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许政扬文存》
　　
　　许政扬兄于一九六六年含冤自沉，忽忽已三十年。若政扬不死，亦年逾古稀，则当世治宋元小说戏曲者，舍政扬其谁！若政扬不死，则目前学术界虚夸肤廓之风，或可稍得匡正纠弹而略减浮躁空疏之弊。政扬之死，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伤之者岂独其生前二三知己而已耶！
　　十余年前，方《许政扬文存》问世之初，我即想写一小文以为纪念。及拜读周汝昌先生为《文存》所撰序言，则珠玉在前，何劳瓦砾，便长叹而搁笔。转瞬又十余年，《文存》虽长留天地间，而人知之者已罕。近时重新披读，有不能已于言者。为了纪念亡友，终不自量力而写成此文。政扬在天有灵，或不至讥其浪费笔墨乎？
　　一九五一年我自天津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同时识周汝昌先生与政扬兄。周长我四岁，我对他至今心怀敬意，不敢以同辈人相待； 政扬则小我三岁，然性格内向，与人交不深则罕与接，即晤对亦极少主动发言。不过几次谈话之后，彼此皆有所了解，盖同为性情中人，自不难引为“益者三友”。一九五二年政扬被分配到南开大学执教，而我的老友华粹深先生时亦正在南大中文系，我乃自作曹丘，介绍他们“多多亲近”。他们一见如故，顿成莫逆。从此政扬偶来北京，住城内则折柬招我，出城时且下榻寒舍。我每一到津，必访政扬促膝长谈。我们的友情反倒在暌隔两地之后而弥加深笃了。
　　政扬治学的路数承乾嘉朴学传统，自考证每一个字词、每一名物制度、每一具体问题入手，虽极细小的环节也不肯轻易放过；但方法却比较新。他做卡片的功夫窃以为仅次于钱钟书先生。记得他初登南开讲坛，口授诸生唐传奇《李娃传》，把长安的每条街、每座桥，乃至邸舍方向、人物踪迹都描绘得巨细不遗，使听者如置身其间，恍如亲见。但政扬的功力却并不停留在考证上，他每讲一文，每举一事，必做到史论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并重。如果用清儒的话说，他是力求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统一，而不偏重或偏废的。《文存》中所存著述，不足以体现政扬学养成就之十一，但上述的这个特点，却是贯穿全书的。总之，他治学的途径，先从文字训诂入手，弄清作品每一个难点，然后把作品摆到当时历史背景中去评论其得失影响，而思想之精深程度，艺术之表现魅力，自然浮现于人之目前，领悟于人之心底。政扬平时谈话，往往引而不发，以少许胜人多许；但一登讲坛，立即忘倦，滔滔汩汨，虽一泻千里无难。不独诸生拳拳服膺，即听课的教师或朋友，亦为之动容。然而木秀于林，每易为风雨摧折。政扬在南开崭露头角之时，还不到三十岁。世上总会有一种“气人有、笑人无”的驵侩流俗之辈，这就导致政扬六十年代因积劳积愤而成疾的不祥厄运，终不免效屈子之自沉，亦“履霜而坚冰至”，固非一日之寒使然也。
　　下面愿就《文存》所录诸作，依次做一些说明。这不是书评，只是“读书随笔”。
　　《文存》前三篇都题作《宋元小说戏曲语释》，而分作“一”、“二”、“三”。第一篇由厦门大学周祖撰先生提供，是政扬在燕大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残稿。周《序》和许夫人的《后记》都未说明此残稿得以保存的原委。我和周祖先生只是彼此闻名，迄今仍不相识。从《文存》只收“残稿”来看，则政扬的毕业论文当有全稿。两年前自《燕京学报》筹备复刊以来，我们即动员各方人力，寻找这篇论文全稿，打算由《学报》发表。结果无论在北大图书馆档案室还是中文系资料室，均遍觅不得。意者彼时正值院系调整，新旧交替之际，移交人手不无纷乱现象，故迷其下落。但只要未遭劫燹，在北大总能找到。希望各方继续努力，俾政扬遗文重见天日。第二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南开学报发表的政扬遗作，第三篇则是从政扬遗稿中撮录的残丛笔记。这些词语条目的诠释，有一部分已体现在政扬的遗著《古今小说》注文中。但当时出版社的要求大约是注文力求简要，故《古今小说》中仍有大量词语未加注释，这是我在审读门人陈曦锺君重注《喻世明言》的初稿时发现的。曦钟用力甚勤，重注本间有对政扬原注加以订补处。我在审稿时每兴一种假想，如政扬健在，而曦钟得从政扬受业，这对我们的学术事业该有多大好处！我在这方面纯属外行，曦锺在重注时只能自己暗中摸索，这乃使我更加怀念政扬了。
　　《元曲语释研究参考书目》是根据政扬的高足黄克同志的听课笔记整理保存的。这是一份很值得珍视的文献资料，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此我想发表一点看法。十年浩劫前，政扬已卧病多时。黄克做为研究生，政扬在为他授课时已力疾勉为其难。从这份讲义的内容看，是观点、资料和理论三者并重的。我通读全文，并未看出政扬对学问、知识有什么保留，相反，倒是不厌其详倾囊相授的。然而“今之少年，喜谤前辈”，就在给黄克授课的前后，南开的青年人中却近于造谣中伤在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说政扬“知识私有”，有那么些卡片，却“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才导致“文革”初起，政扬多年积累的全部卡片资料首先罹难，而政扬以久病之躯，蒙此看似雷霆万钧而实属无理取闹的沉重打击，终于产生了自沉的悲剧结局。而就我所知，上述那种“谣诼交侵”的原因，一是我所说的“气人有，笑人无”的造谣中伤所致；二是由于政扬做学问一向谨严矜慎，“不示人以璞”，以致引起“知识私有”的误会；三是有些学生属于“不屑教诲”一类，而政扬又正如周《序》所说，“其为人严正不苟，论学观人，无稍宽假，又有真才实学，远胜常流，故亦易遭嫉毁”；“以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之书生，驾柴车于崎岖难行之世路”，自然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浩劫了。记得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在“文革”前夕也有来北大进修的，对我的评价是，讲稿可以随时借给别人，知识一向公开，是“美德”云云，其意盖隐含挑拨我与政扬之关系。而我平时并不写卡片，只有近二十年积累的讲稿。至一九六六年，全部讲稿及平时摘录的各种资料，一夜之间便抄得片纸无存。其遭遇与政扬正是殊途同归。但我遇劫难而不死，乃因经历多次“运动”，挨批挨整已成家常便饭，故可随遇而安。今日事过境迁，回顾当初知识分子广遭劫难的主要原因，实出于一群无知又无耻的家伙对知识分子及其所拥有的知识财富的本能嫉妒。至于国家民族的元气大伤，“文革”流毒迄今犹祸延子孙，则谁都可以不负责任。夫刘早逝、义山痛哭，自古已然；今政扬骨灰已寒，而我犹苟活于世，却又一事无成，其愧疚之心，正在此而不在彼也。
　　《文存》中有《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哨遍〕》一篇，是政扬在南开大学一九五四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当时北大中文系派我代表北大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我曾就政扬此文发表了不同意见，而政扬亦在大会上公开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时针锋相对，与会者多惴惴不安，怕引起我和政扬之间的不愉快。事后政扬却对我说：“他们哪知我们之间的交谊，即使再争得面红耳赤也无妨。”于是别人又怀疑我们在假戏真唱。其实我和政扬都算得上襟怀坦荡，从来不把友情和学术见解的异同混为一谈，只有彼此以诚相见，才是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不过政扬写文章确是过于矜慎，就是这篇文章也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修改才正式交南大学报发表的。他的文章传世之所以太少，正由于他的谨严周慎，既不轻易落笔，更不轻易发表。他的过于谦虚与慎重在不幸早逝的情况下恰好成为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周汝昌先生和我算得上是政扬的好朋友，我们竟不约而同地在“文革”结束后不停地写文章，固然有争分夺秒抢时间的一面；另一面，也未尝不是看到政扬竟如此厚积而薄发，感到世事无常，成败利钝非人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才这样巨细不遗地借白纸黑字以聊寄有涯之生的吧。
　　《文存》最后的两篇合题为《话本征时》，已是政扬病中所作。其特色仍体现在作考据文章却饱含义理(所谓思想性)，且对作品的辞章方面亦有所兼顾，读起来既有深度又有力度。文章初发表时，政扬皆以抽印本见惠，我什袭藏之，惜失于十年浩劫。今日重读，恍如隔世。政扬已矣，后死者当知勉夫！
　　
　　一九九六年五月写于北京
　　
　　(《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