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黄允是上海乃至中国电视剧创作的标志性人物。黄允参与了中国电视最初的创建,又在改革开放之后以剧作家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电视剧从单本剧到长篇连续剧的发展、壮大过程,并为中国电视荧屏奉献了《上海一家人》等经典电视剧作品,也为上海成为全国电视剧创作重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人生中的很多事,在早年都已经埋下了伏笔”
1932年11月,黄允出生在南通一个殷实的医生家庭。但她的来临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喜悦,相反,当母亲得知又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失望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母亲给她起的名字叫“有儿”。1937年8月17日深夜,侵华日军进行空袭,父母带着哥哥和姐姐躲到防空洞去了,却把黄允留在了屋子里。十几岁的小保姆紧紧地抱住惊恐中的黄允,使她仿佛有了依靠,内心没有那么害怕了。那年春节,母亲给姐姐们每人一元压岁钱,从不向母亲讨要任何东西的小黄允,也伸出了小手,母亲犹豫了一下,才把一块钱放在小黄允的手上,但她正色道:“收好!要是丢了,我打死你!”黄允紧紧地攥着这一块钱,想放在衣兜里,又不放心,想放在枕头下,也觉得不合适,最终她找来了一个铁皮的香烟筒,把钱放了进去。几个月后的一天,母亲来要回压岁钱,小黄允一下子就懵了,她毕竟年幼,早已把钱的事丢到了脑后,更想不起香烟筒放在哪里。母亲喘着粗气,气急败坏地找来一根粗粗的、毛剌剌的劈柴,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一下子,小黄允稚嫩的皮肤上鼓起了一条条红杠杠,头上起包,流出血来……就在这时,那个日本飞机轰炸时抱着她的小保姆扑过来护住她,一下又一下,劈柴都落在了小保姆的身上,但她仍然用身体紧紧地护住小黄允。黄允对那位小保姆充满了感情。正是这样的经历,让黄允从小就跟普通的平民百姓走得很近很近。几十年后,这个小保姆出现在了电视剧《若男和她的儿女们》中,剧中那忠诚善良的秀英就是以她为原型的。
六岁的时候,小黄允每天要走三里路去一个类似私塾的学校,那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老师姓钱,常常穿着黑棉布的长衫,他温厚善良且极有耐心,除了学习,在生活上对学生们也十分照顾。每天小黄允拿着饭格子去学校,都是这位钱老师帮着烧水泡饭。而且钱老师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不会因为是个农村小学,只有一个班级或者谁是插班生而松懈怠慢。每一天他都用最大的热忱,把班里的学生都看成全天下最优秀的孩子。有一次,钱老师去黄家进行家访,在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之后,他对黄允的父母说:“你们的这个女儿是个非常聪慧的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
他的预言在若干年后得到了印证。而对黄允来说,这位钱老师,她一直记忆深刻,也一直深深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后来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里,在若男的那位童老师身上,就有着钱老师的身影。小保姆和钱老师的出现,使黄允幼小的心灵得到抚慰,也让她懂得爱与善是最美丽、最珍贵的。小人物的爱和善,小人物的不幸和苦难,铸造了她终生的平民意识,这在她后来作品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
“边乡岁月,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生阅历”
1945年,小学还没有读完的黄允,跳级考入了南通女师,成了一名中学生。那时她虽然年少,但看书读报让她眼界开阔,对时政也很关心。她亲眼目睹了当局的腐败,十分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正是这样一种动力,使她在十五岁半的时候,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展地下活动。后来,因为组织上的需要,她离开了家,离开了学校。
十六岁的黄允,一个瘦瘦小小的身躯里藏着巨大能量的女孩,闯进了生活的风风雨雨里。悄悄离开家后,黄允开始独立生活,她被分配到新华社九支社、南通《江海报》当见习记者。后来,又被分在近郊的大生纱厂一厂驻厂记者组,进行新闻采访。南通解放后,她被调到南通人民广播电台,这一年她还未满十七岁。1953年春天,黄允随丈夫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58年春,上海电视台开始筹建,黄允也参与其中,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视人。
在上海电视台工作期间,黄允多次去边乡搞运动,如贯彻“农村工作六十条”、社教运动、知青慰问团等等。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对农民的私人用具、农具、牲畜等都刮了“共产风”,这次工作组下乡就是去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把私人物品还给农民的。黄允被分配在宝山县葑溪公社马桥生产队,她担任组长。在队里,黄允看到农民生活十分清苦,每天都吃在食堂。黄允走进食堂里面,用大勺子舀了一勺,稀粥米汤几乎可以照出人影。看到此情此景,黄允心中很难过,很想为农民做点事。
夏收时,天公不作美,连续下了两三个星期大雨,快要成熟的麦子都倒伏在田里,淹上了水,有的麦粒已经发了芽,有的快烂掉了。面对这样的情形,黄允整天冒雨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愁得不知所措,晚上也睡不着觉。黄允跑去村里几户最有经验的老农家里请教:“现在雨不停,麦子就在田里,有什么办法可以救麦子?”老农们都表情沉重,说:“烘干是唯一的办法,可是没有烘干机,收回来也只能烂掉。”没有烘干机怎么办呢?倒是有人提出把麦子分到农民家用铁锅烘,可是却有人反对,怕农民乘机偷麦子,所以公社至今没有决定该怎么办。黄允看着窗外的雨,田里的麦,陷入了沉思:“既然已经知道有这种办法可以救麦子,为什么不试一试?应该把麦子分给社员,让他们拿到家里去烘。哪怕到时收上来的时候少了一点,那又怎么样呢?即使社员留下了一点,也是为了填肚子活命啊,总比留在田里烂掉好!”前思后想,黄允决定自作主张把麦子分到各户。她想,哪怕是被“拔白旗”,被批判都认了。于是,她对社员做工作,让大家把麦子拿回去烘,烘后如数上交。她恳请大家要团结,要互相信任,不要捕风捉影地互相揭发,不然这件事就做不成了,麦子就要烂光了。社员毕竟是庄稼人,心疼粮食,他们很配合地烘干了麦子,并上交了,没有闹出任何事来。
1975年,黄允参加上海知青慰问团,来到了东北。当时生产队里除了一半确是从城市下乡而来的知识青年,还有一半则是在少年教养所里呆过的小青年,当时这样的配比被称为“掺沙子”。黄允内心总在想,这些被少教的年轻人其实也是人,他们在年龄上、思想意识上和其他知青并没有多少差别,只是少年的时候不知怎么做了错事。所以在内心深处,黄允对这些人是没有歧视的。这儿地处偏远,从这里要走四十里地,还要再坐小火车才能到达县城。有一天,黄允接到任务,要去县城开会。那天沙尘暴很大,漫天黄沙,两米外就看不清了。她决定冒着沙尘暴赶去,知青们知道后,都为她担心。“我踩脚踏车载侬去!”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黄允回头一看,是个高高大大、长得帅帅的、曾经进过少教所的“大哥”式的青年。这个人称“大块头”的青年,一开始的时候,他常和慰问团捣蛋,比如在北风呼啸的寒冬,他半夜里偷偷地把慰问团炕下的柴禾抽掉,让慰问团的人冻得半死。黄允没有想到他会主动站出来帮她。“我也一起去!”此时,另一个声音传来,原来是另一个从少教所出来的青年,是个精精瘦瘦、喜欢讲话的“小个子”。“黄同志,由我和‘大块头’骑自行车带你去,路上轮换着踏,就不会太累了。哪能?”黄允感到,如果拒绝,以后彼此就再不能互相信任了。于是,她爽快地说:“好吧,那就辛苦你们了!”沙尘暴下的四十里沙地比想象的还要难走。在沙地里骑车阻力很大,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不一会儿,“大块头”和“小个子”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骑出不到五里,他们就脱下了军大衣,接着又脱下了棉袄,再脱下卫生衫,最后,两人就穿着单衣,但还是汗水直流。终于来到了小火车站。望着这两个热心的年轻人,黄允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想,人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受着上海这座城市很大的影响”
“文革”结束之后,1979年,黄允怀着一腔热血写出了《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之死》,这是她的第一部电视剧剧本,一鸣惊人,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电视剧界的一声呐喊。黄允后来回忆道:“我被张志新为捍卫真理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撼动,创作时的那一个个不眠之夜,我至今难忘。这是我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精神最解放的时候,有一种激情需要释放、喷涌。”
《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之死》一炮打响后,黄允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时间里,她连续创作了《流逝的岁月》、《你是共产党员吗》、《他把希望留下了》、《奋飞》、《蓝色的路》、《故土》、《深深的大草甸》、《秋海棠》、《她在人流中》等多部电视剧。
紧接着,黄允的目光从英雄人物转向平民百姓,开始注目于普通人的生活。她决定到上海的里弄中去寻找生活,寻找创作灵感。1980年下半年,黄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上海的五个区,几十条里弄,虹口区乍浦路街道、南市区小东门街道、长宁区天山街道、徐汇区徐镇街道等都留下了黄允的足迹。在那些被称为“下只角”的地方,她和数以百计的居民大妈、退休工人、姑娘小伙交上了朋友。不久,一部新的电视剧剧本诞生了,这就是《家事》。 但在1980年,文艺创作尚未全面复苏,所谓“样板戏”的塑造“高、大、全”形象的“三突出”原则还在困扰创作界,电视剧则还处于起步阶段,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段都很单一,因此,以普通百姓为主角的《家事》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怎么可以在一部戏里没有英雄人物?”“怎么把不上台面的家长里短搬到荧屏上了?”“这不就是旧社会的老戏文了嘛!”《家事》就这样被搁浅了。但黄允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放弃它,也没有放弃过她已经认定必须要加大开拓力度的描写普通百姓、描写现实生活的此类题材和风格,她相信,随着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今后每家每户都会有电视机,老百姓一定希望荧屏里能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看到了剧本,这位中国现当代伟大的剧作家看后给了《家事》非常高的评价,他说:“这不就是八十年代的《家》吗!”《家事》被封存一年后,终于见了天日。
时间的脚步跨入了九十年代,黄允迎来了自己又一个创作高峰,这就是长篇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许多年后,回忆起《上海一家人》的创作,黄允依旧充满激情:“《上海一家人》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很多人将之看成是我的代表作,也看成是上海电视剧的代表性作品。这部剧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哪一部剧让我付出如此多的心血,我把对上海这座城市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把人生的冷暖甘苦和千姿百态都融进了这部剧中。”
《上海一家人》1984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但黄允到1988年才开始动笔,1989年夏天完成。黄允对这部剧为什么如此执着?因为,她时时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唤。她总在想:虽然在影视作品里,以上海作为故事题材或者发生背景的不在少数,但这些作品中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大商埠市民阶层”,这座城市真正的精神——“海纳百川”和“创新开拓”,却很少被表现。黄允觉得上海的“精、气、神”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她渴望写出这样一部电视剧,用自己的心血来为这座城市定性,来展现这座城市的独特精神。
为了写《上海一家人》,黄允先后走访了近百位老人以及中小商户。闵祥林是协大祥的“军师”——创始人之一兼账房先生(现在可以称作财务总监)。他索居一隅,和外界没什么往来,黄允经过几番打听,终于得知他住在原南市区某个拐弯抹角的小弄堂的一间平房里。黄允敲门进去,只见幽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老人,面无表情,目光浑浊,木木地靠在一个高背椅上。黄允扫视四周,只见墙壁斑驳,衣物凌乱,阴暗潮湿,她一开始以为这样的耄耋老人谈不出什么,何况又身在这样的处境,没有想到的是,一提起办店的事,闵老整个人都精神了,面部有了兴奋之情,目光也有了神采。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90多岁的老人,思路清晰,谈吐流畅,和刚才的枯槁木然状判若两人。闵老谈了协大祥绸布店的创办经过,还谈了和宝大祥、信大祥之间的纠葛,那些泛黄的记忆在闵老脑中如同发生在昨日,而黄允也非常爱听,启发很大,她边听边记边点头。末了,闵老说:“创业方面的事,可能其他同行都有类似的经验,不过,我们店有一条最特别的……”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了停,像孩子一样眨眨眼睛,好像是一件特别得意的事,要卖卖关子一样。黄允心里觉得,这样一个曾经风光无限,又经历了大风大浪,如今却贫困潦倒的老人,还有这样的童心,真是令人感慨。她故意笑着问:“是什么那么特别?我很想知道啊!”闵老其实一直在等黄允发问,见她一问,连忙迫不及待地回答:“我为店里定了一个严格详尽的店规:规范服务,诚信经商,取信于顾客。正是有了这样的店规,所以才办得很红火。”黄允点头称是,她真的觉得这店规很好,是值得老人得意一辈子的。后来,黄允把闵老的经验之谈用在了《上海一家人》里,若男的店里也搞了一个店规。
1992年,《上海一家人》在上海电视台首播时,每到晚上,万人空巷,收视率达到了64%,不仅创下奇迹,也书写了历史,被誉为“上海文艺创作经典之作”,至今还常常在荧屏上热播。《上海一家人》和北京的《渴望》等,标志着中国电视剧迈入了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时代。《上海一家人》在各大奖项的颁奖典礼上几乎所向披靡,拿了十三四个奖,其中包括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特别奖,还成了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的双冠王。
2009年9月8日,黄允受邀在北京参加了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颁奖典礼特别设置了“六十年六十人突出贡献奖”,表彰曾三次以上获得飞天奖的优秀电视剧工作者,以铭记他们对中国电视剧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黄允位列其中。黄允激动地说:“获此殊荣,我真的觉得太荣幸了!那天的水立方美得像水晶宫,获奖者都是为中国电视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特别是中青年群星璀璨,精英云集,我真有点相形见绌的感觉。知道如今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到一万多部(集),成为世界上电视剧第一大国,看到中国电视剧创作新人辈出、后继有人,我倍感欣慰。”
“人生中的很多事,在早年都已经埋下了伏笔”
1932年11月,黄允出生在南通一个殷实的医生家庭。但她的来临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喜悦,相反,当母亲得知又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失望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母亲给她起的名字叫“有儿”。1937年8月17日深夜,侵华日军进行空袭,父母带着哥哥和姐姐躲到防空洞去了,却把黄允留在了屋子里。十几岁的小保姆紧紧地抱住惊恐中的黄允,使她仿佛有了依靠,内心没有那么害怕了。那年春节,母亲给姐姐们每人一元压岁钱,从不向母亲讨要任何东西的小黄允,也伸出了小手,母亲犹豫了一下,才把一块钱放在小黄允的手上,但她正色道:“收好!要是丢了,我打死你!”黄允紧紧地攥着这一块钱,想放在衣兜里,又不放心,想放在枕头下,也觉得不合适,最终她找来了一个铁皮的香烟筒,把钱放了进去。几个月后的一天,母亲来要回压岁钱,小黄允一下子就懵了,她毕竟年幼,早已把钱的事丢到了脑后,更想不起香烟筒放在哪里。母亲喘着粗气,气急败坏地找来一根粗粗的、毛剌剌的劈柴,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一下子,小黄允稚嫩的皮肤上鼓起了一条条红杠杠,头上起包,流出血来……就在这时,那个日本飞机轰炸时抱着她的小保姆扑过来护住她,一下又一下,劈柴都落在了小保姆的身上,但她仍然用身体紧紧地护住小黄允。黄允对那位小保姆充满了感情。正是这样的经历,让黄允从小就跟普通的平民百姓走得很近很近。几十年后,这个小保姆出现在了电视剧《若男和她的儿女们》中,剧中那忠诚善良的秀英就是以她为原型的。
六岁的时候,小黄允每天要走三里路去一个类似私塾的学校,那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老师姓钱,常常穿着黑棉布的长衫,他温厚善良且极有耐心,除了学习,在生活上对学生们也十分照顾。每天小黄允拿着饭格子去学校,都是这位钱老师帮着烧水泡饭。而且钱老师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不会因为是个农村小学,只有一个班级或者谁是插班生而松懈怠慢。每一天他都用最大的热忱,把班里的学生都看成全天下最优秀的孩子。有一次,钱老师去黄家进行家访,在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之后,他对黄允的父母说:“你们的这个女儿是个非常聪慧的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
他的预言在若干年后得到了印证。而对黄允来说,这位钱老师,她一直记忆深刻,也一直深深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后来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里,在若男的那位童老师身上,就有着钱老师的身影。小保姆和钱老师的出现,使黄允幼小的心灵得到抚慰,也让她懂得爱与善是最美丽、最珍贵的。小人物的爱和善,小人物的不幸和苦难,铸造了她终生的平民意识,这在她后来作品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
“边乡岁月,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生阅历”
1945年,小学还没有读完的黄允,跳级考入了南通女师,成了一名中学生。那时她虽然年少,但看书读报让她眼界开阔,对时政也很关心。她亲眼目睹了当局的腐败,十分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正是这样一种动力,使她在十五岁半的时候,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展地下活动。后来,因为组织上的需要,她离开了家,离开了学校。
十六岁的黄允,一个瘦瘦小小的身躯里藏着巨大能量的女孩,闯进了生活的风风雨雨里。悄悄离开家后,黄允开始独立生活,她被分配到新华社九支社、南通《江海报》当见习记者。后来,又被分在近郊的大生纱厂一厂驻厂记者组,进行新闻采访。南通解放后,她被调到南通人民广播电台,这一年她还未满十七岁。1953年春天,黄允随丈夫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58年春,上海电视台开始筹建,黄允也参与其中,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视人。
在上海电视台工作期间,黄允多次去边乡搞运动,如贯彻“农村工作六十条”、社教运动、知青慰问团等等。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对农民的私人用具、农具、牲畜等都刮了“共产风”,这次工作组下乡就是去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把私人物品还给农民的。黄允被分配在宝山县葑溪公社马桥生产队,她担任组长。在队里,黄允看到农民生活十分清苦,每天都吃在食堂。黄允走进食堂里面,用大勺子舀了一勺,稀粥米汤几乎可以照出人影。看到此情此景,黄允心中很难过,很想为农民做点事。
夏收时,天公不作美,连续下了两三个星期大雨,快要成熟的麦子都倒伏在田里,淹上了水,有的麦粒已经发了芽,有的快烂掉了。面对这样的情形,黄允整天冒雨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愁得不知所措,晚上也睡不着觉。黄允跑去村里几户最有经验的老农家里请教:“现在雨不停,麦子就在田里,有什么办法可以救麦子?”老农们都表情沉重,说:“烘干是唯一的办法,可是没有烘干机,收回来也只能烂掉。”没有烘干机怎么办呢?倒是有人提出把麦子分到农民家用铁锅烘,可是却有人反对,怕农民乘机偷麦子,所以公社至今没有决定该怎么办。黄允看着窗外的雨,田里的麦,陷入了沉思:“既然已经知道有这种办法可以救麦子,为什么不试一试?应该把麦子分给社员,让他们拿到家里去烘。哪怕到时收上来的时候少了一点,那又怎么样呢?即使社员留下了一点,也是为了填肚子活命啊,总比留在田里烂掉好!”前思后想,黄允决定自作主张把麦子分到各户。她想,哪怕是被“拔白旗”,被批判都认了。于是,她对社员做工作,让大家把麦子拿回去烘,烘后如数上交。她恳请大家要团结,要互相信任,不要捕风捉影地互相揭发,不然这件事就做不成了,麦子就要烂光了。社员毕竟是庄稼人,心疼粮食,他们很配合地烘干了麦子,并上交了,没有闹出任何事来。
1975年,黄允参加上海知青慰问团,来到了东北。当时生产队里除了一半确是从城市下乡而来的知识青年,还有一半则是在少年教养所里呆过的小青年,当时这样的配比被称为“掺沙子”。黄允内心总在想,这些被少教的年轻人其实也是人,他们在年龄上、思想意识上和其他知青并没有多少差别,只是少年的时候不知怎么做了错事。所以在内心深处,黄允对这些人是没有歧视的。这儿地处偏远,从这里要走四十里地,还要再坐小火车才能到达县城。有一天,黄允接到任务,要去县城开会。那天沙尘暴很大,漫天黄沙,两米外就看不清了。她决定冒着沙尘暴赶去,知青们知道后,都为她担心。“我踩脚踏车载侬去!”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黄允回头一看,是个高高大大、长得帅帅的、曾经进过少教所的“大哥”式的青年。这个人称“大块头”的青年,一开始的时候,他常和慰问团捣蛋,比如在北风呼啸的寒冬,他半夜里偷偷地把慰问团炕下的柴禾抽掉,让慰问团的人冻得半死。黄允没有想到他会主动站出来帮她。“我也一起去!”此时,另一个声音传来,原来是另一个从少教所出来的青年,是个精精瘦瘦、喜欢讲话的“小个子”。“黄同志,由我和‘大块头’骑自行车带你去,路上轮换着踏,就不会太累了。哪能?”黄允感到,如果拒绝,以后彼此就再不能互相信任了。于是,她爽快地说:“好吧,那就辛苦你们了!”沙尘暴下的四十里沙地比想象的还要难走。在沙地里骑车阻力很大,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不一会儿,“大块头”和“小个子”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骑出不到五里,他们就脱下了军大衣,接着又脱下了棉袄,再脱下卫生衫,最后,两人就穿着单衣,但还是汗水直流。终于来到了小火车站。望着这两个热心的年轻人,黄允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想,人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受着上海这座城市很大的影响”
“文革”结束之后,1979年,黄允怀着一腔热血写出了《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之死》,这是她的第一部电视剧剧本,一鸣惊人,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电视剧界的一声呐喊。黄允后来回忆道:“我被张志新为捍卫真理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撼动,创作时的那一个个不眠之夜,我至今难忘。这是我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精神最解放的时候,有一种激情需要释放、喷涌。”
《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之死》一炮打响后,黄允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时间里,她连续创作了《流逝的岁月》、《你是共产党员吗》、《他把希望留下了》、《奋飞》、《蓝色的路》、《故土》、《深深的大草甸》、《秋海棠》、《她在人流中》等多部电视剧。
紧接着,黄允的目光从英雄人物转向平民百姓,开始注目于普通人的生活。她决定到上海的里弄中去寻找生活,寻找创作灵感。1980年下半年,黄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上海的五个区,几十条里弄,虹口区乍浦路街道、南市区小东门街道、长宁区天山街道、徐汇区徐镇街道等都留下了黄允的足迹。在那些被称为“下只角”的地方,她和数以百计的居民大妈、退休工人、姑娘小伙交上了朋友。不久,一部新的电视剧剧本诞生了,这就是《家事》。 但在1980年,文艺创作尚未全面复苏,所谓“样板戏”的塑造“高、大、全”形象的“三突出”原则还在困扰创作界,电视剧则还处于起步阶段,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段都很单一,因此,以普通百姓为主角的《家事》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怎么可以在一部戏里没有英雄人物?”“怎么把不上台面的家长里短搬到荧屏上了?”“这不就是旧社会的老戏文了嘛!”《家事》就这样被搁浅了。但黄允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放弃它,也没有放弃过她已经认定必须要加大开拓力度的描写普通百姓、描写现实生活的此类题材和风格,她相信,随着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今后每家每户都会有电视机,老百姓一定希望荧屏里能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看到了剧本,这位中国现当代伟大的剧作家看后给了《家事》非常高的评价,他说:“这不就是八十年代的《家》吗!”《家事》被封存一年后,终于见了天日。
时间的脚步跨入了九十年代,黄允迎来了自己又一个创作高峰,这就是长篇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许多年后,回忆起《上海一家人》的创作,黄允依旧充满激情:“《上海一家人》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很多人将之看成是我的代表作,也看成是上海电视剧的代表性作品。这部剧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哪一部剧让我付出如此多的心血,我把对上海这座城市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把人生的冷暖甘苦和千姿百态都融进了这部剧中。”
《上海一家人》1984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但黄允到1988年才开始动笔,1989年夏天完成。黄允对这部剧为什么如此执着?因为,她时时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唤。她总在想:虽然在影视作品里,以上海作为故事题材或者发生背景的不在少数,但这些作品中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大商埠市民阶层”,这座城市真正的精神——“海纳百川”和“创新开拓”,却很少被表现。黄允觉得上海的“精、气、神”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她渴望写出这样一部电视剧,用自己的心血来为这座城市定性,来展现这座城市的独特精神。
为了写《上海一家人》,黄允先后走访了近百位老人以及中小商户。闵祥林是协大祥的“军师”——创始人之一兼账房先生(现在可以称作财务总监)。他索居一隅,和外界没什么往来,黄允经过几番打听,终于得知他住在原南市区某个拐弯抹角的小弄堂的一间平房里。黄允敲门进去,只见幽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老人,面无表情,目光浑浊,木木地靠在一个高背椅上。黄允扫视四周,只见墙壁斑驳,衣物凌乱,阴暗潮湿,她一开始以为这样的耄耋老人谈不出什么,何况又身在这样的处境,没有想到的是,一提起办店的事,闵老整个人都精神了,面部有了兴奋之情,目光也有了神采。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一个90多岁的老人,思路清晰,谈吐流畅,和刚才的枯槁木然状判若两人。闵老谈了协大祥绸布店的创办经过,还谈了和宝大祥、信大祥之间的纠葛,那些泛黄的记忆在闵老脑中如同发生在昨日,而黄允也非常爱听,启发很大,她边听边记边点头。末了,闵老说:“创业方面的事,可能其他同行都有类似的经验,不过,我们店有一条最特别的……”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了停,像孩子一样眨眨眼睛,好像是一件特别得意的事,要卖卖关子一样。黄允心里觉得,这样一个曾经风光无限,又经历了大风大浪,如今却贫困潦倒的老人,还有这样的童心,真是令人感慨。她故意笑着问:“是什么那么特别?我很想知道啊!”闵老其实一直在等黄允发问,见她一问,连忙迫不及待地回答:“我为店里定了一个严格详尽的店规:规范服务,诚信经商,取信于顾客。正是有了这样的店规,所以才办得很红火。”黄允点头称是,她真的觉得这店规很好,是值得老人得意一辈子的。后来,黄允把闵老的经验之谈用在了《上海一家人》里,若男的店里也搞了一个店规。
1992年,《上海一家人》在上海电视台首播时,每到晚上,万人空巷,收视率达到了64%,不仅创下奇迹,也书写了历史,被誉为“上海文艺创作经典之作”,至今还常常在荧屏上热播。《上海一家人》和北京的《渴望》等,标志着中国电视剧迈入了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时代。《上海一家人》在各大奖项的颁奖典礼上几乎所向披靡,拿了十三四个奖,其中包括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特别奖,还成了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的双冠王。
2009年9月8日,黄允受邀在北京参加了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颁奖典礼特别设置了“六十年六十人突出贡献奖”,表彰曾三次以上获得飞天奖的优秀电视剧工作者,以铭记他们对中国电视剧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黄允位列其中。黄允激动地说:“获此殊荣,我真的觉得太荣幸了!那天的水立方美得像水晶宫,获奖者都是为中国电视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特别是中青年群星璀璨,精英云集,我真有点相形见绌的感觉。知道如今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到一万多部(集),成为世界上电视剧第一大国,看到中国电视剧创作新人辈出、后继有人,我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