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10月2日至9日，台湾传统艺术中心主办、台湾东吴大学承办的“2005年民族音乐学术论坛”在台北市召开，中央音乐学院王次炤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及本人共三位大陆学者应邀赴台参会，同行的还有来自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少数民族音乐展演艺术团和新疆的阿瓦提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共13位少数民族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等。近几年里，我曾有多次机会往返于两岸三地之间，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则有三次。欣逢异地的学术良景，思维观念上必有一些新的斩获。此行历时半月，行程异常紧凑，感受见闻良多。
本次学术会议是以“音乐的声响诠释与变迁”为主题。当东吴大学的吕钰秀教授以此相邀时，我即刻便意识到这个主题同音乐学“德奥学派”所擅长的音响学研究领域相关。吕教授曾在位于“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音响学研究即是她的强项之一。另外，我也同样意识到，这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在我以往的关注重点之外，而且也恰恰是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至今甚少有人去投注精力的一项工作。但是，当我多次同吕教授交换意见之后，便被告知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其实是由“古代音乐的声响复苏”、“音乐声响的文化意涵”、“口传传统与音乐声响”及“音乐声响的研究方法”四个子题组成，它旨在探讨并诠释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化传承及世代交替变迁中的音乐声响问题。可以说，其中既涉及到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音响学问题，而且也由此自然地延伸及文化语义和语境的层面，堪称是一个带有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后来，我们在参会的奥地利学者法兰兹·弗德迈尔（Franz Foedmayr）的论文《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里，看到了该学派对此观念的最权威的解释：“音乐是普同性及社会性现象。人类具生物学基础，它影响着创作及聆听音乐。但是人类也同时受社会法则的规范。因此音乐的科学研究必须从两个面向切入，即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当我们在参会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以上研究意图，便对民族音乐学（以往称“比较音乐学”）德奥学派研究理念的当下发展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弗德迈尔教授还在论文里开宗明义地说道：“维也纳比较音乐学特殊的观念已经发展超过100年时间。其过程包含两个步骤：1.音乐的物理学、生理学及心理学基础之探索；2. 音乐现象的社会及文化架构。”可见在上述“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两端，这样的理念是较倾向于后者的。然而也可以看到，在该学派较年轻的继承人中，却颇不乏对音乐的“人文/社科”内涵给予同样的关注者。比如说，吕钰秀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名为《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2.歌词与音乐思维》，着重探讨的是该类音乐歌词和乐曲的形态学特征，其长期的合作者郭健平先生提交的论文则是《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1.歌词的声响诠释》。在吕教授的研究中，同时也运用了音响学——曲线谱（频谱仪）的研究思维和手段。联想到吕教授近期发表的另外两篇有关台湾达悟人（即雅美族）的重要论文《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和《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①，从其中的研究内容看，作者对当代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梅里安姆（Alan P.Merriam）“概念—行为—音声”这一著名的三重认知模式也有着相当深度的理解。以此对照以往我们中国学者印象中，像霍恩博斯尔和萨克斯等比较音乐学先驱那样一心去编织“音乐的国际性音位表(musical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立足于“客位”研究立场的做法，可以说新一代德奥学派学者当下的学术兴趣，也时常会聚焦于微观的和“主位的”（emic）学术课题。当然，在他们那里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由早期比较音乐学或体系音乐学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等研究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其学术视野兼及了美、欧两地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传统和思维观念。
也正是出于吕教授等学者上述一种意欲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的学术构思，使这次参会的13篇论文能够适时地分布在这样一个具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上。其中，我们三位大陆学者的论题《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王次炤）、《刀郎木卡姆是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毛继增）、《云南傣族叙事民歌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音乐风格变迁》（杨民康），台湾学者的上述两文以及另外三篇文章《先秦之“声”——文学与图像的观察》（沈冬）、《从时间与地域来看南管唱腔的演变》（林珀姬）和《衬词所标记的时空——以阿美族mirecuk祭仪为例》（巴奈母露），可说是位于人文/社会科学（“语境”渐及“语义”）的一端，几位国外学者的论文，例如提曼·希巴士（Tilman Seebass）的《声音与映像：东亚音乐的视觉映影》、奥古斯特·施密德霍弗（August Schmidhofer）的《马拉加西音乐所标示的南岛语族背景》、布丽姬·巴赫曼-该瑟（Brigitte Bachmann-Geiser）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号：从牧人乐器到摇滚乐器》和奥斯卡·艾谢克（Oskar Elschek）的《中欧声乐与器乐的口传传统-以斯洛伐克为例》，都体现了大致相似的学术方位。
不同的是，法兰兹·弗德迈尔教授的《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和两位日本学者的论文《如何重现爱迪生留声机中的古老声响》（片冈裕）和《时光胶囊：北里阑蜡管的历史与内涵》（山本贵子）则更多地位于上述学术环链的“自然科学”（形态学）这另一端，体现了民族音乐学（或比较音乐学）的课题较明显地借助、依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对此，还有必要就台湾原住民音乐史相关的话题多说几句。
以往台湾学界有一个共识，即最早的台湾原住民音乐田野考察活动，非1940年代日籍学者黑泽隆朝大规模来台搜集歌谣与器乐曲莫属，而最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则是吕炳川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台湾土著族的音乐──比较音乐学的考察》（1973）。此后在许常惠、史惟亮等学者的倡导下，陆续有一大批学者步入研究者行列，发表或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其中仅笔者近年来有所接触者，便有资深学者林道生以及钱善华、吴荣顺、明立国、王樱芬、李秀琴、吕钰秀、巴奈母露等中青年教授学者。
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前，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有史以来出土年代最早的台湾音乐录音史料即将曝光”②，其中所涉事件的意义所在，是台湾原住民族音乐的田野考察和音响发掘工作的历史可因此一下子提早四五十年。这则新闻的内容述及日本学者北里阑曾于1921至1922年间来到台湾，利用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设备以及1855年电话发明人贝尔所改良、以厚纸包上蜜蜡所制成的蜡管进行实地采录。他走遍花莲太鲁阁、太麻里、红头屿等地，录下了许多泰雅族、太鲁阁族、阿美族等原住民的民歌、祷词等传统音乐，此外还有琉球、南洋诸国、北海道等地的语言纪录。1960年北里阑过世后，这批史料便透过遗族捐赠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保存。2004年，东吴大学音乐系教授吕钰秀通过与大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而达成协议，使这批史料录音由大谷大学全数捐赠给台湾民族音乐研究所保存。
在山本贵子的论文里，则提及这批音响资料共有243卷蜡管，其中69卷涉及台湾的史料，有3卷保存完好，54卷还可以听，12卷已无法辨识。通过京都大学的努力，目前已将这些蜡管的品质复原到了初始状况。论文还提及了为何将这批资料捐赠给台湾方面保存的原因，是由于每卷蜡管被存放在有简单标签的管状盒中，有一些内容与盒上的标示不吻合，若欲恢复这些蜡管的原貌，必须由本国母语使用者提供协助，“为了呈现蜡管的价值，我们需要国际合作”。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和馈赠行为，无疑体现了一种务实存真的态度和良好的学界风范。
该次学术论坛中，片冈裕教授的论文以上述复原工作为例，阐述了蜡管录音的原理以及激光复原技术的运用，还通过实际操作，现场播放了其对这批资料的复原性音响成果。对于这一项兼具自然科学-音响学和社会科学——音乐史学学术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台湾学术界通过论坛活动给予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各大媒体也纷纷作了深度报导。
涉及台北此行，不能不提到近年来台湾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颇具开放性的现状。这次会议的与会学者来自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马达加斯加、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据台湾媒体介绍，当中不乏世界重量级的民族音乐研究学者和各音乐学领域、学术流派的权威人士。但是，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最良好印象的，却还是整个会议组织、开展过程的严谨、规范和高效率的会议成果上。历时四天的学术论坛，计有13场论文发表、1场综合座谈、3场音乐会演出。论其规模并不算大，活动亦不很多。但是，它却有这样几点足堪令人称道之处：
其一，每一场论文发表都蕴藏着足够多的学术含量。首先是主客双方都为论文宣讲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所宣讲的论文，在会前已经由双方经过几十次电邮往返，对论文的每一个细节，如中英文提要、关键词及全文内容做了逐项推敲。另按会议安排，13场论文发表中，每一场除了有一位固定的宣讲论文者外，还指定了一位对该讲题有同样研究经历的资深学者担任评议人。比如，为我担任评阅人的是台北艺术学院的民族音乐学同行吴荣顺教授，他不仅是一位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专家，而且还多次远赴云南考察当地少数民族音乐，录制和出版发行了不少音像制品；为王次炤教授担任评议人的是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美学理论家林谷芳教授；为国外学者担任评议人的则有台湾目前学术风头甚健的中生代“海归”教授王樱芬、李秀琴、蔡宗德等。这些学者一个个思想敏锐，谈吐犀利，经验老到，作风泼辣，面对这样的对手，让已在会前经过无数次往返修改和推敲论文的主讲者们，也不敢对可能临时发生的任何枝节问题掉以轻心。
其二，学者宣讲论文、评阅人评议论文和开放讨论的时间都很充足。其中，发表论文为50分钟，评论30分钟，与会者参加讨论15分钟。既然时间上能够得到保证，发言者便都能够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很多细节问题，也能通过电子课件、音像和现场演示等手段表现出来。评阅人一般事先已经拿到了所要评阅的文章，并在下面就所要质疑的问题做了认真的准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者都很爱“较真”，讨论起学术问题时针针见血，不留情面，致使会场上辩诘不断，高潮迭起。
其三，由于东道主的精心筹划，除论文发表外，主办单位还邀请了八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演团体，配合各位学者的学术研讨内容作现场示范演出，并于会议期间进行观摩演出，其中除了前面提及的大陆两支民间表演队伍之外，还有台湾阿美族的“吉浦峦艺术团体”、兰屿达悟人的“meykaryag歌谣团和”南管“咏吟南乐社”。国外表演团体则有来自马达加斯加南岛语系族群的“塔黎卡仙迷乐团”、斯洛伐克的“泰裘瓦弦乐重奏团”和瑞士的“托波勒-魁贝瑟阿尔卑斯号重奏团”。由于大多数论文的宣讲，都有相应的民间表演团队以现场示范相配合，而使论文宣讲的现场效果显得异常直观、生动而丰富。另外，这次参会的大陆少数民族演员中，有7位是新疆维吾尔族刀郎木卡姆老艺人，其中最年长的已年过70岁。来自云南的5位演员，其中两位是傣族民间赞哈歌手，两位傣族音乐舞蹈家，还有一位基诺族民间歌手。他们带来的是大部分台湾和海外学者观众从未听闻的，大陆南北两地少数民族乐舞艺术的精品，因此受到了大家异乎寻常的欢迎。除了现场表演外，这些团体还每晚轮流为全体参会者表演更多的本土音乐舞蹈节目。经过这样的周密安排，使种种学术性的目的与表演实践之间，讲者、听众和观众之间渐次达到心手相映、水乳交融之佳境。
其四，这次会议以论文发表为学术平台，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学术能量，充分地开展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在会议过程中，不仅主办方和学者们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学习民族音乐学的青年学生们也都积极地参与进来。具体表现在会议期间，几乎场场人员爆满，除了学者之间的辩诘非常激烈外，学生们提问也十分踊跃，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场演讲，由王次炤教授演压轴戏时，台湾学生出于对大陆学界动向的关切之心，纷纷予以提问。会场上气氛之浓郁，思维之活跃，令人怦然心动，久久难以释怀。
难得的是，上述令人难忘的学术场景，在今天的台湾学术界并非个例。仅笔者近年来的几次赴台、港参加学术会议所见，几乎每一次都有这样的经历体验。甚至于2000年那次参加台湾的“佛教东传2000年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乃是由佛教界人士牵头举办，也基本具备了上述较高的学术品位。因此可以说，这几乎已经成了台、港等地学术界的一种学术惯例。反观我们大陆近年来的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动辙上百、多则数百人。在会议安排和学术讲演中，虽然重学术、讲实效者也有不少，但拉花架，走过场的事情也屡有发生。故此，将以上观感见闻陈述出来，或可供国内以后的音乐学学术会议予以借鉴。
在台北期间，大陆学者及表演团体还赴台湾艺术学院、台湾戏曲专科学校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10月8日晨，参会的各表演团体移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参与亚太艺术论坛进行了3场表演活动。
10月9日开始，毛教授、本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参会人员又在台湾的嘉义、高雄及香港等地继续驻留一周，赴该地几所大中学校与音乐同行进行了友好访问和演出。9日晨，我们在南华大学音乐系系主任周纯一教授的盛情安排下，赴嘉义南华大学和佛光山寺参观访问。在南华大学访问时，我们与正在该校任教的大陆学者沈洽教授和童忠良教授异地相逢，备感亲切。到了佛光山寺，主人们亦对大陆来访的客人给予了亲切的接待。我们一行人中，有几位傣族演员信奉南传佛教，对佛光山寺心仪已久。我本人亦于5年前在该寺及南华大学参加过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5年后旧地重游，只感又换新颜。
10月12日至15日，在恩师曹本冶教授及刘红、罗明辉等香港校友的妥善安排下，我们一行又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珠海书院及香港音乐中学进行了三场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回到北京，时值中央音乐学院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召开，两团又于10月17日至18日为大会献演两场。这次会议上，有几位对国外木卡姆素有研究的非洲学者，为有机会见到如此地道的民间木卡姆音乐表演而称庆不已。此间还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表演。客人中的新疆维吾尔族和云南少数民族在此与同胞见面，就像出行的游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表演场面尤为热烈，让该校少数民族师生感到大饱眼福。至此，这一连接两岸三地同胞情谊，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少数民族音乐学术交流及巡回展演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
①吕钰秀《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台湾达悟人的音乐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3—28页。吕钰秀《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台湾达悟人的音乐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
②中时教育纲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 ExteriorContent/Educate/Educate-main/04277content 17060304 172005080300641,00.html。
杨民康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学报副主编、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
本次学术会议是以“音乐的声响诠释与变迁”为主题。当东吴大学的吕钰秀教授以此相邀时，我即刻便意识到这个主题同音乐学“德奥学派”所擅长的音响学研究领域相关。吕教授曾在位于“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音响学研究即是她的强项之一。另外，我也同样意识到，这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在我以往的关注重点之外，而且也恰恰是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至今甚少有人去投注精力的一项工作。但是，当我多次同吕教授交换意见之后，便被告知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其实是由“古代音乐的声响复苏”、“音乐声响的文化意涵”、“口传传统与音乐声响”及“音乐声响的研究方法”四个子题组成，它旨在探讨并诠释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化传承及世代交替变迁中的音乐声响问题。可以说，其中既涉及到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音响学问题，而且也由此自然地延伸及文化语义和语境的层面，堪称是一个带有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后来，我们在参会的奥地利学者法兰兹·弗德迈尔（Franz Foedmayr）的论文《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里，看到了该学派对此观念的最权威的解释：“音乐是普同性及社会性现象。人类具生物学基础，它影响着创作及聆听音乐。但是人类也同时受社会法则的规范。因此音乐的科学研究必须从两个面向切入，即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当我们在参会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以上研究意图，便对民族音乐学（以往称“比较音乐学”）德奥学派研究理念的当下发展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弗德迈尔教授还在论文里开宗明义地说道：“维也纳比较音乐学特殊的观念已经发展超过100年时间。其过程包含两个步骤：1.音乐的物理学、生理学及心理学基础之探索；2. 音乐现象的社会及文化架构。”可见在上述“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两端，这样的理念是较倾向于后者的。然而也可以看到，在该学派较年轻的继承人中，却颇不乏对音乐的“人文/社科”内涵给予同样的关注者。比如说，吕钰秀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名为《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2.歌词与音乐思维》，着重探讨的是该类音乐歌词和乐曲的形态学特征，其长期的合作者郭健平先生提交的论文则是《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1.歌词的声响诠释》。在吕教授的研究中，同时也运用了音响学——曲线谱（频谱仪）的研究思维和手段。联想到吕教授近期发表的另外两篇有关台湾达悟人（即雅美族）的重要论文《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和《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①，从其中的研究内容看，作者对当代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梅里安姆（Alan P.Merriam）“概念—行为—音声”这一著名的三重认知模式也有着相当深度的理解。以此对照以往我们中国学者印象中，像霍恩博斯尔和萨克斯等比较音乐学先驱那样一心去编织“音乐的国际性音位表(musical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立足于“客位”研究立场的做法，可以说新一代德奥学派学者当下的学术兴趣，也时常会聚焦于微观的和“主位的”（emic）学术课题。当然，在他们那里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由早期比较音乐学或体系音乐学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等研究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其学术视野兼及了美、欧两地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传统和思维观念。
也正是出于吕教授等学者上述一种意欲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的学术构思，使这次参会的13篇论文能够适时地分布在这样一个具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上。其中，我们三位大陆学者的论题《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王次炤）、《刀郎木卡姆是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毛继增）、《云南傣族叙事民歌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音乐风格变迁》（杨民康），台湾学者的上述两文以及另外三篇文章《先秦之“声”——文学与图像的观察》（沈冬）、《从时间与地域来看南管唱腔的演变》（林珀姬）和《衬词所标记的时空——以阿美族mirecuk祭仪为例》（巴奈母露），可说是位于人文/社会科学（“语境”渐及“语义”）的一端，几位国外学者的论文，例如提曼·希巴士（Tilman Seebass）的《声音与映像：东亚音乐的视觉映影》、奥古斯特·施密德霍弗（August Schmidhofer）的《马拉加西音乐所标示的南岛语族背景》、布丽姬·巴赫曼-该瑟（Brigitte Bachmann-Geiser）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号：从牧人乐器到摇滚乐器》和奥斯卡·艾谢克（Oskar Elschek）的《中欧声乐与器乐的口传传统-以斯洛伐克为例》，都体现了大致相似的学术方位。
不同的是，法兰兹·弗德迈尔教授的《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和两位日本学者的论文《如何重现爱迪生留声机中的古老声响》（片冈裕）和《时光胶囊：北里阑蜡管的历史与内涵》（山本贵子）则更多地位于上述学术环链的“自然科学”（形态学）这另一端，体现了民族音乐学（或比较音乐学）的课题较明显地借助、依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对此，还有必要就台湾原住民音乐史相关的话题多说几句。
以往台湾学界有一个共识，即最早的台湾原住民音乐田野考察活动，非1940年代日籍学者黑泽隆朝大规模来台搜集歌谣与器乐曲莫属，而最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则是吕炳川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台湾土著族的音乐──比较音乐学的考察》（1973）。此后在许常惠、史惟亮等学者的倡导下，陆续有一大批学者步入研究者行列，发表或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其中仅笔者近年来有所接触者，便有资深学者林道生以及钱善华、吴荣顺、明立国、王樱芬、李秀琴、吕钰秀、巴奈母露等中青年教授学者。
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前，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有史以来出土年代最早的台湾音乐录音史料即将曝光”②，其中所涉事件的意义所在，是台湾原住民族音乐的田野考察和音响发掘工作的历史可因此一下子提早四五十年。这则新闻的内容述及日本学者北里阑曾于1921至1922年间来到台湾，利用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设备以及1855年电话发明人贝尔所改良、以厚纸包上蜜蜡所制成的蜡管进行实地采录。他走遍花莲太鲁阁、太麻里、红头屿等地，录下了许多泰雅族、太鲁阁族、阿美族等原住民的民歌、祷词等传统音乐，此外还有琉球、南洋诸国、北海道等地的语言纪录。1960年北里阑过世后，这批史料便透过遗族捐赠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保存。2004年，东吴大学音乐系教授吕钰秀通过与大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而达成协议，使这批史料录音由大谷大学全数捐赠给台湾民族音乐研究所保存。
在山本贵子的论文里，则提及这批音响资料共有243卷蜡管，其中69卷涉及台湾的史料，有3卷保存完好，54卷还可以听，12卷已无法辨识。通过京都大学的努力，目前已将这些蜡管的品质复原到了初始状况。论文还提及了为何将这批资料捐赠给台湾方面保存的原因，是由于每卷蜡管被存放在有简单标签的管状盒中，有一些内容与盒上的标示不吻合，若欲恢复这些蜡管的原貌，必须由本国母语使用者提供协助，“为了呈现蜡管的价值，我们需要国际合作”。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和馈赠行为，无疑体现了一种务实存真的态度和良好的学界风范。
该次学术论坛中，片冈裕教授的论文以上述复原工作为例，阐述了蜡管录音的原理以及激光复原技术的运用，还通过实际操作，现场播放了其对这批资料的复原性音响成果。对于这一项兼具自然科学-音响学和社会科学——音乐史学学术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台湾学术界通过论坛活动给予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各大媒体也纷纷作了深度报导。
涉及台北此行，不能不提到近年来台湾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颇具开放性的现状。这次会议的与会学者来自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马达加斯加、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据台湾媒体介绍，当中不乏世界重量级的民族音乐研究学者和各音乐学领域、学术流派的权威人士。但是，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最良好印象的，却还是整个会议组织、开展过程的严谨、规范和高效率的会议成果上。历时四天的学术论坛，计有13场论文发表、1场综合座谈、3场音乐会演出。论其规模并不算大，活动亦不很多。但是，它却有这样几点足堪令人称道之处：
其一，每一场论文发表都蕴藏着足够多的学术含量。首先是主客双方都为论文宣讲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所宣讲的论文，在会前已经由双方经过几十次电邮往返，对论文的每一个细节，如中英文提要、关键词及全文内容做了逐项推敲。另按会议安排，13场论文发表中，每一场除了有一位固定的宣讲论文者外，还指定了一位对该讲题有同样研究经历的资深学者担任评议人。比如，为我担任评阅人的是台北艺术学院的民族音乐学同行吴荣顺教授，他不仅是一位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专家，而且还多次远赴云南考察当地少数民族音乐，录制和出版发行了不少音像制品；为王次炤教授担任评议人的是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美学理论家林谷芳教授；为国外学者担任评议人的则有台湾目前学术风头甚健的中生代“海归”教授王樱芬、李秀琴、蔡宗德等。这些学者一个个思想敏锐，谈吐犀利，经验老到，作风泼辣，面对这样的对手，让已在会前经过无数次往返修改和推敲论文的主讲者们，也不敢对可能临时发生的任何枝节问题掉以轻心。
其二，学者宣讲论文、评阅人评议论文和开放讨论的时间都很充足。其中，发表论文为50分钟，评论30分钟，与会者参加讨论15分钟。既然时间上能够得到保证，发言者便都能够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很多细节问题，也能通过电子课件、音像和现场演示等手段表现出来。评阅人一般事先已经拿到了所要评阅的文章，并在下面就所要质疑的问题做了认真的准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者都很爱“较真”，讨论起学术问题时针针见血，不留情面，致使会场上辩诘不断，高潮迭起。
其三，由于东道主的精心筹划，除论文发表外，主办单位还邀请了八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演团体，配合各位学者的学术研讨内容作现场示范演出，并于会议期间进行观摩演出，其中除了前面提及的大陆两支民间表演队伍之外，还有台湾阿美族的“吉浦峦艺术团体”、兰屿达悟人的“meykaryag歌谣团和”南管“咏吟南乐社”。国外表演团体则有来自马达加斯加南岛语系族群的“塔黎卡仙迷乐团”、斯洛伐克的“泰裘瓦弦乐重奏团”和瑞士的“托波勒-魁贝瑟阿尔卑斯号重奏团”。由于大多数论文的宣讲，都有相应的民间表演团队以现场示范相配合，而使论文宣讲的现场效果显得异常直观、生动而丰富。另外，这次参会的大陆少数民族演员中，有7位是新疆维吾尔族刀郎木卡姆老艺人，其中最年长的已年过70岁。来自云南的5位演员，其中两位是傣族民间赞哈歌手，两位傣族音乐舞蹈家，还有一位基诺族民间歌手。他们带来的是大部分台湾和海外学者观众从未听闻的，大陆南北两地少数民族乐舞艺术的精品，因此受到了大家异乎寻常的欢迎。除了现场表演外，这些团体还每晚轮流为全体参会者表演更多的本土音乐舞蹈节目。经过这样的周密安排，使种种学术性的目的与表演实践之间，讲者、听众和观众之间渐次达到心手相映、水乳交融之佳境。
其四，这次会议以论文发表为学术平台，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学术能量，充分地开展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在会议过程中，不仅主办方和学者们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学习民族音乐学的青年学生们也都积极地参与进来。具体表现在会议期间，几乎场场人员爆满，除了学者之间的辩诘非常激烈外，学生们提问也十分踊跃，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场演讲，由王次炤教授演压轴戏时，台湾学生出于对大陆学界动向的关切之心，纷纷予以提问。会场上气氛之浓郁，思维之活跃，令人怦然心动，久久难以释怀。
难得的是，上述令人难忘的学术场景，在今天的台湾学术界并非个例。仅笔者近年来的几次赴台、港参加学术会议所见，几乎每一次都有这样的经历体验。甚至于2000年那次参加台湾的“佛教东传2000年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乃是由佛教界人士牵头举办，也基本具备了上述较高的学术品位。因此可以说，这几乎已经成了台、港等地学术界的一种学术惯例。反观我们大陆近年来的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动辙上百、多则数百人。在会议安排和学术讲演中，虽然重学术、讲实效者也有不少，但拉花架，走过场的事情也屡有发生。故此，将以上观感见闻陈述出来，或可供国内以后的音乐学学术会议予以借鉴。
在台北期间，大陆学者及表演团体还赴台湾艺术学院、台湾戏曲专科学校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10月8日晨，参会的各表演团体移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参与亚太艺术论坛进行了3场表演活动。
10月9日开始，毛教授、本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参会人员又在台湾的嘉义、高雄及香港等地继续驻留一周，赴该地几所大中学校与音乐同行进行了友好访问和演出。9日晨，我们在南华大学音乐系系主任周纯一教授的盛情安排下，赴嘉义南华大学和佛光山寺参观访问。在南华大学访问时，我们与正在该校任教的大陆学者沈洽教授和童忠良教授异地相逢，备感亲切。到了佛光山寺，主人们亦对大陆来访的客人给予了亲切的接待。我们一行人中，有几位傣族演员信奉南传佛教，对佛光山寺心仪已久。我本人亦于5年前在该寺及南华大学参加过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5年后旧地重游，只感又换新颜。
10月12日至15日，在恩师曹本冶教授及刘红、罗明辉等香港校友的妥善安排下，我们一行又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珠海书院及香港音乐中学进行了三场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回到北京，时值中央音乐学院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召开，两团又于10月17日至18日为大会献演两场。这次会议上，有几位对国外木卡姆素有研究的非洲学者，为有机会见到如此地道的民间木卡姆音乐表演而称庆不已。此间还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表演。客人中的新疆维吾尔族和云南少数民族在此与同胞见面，就像出行的游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表演场面尤为热烈，让该校少数民族师生感到大饱眼福。至此，这一连接两岸三地同胞情谊，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少数民族音乐学术交流及巡回展演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
①吕钰秀《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台湾达悟人的音乐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3—28页。吕钰秀《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台湾达悟人的音乐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
②中时教育纲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 ExteriorContent/Educate/Educate-main/04277content 17060304 172005080300641,00.html。
杨民康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学报副主编、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