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易宪容,1958年出生于江西。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发展室主任。
　　其主要著作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等10余部。
　　他是一个经济学者，但很少表现得那么“理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他总在琢磨一个既普通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民众要花几代人的财富去买一套房子——
　　
　　“一意孤行”的勇敢者
　　
　　显然，易宪容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曾有一家财经媒体问房地产大鳄潘石屹：您现在最担心什么？潘回答说：最最担心的是，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谈了很多，说房地产的冬天终于来了，肯定要下跌。尤其是易宪容。
　　在业内，易宪容有“不合群”的名声。他的一位同行这样评价他：“他这人和别的人不一样，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者。”
　　但易宪容不管这些。“为什么要让他们满意呢？”47岁的经济学家捋一把搭在脑门上的头发，笑着反问：“我不是不合群，我是不被别人左右。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判断，我自己负责。”
　　2004年7月，他“躲”在距天安门20多公里的郊外的家中，按捺不住向外掷出一个观点：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这篇千余字的经济评论，被普遍认为是引起去年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之争的导火索。
　　公开说出房地产业存在泡沫，易宪容很有些势单力孤，但他好像不打算妥协。2005年1月，他又按捺不住，跳出来说，房地产暴利是地方政府对财富的掠夺；3月，他声称，遏制房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4月，他提醒说，警惕房产商个人利益误导经济；6月，他再一次警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还是6月，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他建议民众持币观望，不要盲目购房。
　　
　　用笔说话的“民众代言人”
　　
　　易宪容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2002年，他以每平方米不到3000元的价格在北京北郊的王府公寓买下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复式住房。
　　有段时间，他每天晚上到自己住的小区及周边几个小区去观察，看看楼里亮了多少灯。他发现，入住率很低。一位朋友告诉易宪容，他所在的高档社区卖1万多元1平方米，但入住率不到15%。一天晚上，易宪容驾车沿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转悠，发现“到处是工地，到处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像一个大工地”。
　　由此，他开始思考房地产业的泡沫问题。“当房地产业背离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我就坚决要出来说话！”
　　写经济评论是易宪容说话的有力方式。从1997年在香港给媒体写经济评论开始，他不间断地写了8年。通常，他每天都要花1个多小时写篇文章，现在，他同时给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大约10家媒体开专栏写评论。最多时一天写了7篇文章。
　　这些文章锋芒毕露，总能使房地产业内烽烟四起。比如：“相当一部分房地产商借政策的出台极力推高房价、极力迷惑民众进入房地产，一方面以此用最快速度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一旦泡沫吹破，即使是洪水滔天，对他们也不会有多少影响，因为钱早已落袋为安。”
　　在另一篇评论中，他写道：“面对着这样大的泡沫，为什么总有人出来为之辩护呢？为什么反对的声音会那样大呢？这当然是利益问题，当然是既得利益者希望他人來接这种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的最后一棒。”
　　一次，他问采访他的记者，是否读过他写的某某文章。当记者回答说看过，他立刻追问：“怎么样，过瘾吧？”
　　有同行评价他这些文字带有过多的个人感受和情绪，偏激而有失理性；也有同行认为他的论证不严谨，学术素养不够。“房地产泡沫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经济问题，他没有经过严谨学术研究，结论太过草率，容易误导社会舆论。”一位房地产商这样说。
　　而一位读者评价他：“百姓不懂经济术语，经济学家对于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应能以通俗的语言描述它。易老师的话直截了当，说出了大多数民众的心声。”
　　易宪容自己则说：“很多东西无需用深奥的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常识最重要。”
　　
　　“会骂人”的经济学家
　　
　　与同行辩论，他会盯住问对方：“你自己去买套房，你觉得贵不贵？”
　　2005年6月，易宪容家附近的大型经济适用房住宅区天通苑放号，他跑去一看，为了买上这每平方米2650元的便宜房，数千人提前数日昼夜排号，队伍竟蜿蜒出几公里。在易宪容看来，这就是“高房价”的恶果。
　　对那些“用欺骗的方式掠夺民众”的人，易宪容有时克制不住要“大骂”。
　　“我骂他们‘乌龟王八蛋’。”他说着笑了起来，斜倚在客厅里一张草绿色的沙发上。他穿着圆领T恤和短裤，叉开两腿，一只脚勉强趿着拖鞋，另一只脚就光着搁在地板上。他把文章里那股犀利劲儿收起来，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是一团和气，似乎无论见什么人，都是一脸谦和的笑。有时，边说着话，他边翘起二郎腿，脚尖上挂着拖鞋，轻轻地抖动。
　　他说话时声音总保持着轻松和愉快。这与他犀利的评论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有人指出，由于土地供应的严重不足，才导致房价的恶性增长。因此，他们今后盖的房子就得先满足最富的人，而不是中低收入者。听了此言，真的让人恶心。”“千万不能昧着良心去欺骗民众！”他强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易宪容只用“民众”这个词，而不用“购房者”或“消费者”。事实上，他的评论也赢得了“民众”。前些时候，他到王府井一家照相馆照相，那里的一位工作人员问他：“说房地产要降价的是你吧？”他很高兴地回答说：“是啊是啊。”
　　这位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写评论“将知识转化为大众的理念”。他在香港做研究时，意识到香港民众对经济学的认知，成了整个香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他在评论中分析社会现象，分析经济现象，试图让民众也能学会这些分析工具、分析理念。“如果大家都掌握了，社会自然就进步了。”易宪容说。而他要做的，“只是根据我的学识和判断作出一些分析，为民众提供一个参考”，让他们可以更理性，不轻易受操纵。
　　“如果现在社会条件好一点，我的文章会写得再好些。”易宪容说。
　　有媒体把易宪容称作“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但他摇头：“我不维权，不维利，也不维众(民众)，我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说话。”
　　他公开宣称，不做智囊型学者。
　　“为什么？”当被人好奇地追问时，他显得有些奇怪地看着对方，仿佛这答案应当是尽人皆知：“因为不要别人告诉我去做什么。独立是你生活的底线呀。”
　　因此，易宪容常谢绝各式的邀请，其实这些邀请往往能给他带来不薄的收益。他现在基本的生活方式，是坐在郊外的家里读书、写文章，包括自己动手打扫屋子。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对书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饥渴。他家里有23架书，并正在准备再添书架。他随手从架里取出一本书翻开，书页空白处用铅笔写满小字。有些书他读了很多遍，他带着点炫耀说：“我把二十四史都买全了。”
　　拥有这么多书，还能一袋子一袋子不断往家里买书，这在他十二三岁时是无法想像的。那时他读到小学五年级便因“文革”辍学，随父亲下放到农村，一天能挣3个工分。当时，他能接触到的唯一书籍是《毛泽东选集》，读了一遍又一遍。
　　


　　他承认，《毛泽东选集》那时帮了他的大忙。1982年，小学五年级学历的易宪容报考大学，政治居然考了88分。
　　大约10岁时，他躲在一边看着父亲戴着高帽，被人群押着游行示众。在他家的照片上，父亲是一个胸前别着三枚勋章的军人。父亲被打成“黑五类”，全家人用3辆板车拉上全部家当下放到农村，一贫如洗，常靠老乡们偷偷接济。
　　“他曾是多少年的劳模啊！他一直都很努力，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努力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反倒这样被对待？说明我们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缺陷。”讲起这些，易宪容不再晃动二郎腿，眼睛激动地瞪大，脸涨得微微泛红。
　　易宪容从那时开始思考这个“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思考。只不过，“现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了”，易宪容说。现在他思考“为什么那么多农民辛辛苦苦努力一辈子却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民众要花几代人的财富去买一套房子？”
　　在他看来，这些“为什么”的根源都在制度，“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反思得不够”。而他现在做的，就是“要让民众改变这些东西”。
　　如果把理念比作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他现在的目标是，10年后，成为“生产机器的工厂”。这样的例子他举过许多次：美国曾经评过1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写评论的。
　　那段少年的经历他不愿多谈。他承认这段经历形成了他的基本价值观，即“不跟他们合作”。他退回书中，选择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他改用愉快的声音说：“人生很好玩，天天在这里看书，写文章，多好玩啊！”说着，他打开手机，展示他拍下的图片：一张海上日出图，一朵牵牛花的特写……“怎么样，好看吧？”他问。
　　而他2004年点的那把火，一直到现在还在燃烧。2005年8月5日，易宪容与几位房地产老板坐进海南博鳌的会议室，开始“六方会谈”，继续争辩“中国地产是否要挟中国经济”。
　　在论坛的饭桌上，几位房地产老板轮番上阵来劝酒，一位老板说：“易老师，可能你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易宪容没有被灌醉。“我什么没见过，怎么可能被灌醉！”他大笑起来，因为江西口音浓重，加上说得急促，听起来像是舌头跟牙齿在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