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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普鲁东的经济学和哲学展开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蕴含和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即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原则、“总体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志码]A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本体论学说，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本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三者是统一的，即怎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就怎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那里，方法不是形式化抽象化可随意搬用的模式，而是世界的根基和人类生存的原则。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普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既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和世界观学说的深刻展示，同时也内蕴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导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1]248 本文立足于《哲学的贫困》这一文本，阐发马克思对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批判本身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展示。这一方法论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原则、“总体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
一、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原则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和哲学方法论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反对普鲁东的论战就变成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先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证”。[2]246 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对普鲁东的批判不能不同时对其哲学——方法展開批判。“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普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3]104 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为篇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术语上的颠倒，无疑是深刻认识到蒲鲁东在哲学方法上的“贫困”。这一“贫困”首先体现在普鲁东未曾深入到社会现实中。
何为“社会现实”？在卢卡奇看来，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这种自我设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现实。”[4]65 而在普鲁东看来，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经济范畴是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5]1471846 年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普鲁东创立的哲学之所以可笑，其原因在于他既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历史起源，也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认为，普鲁东的哲学一点也不比他的前辈高明，他的整个哲学实是建立在无人身的理性基础上。只要从普遍理性、无人身的理性出发，社会现实就根本不可能被他把握住，同时离开社会现实也不能正确理解经济范畴。
以“分工”为例，分工这一经济范畴是普鲁东一系列经济进化的第一个范畴。在普鲁东看来，分工是一个单纯而抽象的范畴，这一经过普鲁东抽象过的分工使他既看不到分工的历史发展，也看不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是如何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考察分工，我们就要立足于社会现实，根据社会现实理解分工，而不能抽象地看待，不同历史时代分工的形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3]127 马克思通过考察十四、十五世纪的现实情况，看到那个历史时期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十七世纪分工的形式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原因在于社会现实的不同，因此仅仅从观念、范畴是很难推论出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
普鲁东对经济进化系列的其他范畴如竞争、垄断、所有权等的理解，同样都是孤立而抽象地加以理解，导致其理论脱离社会现实。马克思指出，竞争并不是像普鲁东所认为的是永恒必然存在的，竞争的形成与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它是由于某些历史需要而形成，也会由于历史需要而被消除。关于所有权，在普鲁东那里，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马克思指出，对于所有权，我们也不能抽象孤立地理解，给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描述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
普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脱离社会现实的永恒的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时，首先指证其哲学——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根基，揭示出经济范畴的社会现实根基。
第一，社会现实不是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经济范畴实是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定在人们头脑中的抽象反映，它是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的一种纯理性的存在，是对一定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的、理论的表达。“普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6]447 马克思把对经济范畴的理解导回到社会现实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这种对经济范畴的存在论批判一直被贯彻到《资本论》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商品、劳动、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均展开存在论批判，揭示被经济范畴所掩盖的现象实情。
第二，社会现实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成果，既批判了朴素的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抽象的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现实不是看作既定的事实和抽象的理念，而是当作人的感性活动。正是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历史和唯物主义得以贯通。所以，真正的现实不是范畴的逻辑演绎，也不是理念或绝对精神的自身运动，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
二、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施不约而同地突出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卢卡奇曾指出：“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4]77 普鲁东看不到社会有机联系的总体性，把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信用、所有权等经济范畴抽象地割裂看来，把一个范畴看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并宣称“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3]104 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理性进化的虚假性，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总体性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考察经济范畴的演进，既不能从时间次序，也不能从观念顺序，而要纳入到总体性中加以考察。普鲁东把分工、机器、竞争、垄断、所有权等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把有机地联系着的因素、环节看成偶然发生关系的东西，看不到这些经济关系是有机地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是内在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中的环节，以至于他把机器看作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从分工中得出机器。在马克思看来，“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會机体呢？”[3]109
社会是不断变化而生成的有机总体，既是历史的总体又是结构的总体。历史的总体意味着社会现实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事实的汇集，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有机体;结构的总体意味着社会各部分是既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从身体上割下来的手，虽名叫手，但实质已不是手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有意义，社会中的各环节各因素只有纳入总体中才能获得正确理解。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割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在联系，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中的各个环节，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普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7]708
三、追问事情的本质来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
马克思在对普鲁东的批判中，既追问普鲁东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各个范畴的现实基础，也指出普鲁东在套用黑格尔辩证法说明各个经济范畴矛盾运动体系时，毫无历史性原则，普鲁东的辩证法实是他头脑中的奇妙的运动，而不是现实的历史运动。
“黑格尔曾指告诫人们，哲学——科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地应用于任何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8]49 普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借用过来，试图说明经济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但他不懂得辩证法是奠基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辩证法是社会现实的自我运动过程，是不能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作为抽象的工具，因此他无法探索出现实历史的实在进程。
普鲁东套用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公式，认为每个经济范畴可以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好坏两个方面就形成经济范畴固有的矛盾，辩证法就是在一定天命目的下消除每个经济范畴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范畴的顺序成为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普鲁东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3]112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具有“巨大历史感”。“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4]84 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功绩，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因此，他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表达。
普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之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感消失殆尽，“普鲁东只是用经济的范畴代替黑格尔的观念的更替，因此而免于对历史发展作详细的研究。”[9]31 普鲁东从经济学那里拿来经济范畴，套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说明范畴、原理、规律的形成情况和来历，用范畴的序列运动代替人们现实的历史运动，他既没有提供给我们经济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顺序，也没有说明经济范畴在观念本身中的历史，而是提供给我们他本身矛盾的历史。因此，马克思说普鲁东低于黑格尔，原因在于他没有历史维度，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正反、好坏两个方面，看不到辩证法是现实生活过程的自身运动。普鲁东的辩证法只是一种虚假辩证法，是以“头脑中奇妙的应当”代替“伟大的历史运动”。
在《哲学的贫困》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正是在对范畴、概念的本质来历的追问中，给我们呈现出了现实生活自身的辩证法，即历史的辩证法。历史是人们自身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从历史的本质来历中理解事物、现实，清洗经济范畴的理性先在性，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在普鲁东那里，他不知道生产关系也是被生产出来的，他以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代替现实生产关系的生产。普鲁东虽把自己的学说也以“科学”自称，但他的“科学”仅是科学公式，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因为他不懂得历史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史，是变革世界的历史运动。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关系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出来的，这个历史运动不是自我意识的展开，而是生活世界自身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3]122
四、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卢卡奇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上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三个维度即“唯物”原则、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并不是相互分离割裂的，而是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三个不同方面，是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当前，在以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在现代性意识形态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大遮蔽下，在近代自然科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冲击下，重读《哲学的贫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这一方法论对我们新时代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面向社会现实。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而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魅力。这一魅力首先就是以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枢轴。而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恰恰遗忘这一核心和枢轴，成为对现实世界做科学解释和论证的学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10] 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像普鲁东那样撇开社会现实，从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机械照搬某种原理学说，不去考察该原理学说的社会现实基础，最终这样的理论学说只会成为缺乏创造力和批判力的理论推演。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三天讨论班上曾盛赞马克思主义懂得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构建和发展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始终立足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摆脱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不被现代性话语所束缚，不停留于抽象范畴概念基础上，不从主观意识出发去“做”哲学社会科学，把抽象概念范畴强塞进某种学说理论中，或套用某种话语体系，如此做法只会遮蔽甚至阻碍对社会现实本身的研究。
当前，我们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方法论上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直面思考时代问题本身，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揭示和把握当今中国之社会现实，致力于从社会现实中提炼新思想、新智慧，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挥应有的理论创新和指导作用。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贯彻总体性原则。社会现实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总体，总体不是各要素各环节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各要素各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有机整体。总体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从属于总体。总体性要求我们不能像普鲁东那样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孤立地考察事物及其性质，而要从历史的总体或结构的总体中把握社会现实中的各环节和各要素及其它们的相互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视野不仅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打破专业分工实现相互贯通，更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要摆脱从孤立事实出发的狭隘眼界，不就事论事。如果研究只局限于某方面、或见树不见林式的展开条块分割研究，虽然这种研究看上去很专业，但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4]169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曾问道：“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信贷危机的来临？”经济学之所以无法预测信贷危机的来临，是因为被抽象化数学化技术化的经济学规律无法把握社会现实的真实运动，缺乏总体性维度。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构建愈加标准化复杂化的模型，而在于如何从总体上、全局上、战略上应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视域中研究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总体性变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需以总体性方法展开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分析和阐释。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贯彻历史性原则。哲学社会科学所研究对象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而非孤立的事实，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以之为前提的范畴、概念也不是既定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并在思想中被表達出来。如果抹煞哲学社会科学以之为前提的事实或范畴概念的历史性以及它们的一切历史差别，其科学性程度将大打折扣，甚或“不科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在追问人们如何理解“事实”时，指出：“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4]54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11]31
20世纪初胡塞尔发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认为欧洲的科学与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2]5 ，摆脱危机的道路是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20世纪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家们纷纷展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批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原则，把实证主义与现代性相联系，指出实证主义已成为今天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对现实的研究始终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描述出人们的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从现实运动的批判中引导出科学。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需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强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认识，努力把握历史性事物自身，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并把它们的自我活动的辩证过程批判性地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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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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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普鲁东.贫困的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9]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1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13]崔希福，李璐.正义·制度·秩序[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23-27.
[责任编辑]王立国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志码]A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本体论学说，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本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三者是统一的，即怎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就怎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那里，方法不是形式化抽象化可随意搬用的模式，而是世界的根基和人类生存的原则。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普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既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和世界观学说的深刻展示，同时也内蕴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导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1]248 本文立足于《哲学的贫困》这一文本，阐发马克思对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批判本身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展示。这一方法论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原则、“总体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
一、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原则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和哲学方法论的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反对普鲁东的论战就变成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先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证”。[2]246 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对普鲁东的批判不能不同时对其哲学——方法展開批判。“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普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3]104 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为篇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术语上的颠倒，无疑是深刻认识到蒲鲁东在哲学方法上的“贫困”。这一“贫困”首先体现在普鲁东未曾深入到社会现实中。
何为“社会现实”？在卢卡奇看来，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这种自我设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现实。”[4]65 而在普鲁东看来，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经济范畴是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5]1471846 年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普鲁东创立的哲学之所以可笑，其原因在于他既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历史起源，也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认为，普鲁东的哲学一点也不比他的前辈高明，他的整个哲学实是建立在无人身的理性基础上。只要从普遍理性、无人身的理性出发，社会现实就根本不可能被他把握住，同时离开社会现实也不能正确理解经济范畴。
以“分工”为例，分工这一经济范畴是普鲁东一系列经济进化的第一个范畴。在普鲁东看来，分工是一个单纯而抽象的范畴，这一经过普鲁东抽象过的分工使他既看不到分工的历史发展，也看不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是如何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考察分工，我们就要立足于社会现实，根据社会现实理解分工，而不能抽象地看待，不同历史时代分工的形式和性质是不一样的。“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3]127 马克思通过考察十四、十五世纪的现实情况，看到那个历史时期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十七世纪分工的形式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原因在于社会现实的不同，因此仅仅从观念、范畴是很难推论出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
普鲁东对经济进化系列的其他范畴如竞争、垄断、所有权等的理解，同样都是孤立而抽象地加以理解，导致其理论脱离社会现实。马克思指出，竞争并不是像普鲁东所认为的是永恒必然存在的，竞争的形成与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它是由于某些历史需要而形成，也会由于历史需要而被消除。关于所有权，在普鲁东那里，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马克思指出，对于所有权，我们也不能抽象孤立地理解，给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描述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
普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脱离社会现实的永恒的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时，首先指证其哲学——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根基，揭示出经济范畴的社会现实根基。
第一，社会现实不是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经济范畴实是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定在人们头脑中的抽象反映，它是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的一种纯理性的存在，是对一定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的、理论的表达。“普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6]447 马克思把对经济范畴的理解导回到社会现实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这种对经济范畴的存在论批判一直被贯彻到《资本论》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商品、劳动、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均展开存在论批判，揭示被经济范畴所掩盖的现象实情。
第二，社会现实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成果，既批判了朴素的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抽象的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现实不是看作既定的事实和抽象的理念，而是当作人的感性活动。正是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历史和唯物主义得以贯通。所以，真正的现实不是范畴的逻辑演绎，也不是理念或绝对精神的自身运动，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
二、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科尔施不约而同地突出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卢卡奇曾指出：“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4]77 普鲁东看不到社会有机联系的总体性，把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信用、所有权等经济范畴抽象地割裂看来，把一个范畴看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并宣称“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3]104 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理性进化的虚假性，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总体性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考察经济范畴的演进，既不能从时间次序，也不能从观念顺序，而要纳入到总体性中加以考察。普鲁东把分工、机器、竞争、垄断、所有权等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把有机地联系着的因素、环节看成偶然发生关系的东西，看不到这些经济关系是有机地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是内在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中的环节，以至于他把机器看作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从分工中得出机器。在马克思看来，“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會机体呢？”[3]109
社会是不断变化而生成的有机总体，既是历史的总体又是结构的总体。历史的总体意味着社会现实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事实的汇集，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有机体;结构的总体意味着社会各部分是既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从身体上割下来的手，虽名叫手，但实质已不是手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有意义，社会中的各环节各因素只有纳入总体中才能获得正确理解。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割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在联系，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中的各个环节，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普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7]708
三、追问事情的本质来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
马克思在对普鲁东的批判中，既追问普鲁东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各个范畴的现实基础，也指出普鲁东在套用黑格尔辩证法说明各个经济范畴矛盾运动体系时，毫无历史性原则，普鲁东的辩证法实是他头脑中的奇妙的运动，而不是现实的历史运动。
“黑格尔曾指告诫人们，哲学——科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地应用于任何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8]49 普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借用过来，试图说明经济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但他不懂得辩证法是奠基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辩证法是社会现实的自我运动过程，是不能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作为抽象的工具，因此他无法探索出现实历史的实在进程。
普鲁东套用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公式，认为每个经济范畴可以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好坏两个方面就形成经济范畴固有的矛盾，辩证法就是在一定天命目的下消除每个经济范畴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范畴的顺序成为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普鲁东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3]112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具有“巨大历史感”。“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4]84 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功绩，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因此，他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表达。
普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之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感消失殆尽，“普鲁东只是用经济的范畴代替黑格尔的观念的更替，因此而免于对历史发展作详细的研究。”[9]31 普鲁东从经济学那里拿来经济范畴，套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说明范畴、原理、规律的形成情况和来历，用范畴的序列运动代替人们现实的历史运动，他既没有提供给我们经济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顺序，也没有说明经济范畴在观念本身中的历史，而是提供给我们他本身矛盾的历史。因此，马克思说普鲁东低于黑格尔，原因在于他没有历史维度，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正反、好坏两个方面，看不到辩证法是现实生活过程的自身运动。普鲁东的辩证法只是一种虚假辩证法，是以“头脑中奇妙的应当”代替“伟大的历史运动”。
在《哲学的贫困》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正是在对范畴、概念的本质来历的追问中，给我们呈现出了现实生活自身的辩证法，即历史的辩证法。历史是人们自身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从历史的本质来历中理解事物、现实，清洗经济范畴的理性先在性，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在普鲁东那里，他不知道生产关系也是被生产出来的，他以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代替现实生产关系的生产。普鲁东虽把自己的学说也以“科学”自称，但他的“科学”仅是科学公式，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因为他不懂得历史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史，是变革世界的历史运动。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关系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出来的，这个历史运动不是自我意识的展开，而是生活世界自身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3]122
四、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卢卡奇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上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三个维度即“唯物”原则、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并不是相互分离割裂的，而是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三个不同方面，是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当前，在以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在现代性意识形态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强大遮蔽下，在近代自然科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冲击下，重读《哲学的贫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这一方法论对我们新时代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面向社会现实。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而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魅力。这一魅力首先就是以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枢轴。而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恰恰遗忘这一核心和枢轴，成为对现实世界做科学解释和论证的学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10] 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像普鲁东那样撇开社会现实，从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机械照搬某种原理学说，不去考察该原理学说的社会现实基础，最终这样的理论学说只会成为缺乏创造力和批判力的理论推演。海德格尔在其晚期三天讨论班上曾盛赞马克思主义懂得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构建和发展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始终立足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摆脱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不被现代性话语所束缚，不停留于抽象范畴概念基础上，不从主观意识出发去“做”哲学社会科学，把抽象概念范畴强塞进某种学说理论中，或套用某种话语体系，如此做法只会遮蔽甚至阻碍对社会现实本身的研究。
当前，我们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方法论上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直面思考时代问题本身，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揭示和把握当今中国之社会现实，致力于从社会现实中提炼新思想、新智慧，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挥应有的理论创新和指导作用。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贯彻总体性原则。社会现实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总体，总体不是各要素各环节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各要素各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有机整体。总体中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从属于总体。总体性要求我们不能像普鲁东那样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孤立地考察事物及其性质，而要从历史的总体或结构的总体中把握社会现实中的各环节和各要素及其它们的相互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性视野不仅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打破专业分工实现相互贯通，更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要摆脱从孤立事实出发的狭隘眼界，不就事论事。如果研究只局限于某方面、或见树不见林式的展开条块分割研究，虽然这种研究看上去很专业，但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4]169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曾问道：“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信贷危机的来临？”经济学之所以无法预测信贷危机的来临，是因为被抽象化数学化技术化的经济学规律无法把握社会现实的真实运动，缺乏总体性维度。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构建愈加标准化复杂化的模型，而在于如何从总体上、全局上、战略上应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视域中研究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总体性变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需以总体性方法展开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分析和阐释。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贯彻历史性原则。哲学社会科学所研究对象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而非孤立的事实，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以之为前提的范畴、概念也不是既定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并在思想中被表達出来。如果抹煞哲学社会科学以之为前提的事实或范畴概念的历史性以及它们的一切历史差别，其科学性程度将大打折扣，甚或“不科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在追问人们如何理解“事实”时，指出：“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4]54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11]31
20世纪初胡塞尔发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认为欧洲的科学与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2]5 ，摆脱危机的道路是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20世纪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家们纷纷展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批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原则，把实证主义与现代性相联系，指出实证主义已成为今天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对现实的研究始终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描述出人们的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从现实运动的批判中引导出科学。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需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强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认识，努力把握历史性事物自身，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并把它们的自我活动的辩证过程批判性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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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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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崔希福，李璐.正义·制度·秩序[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23-27.
[责任编辑]王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