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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睢宁、成安有别。武侯是本次试点中唯一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区，区位差异意味着政治生态与改革环境的迥然不同，武候探索出的路径对发达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12月15日清晨，成都市武侯区市民廖永丽的挎包里装着来不及吃的早点，一路小跑来到红牌楼路。
这一天，包括红牌楼路在内的4条老“断头路”正在进行路面铺设施工。打通“断头路”，是武侯区委常委会上的决定，决定的依据之一，是武侯区民情专递员廖永丽的建议。
在武侯区，和廖永丽一样被聘为民情专递员的普通市民有306名。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2009年3月10日中纪委、中组部确定武侯区为全国3个“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单位之一。自此，一场确权勘界、自我革命的大幕在武侯区拉开。
脱下“太空服”穿上“紧身衣”
“把我的权力约束好了，试点工作就能做好。”这是武侯区委书记刘守成的一句名言。在刘守成眼里，“向我开炮”四个字是改革的成功要素。
不仅仅是“向我开炮”四个大字，武侯区为了改革的通畅还配备了“三个明白”，即权限梳理，要让权力清单“理”得明白；程序规范，要让权力行使“用”得明白；信息互动，要让权力公开“说”得明白。
改革首推的就是权限梳理。
打开中共武侯区委权力公开网，“常委分工”中第一栏是“区委书记的主要职责”，页面里注明了共9项内容，9项内容清清楚楚地告诉每一位来访者区委书记所拥有的权力事项。
紧随“一把手”之后，武侯区还定出了区委副书记、区长、副区长的职责，每一个常委都各有分工，职权明晰。
除此之外，武侯区制定了各项权力的运行流程图，涉及干部任免、反腐倡廉、党建等。在最重要的干部任免中，甚至细到规定出了涉及局级正职、非局级正职的不同任免流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诉《决策》，武侯区的改革将无限的权力变成了用数字可以确定的有限的权力，并且通过这种制度上的硬性约束，避免了很多地区党政不分、书记权力过大的弊端。
从无限的空间紧缩到有限的数字，武侯区的区委领导干部的权力之身犹如脱下庞大的“太空服”，披上了塑身的“紧身衣”。
穿上了“紧身衣”的武侯区并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而是为权力运行立下了诸多“规矩”：清理明确了9项区委常委会权力事项，细化了党代会、全委会的权限，梳理了区委各部门的职权，对权责不清的予以明确，对超越职权范围的予以纠正，对履职不到位的予以强化。
在2010年2月10日完成的一份呈送中纪委的《武侯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情况汇报》的文件中记录：截至目前，明确党代会权力事项4项，区委全委会权力事项7项，区委常委会事项9项，区委书记权力事项30项，全区82个党组、党工委权限事项578项。
在厘清常委们权力的同时，再根据其重要程度、涵盖范围，将全委会、常委会的集体权力划分为全局工作、经济发展、党的建设等七大类别，分别编制权力目录，形成区委权力构成的基本框架。
这些被固化后的权力内容、编制的权力目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最后采取汇编成册、公示上墙、网上公布等方式，形成权力的公开透明。
“常委们在工作上是否越位、错位或不到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样公布出来，对权力者本人也是一种无形的提醒和约束，能够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武侯区委副书记王睿有深刻的感受。
从“一言九鼎”到“只定方向”
纠正“越位、错位、不到位”需要的不仅是权力公开透明，更需要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向《决策》介绍，“一支笔”最容易导致犯错，只要“一支笔”批示了的文件下面就执行，这种无程序性和无监督性，造成了权力任意扩张。一把手人事权更大，干部的升迁决定于一人之手，则会没有反对者。
而武侯区的改革让人很难寻到这样的影子。从干部调整、提名、考察和酝酿四大关键环节，环环相扣、程序规范，将选人用人全过程置于公开、透明之中。
武侯区在“一把手”用人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日常考察中发现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领导职位空缺、特殊情况必须调整干部时的四种情况下，才能提出干部调整动议。
除了上述“领导职位空缺”等四种硬性条件外，杜绝临时调整干部。而且在动议时，有“三提三不提”的硬性规定：“一把手”只提方向不提具体职位；只提人选标准不提具体人选；只提选拔要求不提选拔范围。
不仅如此，武侯区早在几年前已经采用了全新的干部选任提名的机制。后备干部由干部群众提名、领导干部人选从后备干部中产生，将选人用人的关口前移，让全区干部“埋头”干事，“对下”负责。
该机制已成为武侯干部选拔的一个基本制度，而刚刚履新的浆洗街党工委副书记钟灿就是由这个新制度选拔出的一个典型。
2009年8月，成都市编委批复浆洗--街道可增设1名党工委副书记，但对拟任用的人选，区委主要领导只提了一句“要将其与培养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后备人选结合起来考虑”。
3年前，钟灿在司法局后备干部群众无记名推荐中票数最高，随后，被派至甘孜州白玉县挂职锻炼。钟灿在基层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并最终得到提拔。
曾多次去成都调研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蔡霞向《决策》分析：“武侯区用人的程序规范有更深远的意义，此种路径可以让各地看到，党管干部不是党点人头和干部点人头，而是应该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用人机制。”
“摸得着，享得到”的公开
毋庸讳言，党务公开很普遍，但普遍开展的同时则是普遍存在“小问题大公开，大问题小公开，实质问题不公开”的现象。
武侯区的公开透明则由过去的“看得见，摸不着”，变成了“摸得着，享得到”。区委常委会议了啥，一上网就知道。将常委会会议纪要挂在网上，是武侯区党务公开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武侯区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上，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效能督查结果等以往令公众备感神秘的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接受群众监督；而区委领导、区委各部门近期工作情况等也向社会全面公开。
让群众参与区委决策，是武侯区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中的一大举措。
为增强区委议事决策过程的开放透明度，该区建立了区委“六会”列席制度，开放率达到90％以上。列席人员包括社区干部、私营业主、普通居民等，为了防止走形式，会前3天将各项议题发给列席人员思考。
在武侯区的改革试点中，党代表也获得了提案建议权。武侯区委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接收党代表的各种提案，并负责办理。这些提案涉及民生工作的方方面面。
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义上说，此举让党代表在党内的民主权利获得了充分保障。
与武侯区党代表有过深入交流的蔡霞教授告诉记者，党代表成为县委与群众沟通的一个纽带，一些观点通过他们传达给群众比党委更具有说服力。党代表亲身经历了决策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决策顺应民情和民意，杜绝暗箱决策的腐败。
除了参政议政的公开透明，武侯区还发明了党员、党代表、区委委员“双向约见”制，即党员可联名约见党代表，党代表可联名约见区委委员，就所需要了解的事项进行咨询，反映意见和建议，所约见的党代表和区委委员要在规定时间内如实进行解答。
“双向约见制”让普通党员可以直接找党代表“说事”，党代表则约见区委委员“发招”，区委委员须在规定时间内“接招”。
不仅如此，武侯区进一步拓宽了普通群众的民意表达渠道。聘请了306名民情专递员，101条民情专线24小时畅通反映民意。截至2010年1月20日民情专线收集并办理建议1300余条，办结率100％，更有19条建议作为区委常委会的决策依据。
武侯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叶雪梅说：“党委权力公开绝非一届党委的事情，而是要努力建立一个持续的长效机制，这个机制建立好后，就能够复制推广，这也是改革的最大意义。”
2009年12月15日清晨，成都市武侯区市民廖永丽的挎包里装着来不及吃的早点，一路小跑来到红牌楼路。
这一天，包括红牌楼路在内的4条老“断头路”正在进行路面铺设施工。打通“断头路”，是武侯区委常委会上的决定，决定的依据之一，是武侯区民情专递员廖永丽的建议。
在武侯区，和廖永丽一样被聘为民情专递员的普通市民有306名。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2009年3月10日中纪委、中组部确定武侯区为全国3个“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单位之一。自此，一场确权勘界、自我革命的大幕在武侯区拉开。
脱下“太空服”穿上“紧身衣”
“把我的权力约束好了，试点工作就能做好。”这是武侯区委书记刘守成的一句名言。在刘守成眼里，“向我开炮”四个字是改革的成功要素。
不仅仅是“向我开炮”四个大字，武侯区为了改革的通畅还配备了“三个明白”，即权限梳理，要让权力清单“理”得明白；程序规范，要让权力行使“用”得明白；信息互动，要让权力公开“说”得明白。
改革首推的就是权限梳理。
打开中共武侯区委权力公开网，“常委分工”中第一栏是“区委书记的主要职责”，页面里注明了共9项内容，9项内容清清楚楚地告诉每一位来访者区委书记所拥有的权力事项。
紧随“一把手”之后，武侯区还定出了区委副书记、区长、副区长的职责，每一个常委都各有分工，职权明晰。
除此之外，武侯区制定了各项权力的运行流程图，涉及干部任免、反腐倡廉、党建等。在最重要的干部任免中，甚至细到规定出了涉及局级正职、非局级正职的不同任免流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诉《决策》，武侯区的改革将无限的权力变成了用数字可以确定的有限的权力，并且通过这种制度上的硬性约束，避免了很多地区党政不分、书记权力过大的弊端。
从无限的空间紧缩到有限的数字，武侯区的区委领导干部的权力之身犹如脱下庞大的“太空服”，披上了塑身的“紧身衣”。
穿上了“紧身衣”的武侯区并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而是为权力运行立下了诸多“规矩”：清理明确了9项区委常委会权力事项，细化了党代会、全委会的权限，梳理了区委各部门的职权，对权责不清的予以明确，对超越职权范围的予以纠正，对履职不到位的予以强化。
在2010年2月10日完成的一份呈送中纪委的《武侯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情况汇报》的文件中记录：截至目前，明确党代会权力事项4项，区委全委会权力事项7项，区委常委会事项9项，区委书记权力事项30项，全区82个党组、党工委权限事项578项。
在厘清常委们权力的同时，再根据其重要程度、涵盖范围，将全委会、常委会的集体权力划分为全局工作、经济发展、党的建设等七大类别，分别编制权力目录，形成区委权力构成的基本框架。
这些被固化后的权力内容、编制的权力目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最后采取汇编成册、公示上墙、网上公布等方式，形成权力的公开透明。
“常委们在工作上是否越位、错位或不到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样公布出来，对权力者本人也是一种无形的提醒和约束，能够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武侯区委副书记王睿有深刻的感受。
从“一言九鼎”到“只定方向”
纠正“越位、错位、不到位”需要的不仅是权力公开透明，更需要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向《决策》介绍，“一支笔”最容易导致犯错，只要“一支笔”批示了的文件下面就执行，这种无程序性和无监督性，造成了权力任意扩张。一把手人事权更大，干部的升迁决定于一人之手，则会没有反对者。
而武侯区的改革让人很难寻到这样的影子。从干部调整、提名、考察和酝酿四大关键环节，环环相扣、程序规范，将选人用人全过程置于公开、透明之中。
武侯区在“一把手”用人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日常考察中发现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领导职位空缺、特殊情况必须调整干部时的四种情况下，才能提出干部调整动议。
除了上述“领导职位空缺”等四种硬性条件外，杜绝临时调整干部。而且在动议时，有“三提三不提”的硬性规定：“一把手”只提方向不提具体职位；只提人选标准不提具体人选；只提选拔要求不提选拔范围。
不仅如此，武侯区早在几年前已经采用了全新的干部选任提名的机制。后备干部由干部群众提名、领导干部人选从后备干部中产生，将选人用人的关口前移，让全区干部“埋头”干事，“对下”负责。
该机制已成为武侯干部选拔的一个基本制度，而刚刚履新的浆洗街党工委副书记钟灿就是由这个新制度选拔出的一个典型。
2009年8月，成都市编委批复浆洗--街道可增设1名党工委副书记，但对拟任用的人选，区委主要领导只提了一句“要将其与培养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后备人选结合起来考虑”。
3年前，钟灿在司法局后备干部群众无记名推荐中票数最高，随后，被派至甘孜州白玉县挂职锻炼。钟灿在基层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并最终得到提拔。
曾多次去成都调研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蔡霞向《决策》分析：“武侯区用人的程序规范有更深远的意义，此种路径可以让各地看到，党管干部不是党点人头和干部点人头，而是应该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用人机制。”
“摸得着，享得到”的公开
毋庸讳言，党务公开很普遍，但普遍开展的同时则是普遍存在“小问题大公开，大问题小公开，实质问题不公开”的现象。
武侯区的公开透明则由过去的“看得见，摸不着”，变成了“摸得着，享得到”。区委常委会议了啥，一上网就知道。将常委会会议纪要挂在网上，是武侯区党务公开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武侯区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上，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效能督查结果等以往令公众备感神秘的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接受群众监督；而区委领导、区委各部门近期工作情况等也向社会全面公开。
让群众参与区委决策，是武侯区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中的一大举措。
为增强区委议事决策过程的开放透明度，该区建立了区委“六会”列席制度，开放率达到90％以上。列席人员包括社区干部、私营业主、普通居民等，为了防止走形式，会前3天将各项议题发给列席人员思考。
在武侯区的改革试点中，党代表也获得了提案建议权。武侯区委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接收党代表的各种提案，并负责办理。这些提案涉及民生工作的方方面面。
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义上说，此举让党代表在党内的民主权利获得了充分保障。
与武侯区党代表有过深入交流的蔡霞教授告诉记者，党代表成为县委与群众沟通的一个纽带，一些观点通过他们传达给群众比党委更具有说服力。党代表亲身经历了决策过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决策顺应民情和民意，杜绝暗箱决策的腐败。
除了参政议政的公开透明，武侯区还发明了党员、党代表、区委委员“双向约见”制，即党员可联名约见党代表，党代表可联名约见区委委员，就所需要了解的事项进行咨询，反映意见和建议，所约见的党代表和区委委员要在规定时间内如实进行解答。
“双向约见制”让普通党员可以直接找党代表“说事”，党代表则约见区委委员“发招”，区委委员须在规定时间内“接招”。
不仅如此，武侯区进一步拓宽了普通群众的民意表达渠道。聘请了306名民情专递员，101条民情专线24小时畅通反映民意。截至2010年1月20日民情专线收集并办理建议1300余条，办结率100％，更有19条建议作为区委常委会的决策依据。
武侯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叶雪梅说：“党委权力公开绝非一届党委的事情，而是要努力建立一个持续的长效机制，这个机制建立好后，就能够复制推广，这也是改革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