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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一贯严于律己,勤俭朴素;他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严格要求子女,正确对待亲属要求,克己奉公,一心为党,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草鞋情结
李先念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经常同下级干部吃住在一起,以便及时了解实情,掌握第一手材料。每到宿营地时,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就亲自检查安排吃住,看望慰问伤病员。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川北,在旺苍县木门寺召开了著名的“木门军事会议”,决定扩军整编红军,将红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委。红三十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场,砺兵秣马,准备在木门至黄猫垭一带消灭前来“围剿”红军的敌曾南夫部。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援红军,运粮草、筑工事,为红军编草鞋。
一天,李先念来到鸽子庙,见十多个人正在编草鞋。其中一个小伙子编草鞋手脚麻利,编得又快又好,就亲切地问他:“老乡,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小伙子回答说:“我叫余官章,今年22岁,一天能编四五双草鞋。”说罢,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望着眼前这位长官模样的红军。李先念的警卫员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余官章马上站起来,叫了一声:“首长!”李先念见他站起来,腿是瘸的,就关切地问他腿是怎么瘸的。余官章说:“小时候腿上长了个毒疮,因为无钱医治而留下了残疾。”李先念很是同情,便经常去看他,教他唱红军歌谣。余官章见李政委这样平易近人,对他又格外关心,就回家找了些结实的旧布条,精心编了两双布筋草鞋送给李先念。李先念穿上很合脚,就夸赞余官章:“你的手真巧!”
穿上余官章为他编的草鞋,李先念指挥了著名的黄猫垭战役和广昭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戎马倥偬几十年,李先念始终没有忘记九龙场,没有忘记给他编草鞋的余官章。
1985年,旺苍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纪念那一段珍贵的历史。旺苍县委、县政府致函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恳请他能为陈列馆题词。李先念欣然写下了“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把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殷切的希望,寄托了李先念对老区人民的浓浓深情。1986年,李先念在北京接见原南江县县长郑友铭时,深情地回忆道:“川北有个九龙场,那是个战略要地,我在那里打过仗。有个瘸子老乡给我打过两双布筋草鞋,我穿上它踏上了长征路。”1986年秋,郑友铭受李先念的委托,专程到旺苍县九龙乡看望了75岁的余官章老人,送去了共和国主席对这位普通老百姓的深情怀念。
1993年,在纪念红四方面军入川60周年之际,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专程到当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寻访李先念战斗的足迹。在旺苍县“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林佳楣看到了一张草鞋床。陈列馆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60年前九龙场老百姓为红军编草鞋的工具,余官章就是用这张草鞋床为李先念编了两双布筋草鞋。林佳楣说,七年前李先念在接见南江县长时,还提到过这位老乡。当林佳楣了解到82岁的余官章老人依然健在时,就想专程去九龙场看望他。地方的同志告诉林佳楣,木门到九龙的公路正在扩建,路况不好,林佳楣感到很惋惜。回到招待所,林佳楣给余官章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尊敬的老人家,感谢您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我们代表李先念同志,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愿您健康长寿!”同时,还为余官章老人捎去茶叶、糕点。余官章一直珍藏着这封书信,他说,看到这封书信,就像看到当年的李先念政委。
对待贪污腐败决不手软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曾先后担任鄂豫边区军事部长、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他多次在部队和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宣传毛泽东,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小油灯下“一熬就是几个通宵,连饭端来了也顾不上吃”、“一支铅笔用得捉不住还舍不得丢”、“思考问题时把灯芯拔得小小的”、“生活不搞特殊化,一只鸡让所有在家的首长分享”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故事教育大家。在一次抗大十分校的毕业会上,李先念指出:“革命军队的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大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要求党员、干部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斗争中一心为公,清正廉洁。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鄂豫边区根据地逐步扩大,其机关职能部门也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也表现出来。正如边区党委委员吴祖贻所列举的那样:人家摊派保甲经费,我们便也来一个“抗日月捐保甲摊派”;人家从上到下地奉行公事,我们便也处处靠命令来领导行政工作,不检查,不督促,以至自己机关的干部贪污腐化。
对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危害性,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人是十分重视的。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王翰、吴祖贻、夏忠武等就曾多次在党、政、军机关会议上大讲特讲官僚主义的危害。边区党委领导人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为边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第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其表率作用就更为突出。1942年12月,在大悟山反“扫荡”的一次急行军中,由于风大雨疾,路窄泥泞,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先念突然摔倒在地上,参谋肖健章赶忙上前搀扶,李先念摆了摆手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擦着身上的泥水,一边温和地对肖健章说:“别管我,你把路带好点就行了。”李先念的一言一行,战士们听到耳里,看在眼中,不知不觉行军的步伐便加快了好多。李先念很关心战士,很关心百姓,极其注重搞好军民关系。一次,他的警卫员何小乐在大悟白果树湾给房东严大妈挑水,不小心把水桶给摔坏了。李先念急忙叫小何借来斧头、刨子和锯,一会儿功夫就把两只水桶修好了。李先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深受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在第五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他带头自我检查,并特别叮嘱他身边的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他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的口头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第五师警卫团的全体官兵就表现得很突出。干部从没有敲诈百姓的事情发生,没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战士从没有拿过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部队所到之处,与群众关系像鱼水一样,倍受老百姓欢迎。
李先念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但又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毫不留情地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1942年11月,李先念亲自批准处决了第五师部队中的两名腐败分子。他通过这件事教育第五师的广大指战员:为使党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对于犯纪犯法的人是不能宽容的,是要进行严厉的制裁的。“如果庞大的党的组织,没有铁的纪律,你们想想,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能领导对敌作战获取胜利?”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先念还经常告诫大家,绝对不能自高自大,自夸其功,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功绩来抵抗党的纪律和军纪及自己的缺点,否则就无进取的力量,就无前途。
“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老同志们回忆说,李先念从不讲究吃穿,建国后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解放后,他在湖北工作期间,生活条件改善了,早饭常常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中晚餐也不过是一荤一素一个汤,顶多再加个小碟子;当留客人吃饭时,也不加菜,只是数量多一点。对此,李先念常常说:“比起过去的生活已经是天堂了。”“个人生活太奢侈了,会丧失贫下中农的感情。”就是在担任了国家主席后,他招待客人也是规定四菜一汤,粗茶淡饭,根本不喝酒。出差到外地,他也从不接受地方的招待。李先念常教育地方的同志说:“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员,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是宝贵的。我们的人格道德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虚伪的,我们的人格道德是实际的。处处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特别是在单独活动时,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人格道德,要绝对尊重自己的人格,不破坏党的利益,不同流合污。”
1960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经河南南下,来到故乡红安视察。这是全国解放后李先念第二次回故乡。回故乡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此时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与前次截然不同,这次没讲一句风趣话,满脸的威严。原来,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加之一些地方“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使本来就很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变得更为严峻。很长一段时间,李先念几乎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此次南行,他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纠“五风”的重大使命。途经河南信阳地区,他见许多群众的鞋子上套了一层用来表示哀悼死者的白纱布,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到达红安后,李先念一下车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张景田如实作了汇报。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李先念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搞特殊,把干群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打天下时很聪明,懂得要紧紧依靠群众和怎样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却糊涂了,忘了本,群众饿肚子也麻木不仁,这哪里像是共产党的干部?群众有怨气是对的嘛,骂娘也活该!现在看一个干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的群众观念如何,是不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官僚主义严重,搞浮夸,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自己享受的人,要坚决撤下来,不然,留在那个位置上害死人!讲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时,李先念指出,红安荒地多得很,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这时,随行人员介绍,“瓜菜代”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是个好办法,中央已发了文件,要求全国推广。李先念说:“这也是逼出来的。全国几亿人口要吃饭,粮食就那么多,不想些办法怎么行?”他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开动脑筋想办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与广大群众共渡难关。
当天夜晚,红安县委派人将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侄儿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单独与姐姐、侄儿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你们说说看,县里有没有饿死人?”李先念严肃地问。陈锡民回答:“我们湾里没有,整个高桥区的情况也还好,但二程区和其他一些地方死了一些人,还有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李先念说:“那是缺营养,搞点黄豆吃,症状就能减轻。”李德琴插话:“田地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这是个问题!”李先念说完,又换了一个话题:“干部作风么样?”“绝大多数还好,与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也有个别人差些,喜欢吹牛,老想占群众的便宜。”陈锡民说的是实话。“生产上的事情,社员能不能作主?”“前几年还不行,今年有较大转变,基本上可以作主。”“准不准搞副业,比如说养鸡养鸭?”李德琴直言相告:“社员连粥都喝不饱,哪里能养这些东西!”她喝了口水,接着说,“先念啊,你做了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李先念严肃地说:“我的姐姐哟,你不要讲蛮话,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啊!全国这么大,到处缺粮吃,都像你们这样伸手,我李先念有天大的本事也招架不了,你就不能为我想一想?”
姐姐李德琴和侄儿陈锡民低头不语,李先念严肃地说:“当然我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也不是没权力调拨,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拨粮。”分别时,他要姐姐和侄儿回去后代问乡亲们好,告诉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能只想到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可以搞点副业。没有粮食,鸡鸭也不是完全不能养。山上有的是虫子,河里塘里也有鱼虾,让鸡上山,鸭下塘,照样可以长肉下蛋。
这次回家李先念了解到的情况与红安县委汇报的差不多。事后,李先念对随行人员说:“红安县委还是实事求是的。”由于要赶往省里作反“五风”的报告,李先念这次回乡只在县里停留了一天。为了防止县里在伙食上给他搞特殊,他亲自向县委负责人嘱咐“三不准”:不准炒荤菜,不准煮米饭,不准搞酒喝。从来到走共吃四餐饭,李先念同随行人员一样,吃的是荞麦粑和青菜炒豆渣。
(责编 曲星)
草鞋情结
李先念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经常同下级干部吃住在一起,以便及时了解实情,掌握第一手材料。每到宿营地时,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就亲自检查安排吃住,看望慰问伤病员。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川北,在旺苍县木门寺召开了著名的“木门军事会议”,决定扩军整编红军,将红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委。红三十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场,砺兵秣马,准备在木门至黄猫垭一带消灭前来“围剿”红军的敌曾南夫部。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援红军,运粮草、筑工事,为红军编草鞋。
一天,李先念来到鸽子庙,见十多个人正在编草鞋。其中一个小伙子编草鞋手脚麻利,编得又快又好,就亲切地问他:“老乡,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小伙子回答说:“我叫余官章,今年22岁,一天能编四五双草鞋。”说罢,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望着眼前这位长官模样的红军。李先念的警卫员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余官章马上站起来,叫了一声:“首长!”李先念见他站起来,腿是瘸的,就关切地问他腿是怎么瘸的。余官章说:“小时候腿上长了个毒疮,因为无钱医治而留下了残疾。”李先念很是同情,便经常去看他,教他唱红军歌谣。余官章见李政委这样平易近人,对他又格外关心,就回家找了些结实的旧布条,精心编了两双布筋草鞋送给李先念。李先念穿上很合脚,就夸赞余官章:“你的手真巧!”
穿上余官章为他编的草鞋,李先念指挥了著名的黄猫垭战役和广昭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戎马倥偬几十年,李先念始终没有忘记九龙场,没有忘记给他编草鞋的余官章。
1985年,旺苍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纪念那一段珍贵的历史。旺苍县委、县政府致函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恳请他能为陈列馆题词。李先念欣然写下了“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把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殷切的希望,寄托了李先念对老区人民的浓浓深情。1986年,李先念在北京接见原南江县县长郑友铭时,深情地回忆道:“川北有个九龙场,那是个战略要地,我在那里打过仗。有个瘸子老乡给我打过两双布筋草鞋,我穿上它踏上了长征路。”1986年秋,郑友铭受李先念的委托,专程到旺苍县九龙乡看望了75岁的余官章老人,送去了共和国主席对这位普通老百姓的深情怀念。
1993年,在纪念红四方面军入川60周年之际,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专程到当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寻访李先念战斗的足迹。在旺苍县“木门军事会议陈列馆”,林佳楣看到了一张草鞋床。陈列馆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60年前九龙场老百姓为红军编草鞋的工具,余官章就是用这张草鞋床为李先念编了两双布筋草鞋。林佳楣说,七年前李先念在接见南江县长时,还提到过这位老乡。当林佳楣了解到82岁的余官章老人依然健在时,就想专程去九龙场看望他。地方的同志告诉林佳楣,木门到九龙的公路正在扩建,路况不好,林佳楣感到很惋惜。回到招待所,林佳楣给余官章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尊敬的老人家,感谢您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我们代表李先念同志,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愿您健康长寿!”同时,还为余官章老人捎去茶叶、糕点。余官章一直珍藏着这封书信,他说,看到这封书信,就像看到当年的李先念政委。
对待贪污腐败决不手软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曾先后担任鄂豫边区军事部长、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他多次在部队和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宣传毛泽东,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小油灯下“一熬就是几个通宵,连饭端来了也顾不上吃”、“一支铅笔用得捉不住还舍不得丢”、“思考问题时把灯芯拔得小小的”、“生活不搞特殊化,一只鸡让所有在家的首长分享”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故事教育大家。在一次抗大十分校的毕业会上,李先念指出:“革命军队的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大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要求党员、干部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斗争中一心为公,清正廉洁。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鄂豫边区根据地逐步扩大,其机关职能部门也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也表现出来。正如边区党委委员吴祖贻所列举的那样:人家摊派保甲经费,我们便也来一个“抗日月捐保甲摊派”;人家从上到下地奉行公事,我们便也处处靠命令来领导行政工作,不检查,不督促,以至自己机关的干部贪污腐化。
对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危害性,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人是十分重视的。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王翰、吴祖贻、夏忠武等就曾多次在党、政、军机关会议上大讲特讲官僚主义的危害。边区党委领导人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为边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第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其表率作用就更为突出。1942年12月,在大悟山反“扫荡”的一次急行军中,由于风大雨疾,路窄泥泞,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先念突然摔倒在地上,参谋肖健章赶忙上前搀扶,李先念摆了摆手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擦着身上的泥水,一边温和地对肖健章说:“别管我,你把路带好点就行了。”李先念的一言一行,战士们听到耳里,看在眼中,不知不觉行军的步伐便加快了好多。李先念很关心战士,很关心百姓,极其注重搞好军民关系。一次,他的警卫员何小乐在大悟白果树湾给房东严大妈挑水,不小心把水桶给摔坏了。李先念急忙叫小何借来斧头、刨子和锯,一会儿功夫就把两只水桶修好了。李先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深受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在第五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他带头自我检查,并特别叮嘱他身边的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他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的口头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第五师警卫团的全体官兵就表现得很突出。干部从没有敲诈百姓的事情发生,没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战士从没有拿过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部队所到之处,与群众关系像鱼水一样,倍受老百姓欢迎。
李先念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但又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毫不留情地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1942年11月,李先念亲自批准处决了第五师部队中的两名腐败分子。他通过这件事教育第五师的广大指战员:为使党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对于犯纪犯法的人是不能宽容的,是要进行严厉的制裁的。“如果庞大的党的组织,没有铁的纪律,你们想想,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能领导对敌作战获取胜利?”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先念还经常告诫大家,绝对不能自高自大,自夸其功,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功绩来抵抗党的纪律和军纪及自己的缺点,否则就无进取的力量,就无前途。
“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老同志们回忆说,李先念从不讲究吃穿,建国后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解放后,他在湖北工作期间,生活条件改善了,早饭常常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中晚餐也不过是一荤一素一个汤,顶多再加个小碟子;当留客人吃饭时,也不加菜,只是数量多一点。对此,李先念常常说:“比起过去的生活已经是天堂了。”“个人生活太奢侈了,会丧失贫下中农的感情。”就是在担任了国家主席后,他招待客人也是规定四菜一汤,粗茶淡饭,根本不喝酒。出差到外地,他也从不接受地方的招待。李先念常教育地方的同志说:“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员,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是宝贵的。我们的人格道德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虚伪的,我们的人格道德是实际的。处处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特别是在单独活动时,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人格道德,要绝对尊重自己的人格,不破坏党的利益,不同流合污。”
1960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经河南南下,来到故乡红安视察。这是全国解放后李先念第二次回故乡。回故乡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此时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与前次截然不同,这次没讲一句风趣话,满脸的威严。原来,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加之一些地方“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使本来就很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变得更为严峻。很长一段时间,李先念几乎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此次南行,他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纠“五风”的重大使命。途经河南信阳地区,他见许多群众的鞋子上套了一层用来表示哀悼死者的白纱布,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到达红安后,李先念一下车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张景田如实作了汇报。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李先念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搞特殊,把干群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打天下时很聪明,懂得要紧紧依靠群众和怎样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却糊涂了,忘了本,群众饿肚子也麻木不仁,这哪里像是共产党的干部?群众有怨气是对的嘛,骂娘也活该!现在看一个干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的群众观念如何,是不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官僚主义严重,搞浮夸,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自己享受的人,要坚决撤下来,不然,留在那个位置上害死人!讲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时,李先念指出,红安荒地多得很,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这时,随行人员介绍,“瓜菜代”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是个好办法,中央已发了文件,要求全国推广。李先念说:“这也是逼出来的。全国几亿人口要吃饭,粮食就那么多,不想些办法怎么行?”他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开动脑筋想办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与广大群众共渡难关。
当天夜晚,红安县委派人将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侄儿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单独与姐姐、侄儿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你们说说看,县里有没有饿死人?”李先念严肃地问。陈锡民回答:“我们湾里没有,整个高桥区的情况也还好,但二程区和其他一些地方死了一些人,还有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李先念说:“那是缺营养,搞点黄豆吃,症状就能减轻。”李德琴插话:“田地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这是个问题!”李先念说完,又换了一个话题:“干部作风么样?”“绝大多数还好,与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也有个别人差些,喜欢吹牛,老想占群众的便宜。”陈锡民说的是实话。“生产上的事情,社员能不能作主?”“前几年还不行,今年有较大转变,基本上可以作主。”“准不准搞副业,比如说养鸡养鸭?”李德琴直言相告:“社员连粥都喝不饱,哪里能养这些东西!”她喝了口水,接着说,“先念啊,你做了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李先念严肃地说:“我的姐姐哟,你不要讲蛮话,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啊!全国这么大,到处缺粮吃,都像你们这样伸手,我李先念有天大的本事也招架不了,你就不能为我想一想?”
姐姐李德琴和侄儿陈锡民低头不语,李先念严肃地说:“当然我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也不是没权力调拨,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拨粮。”分别时,他要姐姐和侄儿回去后代问乡亲们好,告诉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能只想到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可以搞点副业。没有粮食,鸡鸭也不是完全不能养。山上有的是虫子,河里塘里也有鱼虾,让鸡上山,鸭下塘,照样可以长肉下蛋。
这次回家李先念了解到的情况与红安县委汇报的差不多。事后,李先念对随行人员说:“红安县委还是实事求是的。”由于要赶往省里作反“五风”的报告,李先念这次回乡只在县里停留了一天。为了防止县里在伙食上给他搞特殊,他亲自向县委负责人嘱咐“三不准”:不准炒荤菜,不准煮米饭,不准搞酒喝。从来到走共吃四餐饭,李先念同随行人员一样,吃的是荞麦粑和青菜炒豆渣。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