统的身份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应邀参加法国使馆为总统访华而举行的晚宴，里三层外三层，随员一批，保镖一批，重臣一批，应邀参宴的中方客人排着长队等候与总统握手，热气腾腾，汗流浃背，其景象当然与数月前来时大不相同，那么“此时此地”，我只能退避三舍，自动放弃了与总统阁下拉手的机会。
　　1998年我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任高级学者(presidential fellow)时，曾有机会聆听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的讲演，礼堂里水泄不通，大家比通知的时间早一小时左右提前到达，夫人比预定时间迟三刻钟到来，使我认识到政要就是政要，不论怎样强调民主，官就是官，大官就是大官，元首就是元首。
　　那还用说，民也就是民。
　　中国的官方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巨大的合影，最多时可达数千人，整个参加人民大会堂会议的全体人合照一张照片，分三次揿快门，再通过技术处理连结成一长卷照片，相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政治文化。遇到拍摄这样的照片时，那些荣幸地襄此盛举的人，要提前两个多小时集合上车，到了地方，按图纸在梯形排排长条凳上站好，每个人只能露半个身子，略带倾斜地站成一排，如不倾斜站不下那么多人。这样的亲密接触使人如置身烤炉中。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盛况空前的政治，是人山人海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其规模，其气势，其热烈，其雄壮威武都是少有的。
　　说实话，不要说我们的社会风气与某些方面的体制被讥为“官本位”(例如，宗教神职人员也是分级别的，四大皆空的和尚也有正局副局、正处副处之分)，就是在一个标榜多元的社会里，官员仍然是一个被人仰视的角色。一般老百姓对许多事并不内行，他们很容易以看官职来决定评价：据说在书法市场上你是不是书协理事，是不是书协副主席或主席，是全国的还是省级的书协领导人，都会立竿见影地影响你的字的行市。这有点可笑，但是完全可以理解。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办事服务系统。如果讲公关，没有什么系统比官员系统更能运用一切公共关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不管走到哪里(包括友好的外国)，你有天下官员是一家的感觉。我们的官房(这是一个日本词)，提供了多少办事、旅行、信息、医疗、研究、协调……的便利!没有这些便利与具有这些便利，是如何地不同!
　　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许多会你必须参加。有时连续多少天会，我开始怀疑我的神经的坚持能力。许多事你必须表态和负责。许多话你必须说。你常常被妒被告被“参”乃至被诬，你会成为某些对立面的眼中钉。你必须学会说一些官话套话，穿靴戴帽的话，已经讲过无数次的重复的话。
　　我曾经企图在任职期内做一两件影响全局的事，有些虽然开了头，但不算成功。一个是1988年开了全国的有主管文化工作的副省(市)长或副书记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制定了艺术演出团体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确了分类改革的方针，即分别哪些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哪些是推向市场的。这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一次我在广东，忽听得说是报上登了，说是我们的艺术局长说了某些文艺团体只能“生死由之” (后该局长声明并无此话)，一句话，轩然大波。还有一个青年艺术剧院，设立了艺术总监一职，事后受到严厉批评，说是艺术总监的称谓来自香港。这也使我不服，我说岂止艺术总监，国务院、总理、部长、书记、专员、董事长、经理等称谓哪个不是来自外国，要求绝对民族化，我们应改称宰相、尚书、府台、道台、掌柜的……
　　中央实验话剧院选拔新的团长，采取了“招标”方式，至今颇受争议，我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另一件事，是我一直希望建立国家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世界各国，包括号称不问文化事宜、连文化部都不设立的美国，都有国家奖。如普利策奖，就由总统颁发。日本的芥川文学奖，则由天皇颁发。另外像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体系，也很隆重。我国只有零零星星的奖与号，例如陈伯华被湖北省授予汉剧大师称号，葡萄常被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老舍被北京市授予人民作家称号，夏衍晚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等。我认为建立全国性正规的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有助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我开了多次会，部里制定了一套方案，未克落实，搁置下来了。
　　学富五车的金克木先生，在一次小会上讲到(旧)中国的特色，他说那就是“官场无政治，文场无文学，情场无爱情，商场无平等竞争”。这话说得有点深不可测，我其后也没有得到机会进一步请教。
　　我的有限见闻体会到的倒是有“文场多政治，官场多文学”之虞。那些年的文人谁不是政治神经绷得比弓弦还紧?而政治问题上讲感情深不深，讲甩石头、掺沙子、唱《国际歌》、评《水浒》、鸡毛上天、蚂蚁啃骨头、小脚女人、气可鼓而不可泄、两条腿走路、神仙会、引蛇出洞、伊索寓言、东郭先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么文学!
　　官场无政治的说法，也可能是指旧社会官员只顾个人升迁，人事沉浮，全不关心政纲政见政绩政声政治理念。官员们对于同僚与上司的升降进退荣辱消长亲疏冷热行情特别敏感，甚至超过了对于民利民瘼民生民心的敏感。一句话，官场可能使作为手段的权力变成目的，使作为目标与原则的政见政纲，变成(争取权力的)手段。
　　有一位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政协委员，曰：有三个三七开要明白，第一，个人努力与出现机遇；第二，个人能力资质与是否被承认；第三，为领导服务与为人民服务，都是三七开。前二者大多是事实，了解这一点有利于谦虚谨慎。第三句话，不太好听，更不准确，但言之有因，有警示作用，值得我们参考，有则注意改之，无则加勉。
　　幸亏我还有一个写作的身份，而且自己很看重这个身份，我从来没有忘记有言在先，我最多干三年，我从来没有忘记部长王某人是很容易取代的，换一个人，至少与王某各有长短，多半会更好；而作家王蒙，不论你对他的评价比较高或者比较低，他是不可替代的。
　　即使如此，一到文化部，我的新角色仍然是有魅力的。国内国外，更多的人在注意我。日本的报纸说，俄国的农业部长，法国的内政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与中国的文化部长，都是最难当的。我有了秘书有了专车有各个有关部门有精明能干的干部们执行我所解释和贯彻的中央的意图。我对于天下大事的一己之见，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挥解释，只要不背离大杠杠，就可以起作用。我的某些话已经被传达被讨论，已经有人在重复我的话。有些我看不惯的现象，例如本部门与所属司局所属单位，开一些无新意无针对性的会议，完全可以由我来阻止或者推迟。我读到许多文件，使我大开眼界，能够更宏观地理解与思考许多事情，例如邓小平同志与希腊时任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先生(同时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就大大推进了我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与认识。我衷心地相信，新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与来之不易的最好的发展时期，反正个人还想不起此前有过更好的时期。而我，至少在文化部范围内感到了被信任被依靠的滋味。说话算话的感觉真好。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地相信自身的确实存在。被周围的人所期待的感觉真好。不断地思考，计划，商议，听取，决定，实行，分析，讲解，辩论，扯满智力的风帆的感觉真好。受到优待受到礼让与照顾的感觉也不错。不论出席什么演出晚会，都是先进贵宾室，后坐全场最佳座位。新皇冠车的音响真好。工资条的排号是0001也有令人一笑开颜的感觉。到处受到欢迎和(哪怕是)讨好的感觉真好。
　　张贤亮爱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既得利益受益者”，他说得确实粗鄙，但又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后来在写《季节》系列的时候，我调侃地说官欲如同性欲，你有，你想，并不特别地寒碜，但是它毕竟需要文化节制，需要提升境界，需要文明化与(至少在我国)含蓄化。
　　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这正是我最怕的。实话明说，部长是可以做出瘾来的。官也可以做得有滋有味，权也可以掌得利国利民，话也可以说得高屋建瓴，事也可以办得外圆内方，与自己不喜欢不一致的对手(资本主义国家叫做“政敌”)也可以练一练、耍一耍、陪一陪，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可以动真情，生真气，燃三昧真火；可以考验自己的品质、忠贞、度量、经验、学问、沉稳、耐性、智慧、技巧、机变……这样的身份有挑战性，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充实性，有丰瞻的作为，有大眼界，有大思维，有崇高信念也有成就感满足感，而且，也有回报，大回报。
　　这样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怖。我会变成另一个王蒙吗?一位外国友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案头堆积的文件与数个电话，他叫道：“你是艺术家，这(指行政工作)会毁了你的。”顺便提一下，他实不像有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动机与意识形态背景。
　　我完全相信，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使我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出手，不怕牺牲，意志如钢，目光远大。而文学与艺术更多地是女性的事业，许多符号(包括话语)，许多情感，许多幻想，许多眼泪。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称与核心唱词，也恰恰是我的特点与弱点。直至今日，如果阅读起元的“谢公最小偏怜女，嫁得黔娄百事乖……”我仍然会泪流满面。
　　最难堪的是任部长期间，我去听过一回李世骥等演员演出的京剧《哭塔》，是说白娘子的儿子，在二十年后长大成人，到雷峰塔前痛哭母亲，感天动地，最后将塔哭倒的故事。这个故事与精妙的唱腔令我想起白蛇与青蛇的命运，想起多少情感与愿望被法海与雷峰塔所重压，多少人生的痛苦无法解释……我竟然泪如雨下，而且是涕泪交加。我根本止不住。这完全是失态。要知道不是我一个人看戏，周围都是我的下属呀!
　　我喜欢语言，喜欢抒情，喜欢奇想，喜欢与众不同，一鸣惊人，喜欢出其不意，喜欢给大众以冲击，喜欢大开大阖，喜欢拈花不语，含泪而笑，欲说还休，摹桑画槐，横看成岭侧成峰，草蛇灰线，却道天凉好个秋。我喜欢自由、自在、谈笑风生、潇洒诙谐、多一点个人与个性，我做不到太严肃，太不幽默，太组织化纪律化(虽然我从来遵守组织与纪律)。我希望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一个强大者的撑腰来出成绩。我一边当着部长一边不忘写作。一边当着部长一边设想着下来的那一天。我甚至在与外国官员会见时，听到人家介绍我“文化部长，并且是一位作家”的时候，用蹩脚的英语补充:“I’d like to correct the saying:I am a writer，mean while I am a minister．”更正确地说，我是一个作家，同时是一个部长。
　　
　　(摘自《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王蒙著 花城出版社 2007.4 定价: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