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新任总理李克强回答有关劳教制度的提问时说，“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这是到今天为止，中国最高层官员对于劳教制度的最明确的表态，而且给出了“年内有望”的时间表。
　　我想，会是哪些部门在“研究制定”劳教改革方案呢。以前有这样的规矩，“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后，交全国人大“认可”。劳教制度就是当年国务院“研究制定”，交全国人大认可的。但这个办法的弊端太明显了。现在，应该“开放立法”，不仅向专家开放，也向普通公众开放，向网络开放。
　　假如开放的话，据我所知，会有人提出“废除”而不是“改革”劳教制度。他们的理由是，作为一项可以限制3年（甚至4年）人身自由和强制劳动的“制度”，竟然能够在公安部门一个院子内完成，这明显不合法。假如保留原来的劳教的功能，让其程序合法化，例如，纳入司法裁判的统一轨道，但也去掉了劳教的本质——不经判决而实施，也就不是劳教了。不合理的，可以改，不合法的，应该废。所以，还是说“废除劳教”干脆。
　　当然，我希望广义的改革包含废除。无论如何这是可以讨论的。何况，目前某些省已经宣布不执行这项“经国务院颁发、全国人认可的制度”了，也没有听说受到国务院的批评。这差不多就是事实上被“废除”了。
　　当前，无论在民间和官方，劳教获得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谁都不否认这项制度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正如10年前的3月17日，孙志刚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被“收容致死”，从而引起舆论沸腾，全国人大顺势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一样，被劳教人士牺牲的自由和权利，也应该把实施了五十多年的劳教制度顶到寿终正寝。
　　收容遣送条例没有了，不久的将来，“劳教”也没有了。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可是，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在和平的年代，法治的进步需要以国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来兑换。难道从法理上还不足以看出“收容遣送条例”和“劳动教养制度”的违法性质，以及对个人权利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吗？不是的。这些法律的“违法性质”很明显。我觉得，这首先是体制的惰性。因为这些条例的受害者总是平民，体制内人士几乎不用担心，所以它不会被体制自动纠错。假使是涉及体制内的权利，例如福利房、特供商品、三公消费，并不需要等到法律，自动就保障了。
　　另一方面，特别不能忽视的，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常常是两回事。劳教制度固然留下了恶政的空间，但把它搞到令人发指，靠的却是地方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即便有了收容遣送法，也没有规定逮住没有身份证的同胞就往死里打。所以，也可以说孙志刚并非死于收容遣送条例，而是死于“潜伏”到公务系统的刽子手。即便有劳动教养条例，也没有规定上访、批评领导应该抓去刑讯，然后投入劳教。然而，唐慧等无辜人士还是被劳教了。说白了，法律修改了，并不意味着实质的进步，还要看体制是否能运行法律。就目前来说，一些政府和官员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往往不以法律作挡箭牌，而是直接裸奔了。
　　所以，关键是政府必须是向公众负责的政府。否则，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废除劳教教养条例，都没有决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