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20日，由白毓昆、胡宪等人发起，天津红十字会在新学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址在河北官立第一蒙养院内。徐华清任会长，孙淦、孙凤藻、金韵梅任副会长，陈蔗浦、英敛之、白毓昆等任干事。该会建立后，积极发展会员，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每有战事发生，立即组织医疗救护队，到战地服务，并尽心竭力救助贫黎和赈济灾民。
　　 1911年红十字会成立不久，即赴战场开展救助。此前该会已建起战地救护队，出发前的12月14日，佩戴标志、装备一新的27名男女看护生（救护人员），在天津体育社300名成员的配合下，在西沽北洋大学堂开展战地救护演习。有一张当年战地救护队的合影，救护队员列成几队，立于体育社附近的美国公理会楼前，大家与前来参观的严范孙、宋则久、孙子文等该会董事、职员合影。许多旅津西方人士也参与该会事务。看护生中的美国医生魏德谟，时任该会医务部负责人。照片前方摆有三副新式担架。
　　 1912年3月天津发生壬子兵变，红十字会将兵变伤者抬送至医院，并会同施材社、掩骨会等办理地方勤务。同年秋季，天津周围适逢大水灾，红十字会组织演剧集资，并派员监督雇佣船只装送粮食到灾区散放，救助灾黎无数。与此同时，对受灾地区进行清毒处理，并会同施材社施放棺木，以免掩蔽的尸体腐烂影响卫生。在这次水灾中，成立了顺直水灾义赈局，红十字会全体人员加入，担任各项职务，并拨洋2000元。此外，在疾疫流行期间，组织消毒，并深入监狱和审判厅押犯所进行消毒防疫，对于外地战事也积极组织救助。
　　 1917年红十字会继续投入救灾工作，并在龙亭设立妇孺留养院，收纳灾民，其中男女小孩三百余名，该院执事日日教以课程、体操、习字，诲之不倦，并发给每个小孩铜子三十枚，面包两个，男女教员六人各送铜子三十枚，面包两个，颇为一时之盛。红十字会多次收到灾民写来的感谢信。杨柳青灾民代表王之剑在信中说：“前蒙贵会赏发红粮、棉衣、饼干、药物等件，并蒙各善长辱临散放，敝村灾黎欢声若雷。”张家窝杜志民致函：“敝村惨遇水患，害及秋禾，待哺哀鸿，困逾涸鲋，幸蒙贵会诸大善台抱饥溺之怀，救颠连之苦，赈济玉面寒衣等件，行见仁慈广被实惠均沾。”西乡两岸三十一村村长代表灾民鸣谢函云：“津埠水灾西乡灾害最甚，荡析离居颠连困苦，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幸蒙甘霖特沛，厚德博施，俾涸辙之鱼顿获西江之水，穷途之鸟攸得北海之云，一饭之恩千古佳话，沾濡雨露不啻载德华嵩承恩江汉矣。铭心镂骨，没齿不忘。”
　　 20世纪20年代，天津周边地区常常发生战争，战场救助成为慈善事业很重要的一部分。直奉战争期间，红十字会医院本着红十字精神，对交战双方的兵士均给予悉心医治，总院收治伤员262名，分院收治831名，平时还为伤员换药打针。1922年5月，红十字会在一伤募款传单里提道：“现在红十字会派了医队，分作几路到战区里救济伤亡。死的要设法掩埋，免得尸气熏蒸，到秋后闹瘟疫；活的要设法去救治他，免得呻吟痛楚，成了残废的国民，或竟因此寻死。要是任听这般苦同胞，他受他的罪，我们仍然是吃喝玩乐，一概管不着，咱们扪心自问，觉着安吗？论人道，论公道，都有些忍不过去。幸赖有红十字会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实行那救护的主义，莫有甚么你厚我薄。”传单道出了战地救护的艰难，号召国民出钱出力，大发慈悲。
　　 1925年直系军队与国民军在天津附近交战，红十字会派员携带馒头药品到战区接运难民，发放赈款，妥善安置难民。并且设立临时医院，“救治受伤兵民甚众”。同时，鉴于“该会又因近来杂症颇多，平民医治不易，拟每日上午施诊施药，仅收挂号费铜元数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平民医院”。红十字会通过新闻媒体特将该院宗旨及施诊时间等公诸于众，即：“（一）、宗旨：津埠时令不正，病疫流行，本院特聘医士，传代治疗。并本慈善宗旨，不收诊费，不纳药资，施医施药，以尽天职。（二）、时间：每早自八点钟至十点钟为售券时间，自九点钟至十二点钟，为诊疗时间，下午自二点钟至五点钟，为手术时间，星期日停诊。”
　　 在红十字会战场救助理念的带动下，一些新成立的慈善组织也往往将战场救助纳入其慈善活动中。如1922年成立的八善堂，除了平时的慈善活动外，还致力于兵灾救助，这些慈善组织的战场救助行为明显受到红十字会的影响。红十字会还吸纳了天津许多名绅和以往在天津经办慈善事业的慈善家，如曾在红十字会任职的副会长赵元礼，副理事长卞荫昌，会董李颂臣，董事刘孟扬、严范孙、顾梦臣、张月丹、王贤宾，文牍员鲁嗣香，干事长马千里都是天津著名的士绅和慈善家，这些地方士绅和慈善家对新生的红十字会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努力下，红十字会的慈善救助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益世报》1925年12月24日载：“该会救护队所到之处，被难灾民见有十字旗帜，纷纷争先求救。以故该队人员，近日以来往返运送，极形忙碌，救出妇孺日见增多。”1926年4月16日载：“天津红十字会，鉴于战云复起，难民流离失所，已出发拯救，共组三队，第一医队驻于武清梅厂一带，第一队队员张绍周、吴廷佐，带顾夫役二十余名，并携带馒头等物，赴太平庄、高玉院、白疙疸、高楼、新庄等村，拯救难民颇多。”同年7月31日载：“天津红十字会分会医院，院长纪孙、刘道平，因每届盛暑，霍乱时症发现，救治不及，即多殒命，特制时疫药水，该药水自去夏间制出施送，凡霍乱绞肠等痧一切时病，一服此水立见功效，活人无数。”1928年《益世报》又刊出多篇稿件，包括《天津红十字查放冬赈之实施》、《红十字赈济送往沧州》、《红十字慈善可钦》、《天津红十字会分难民留所养所之调查》、《天红十字会救济队职员分路出发赴青镇等处接救难民》、《红十字会赈济灾民》、《红十字会续收伤民实施求济》等，热情赞扬红十字会种种慈善之举。
　　 “七七”事变后，天津红十字会的业务基本停止。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恢复活动，名称为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市分会，邓庆澜为会长。1951年2月由天津市救济会和市卫生局对旧红十字会进行改组，其性质为人民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团体，接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遵循人道主义宗旨，积极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护、献血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兴办福利事业，开展为孤老病残服务活动，接受国内外捐赠，参与国内救灾，加强与各国红十字会友好交往，开展查人转信等。1951年改组后，先后担任会长的有李允恪、杨振业、白桦、李自牧、甄国才、李振馥、曲学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