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7年11月至1939年1月，张治中曾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一年零两个月。1938年11月13日凌晨，突发的长沙大火大约烧掉了百多万人家，焚毁了市内五万多间房屋，死伤达二万余人，其中有大批抗战伤病员和老弱病残者，严重影响前方抗日部队的士气。此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正在长沙，看到全城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紊乱一片，异常愤慨。
1948年，郭沫若寓居香港时，夏衍请他把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一段回忆写出来，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连载。因为郭沫若手边缺乏资料，唯一的资料几乎全从自己头脑中挖出来的残留的记忆，计用了三个多月时间，直至离开香港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才吃力地把全部内容赶写完毕。
1958年，张治中看到《人民文学》12月号上刊登的郭沫若所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对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十分震惊。文中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还说：“……他完全贪图功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张治中认为以上描述，有些地方可以说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思考再三，表示不能缄默。原先打算把这一问题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但又担心郭沫若觉得是在“告御状”，似乎不大好，所以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表达不能苟同的意见。
1959年1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第一次去信说：“您这种对我惨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接着张治中介绍了长沙大火真实情况。他说：“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同时还接到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接到机密电报和电话后，思想矛盾苦闷，非常不安。蒋当时是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执行是不行的，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当日下午4时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张治中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人民群众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13日凌晨2时，张治中就寝后，副官来报告城内起火，张治中随即披衣起身，得知长沙已多处起火，各处电话都打不通。没有预料这件事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所以造成烧早烧快的严重事件，其原因就是警察局长文重孚擅离职守，警察撤岗，市内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甚至有人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长沙大火后，负执行责任的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按照军法会审的裁定，被处死刑，服罪而死。张治中受到革职留用的处分，继续负责收拾残瓦败壁的局面，赶筹善后，尽其应尽的责任。
张治中在这封信中还说：“陈诚和我住在一起，焦土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我根本还在睡梦中，谈不到蒙住他。同时，手无寸铁的文官能够和敢于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吗?您还说：‘他把周公蒙住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张治中又在信中表示：长沙大火“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个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份太厉害了!”
张治中还在信中向郭沫若指出：“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同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一个人(党老爷、官老爷)，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郭沫若于1月10日给张治中第一次复信称：“《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面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张治中于1月12日给郭沫若第二次去信，表示其中还有商榷的地方：
第一，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批准的”那句话……，“您的猜测还是错了，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您说“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又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一个人。我也想告诉您，这点也与事实不符。当时潘公展到职才一个月，他在大火前一天就和各厅厅长、省府人员撤到沅陵去了，此事他根本不知道。……您既写‘历史资料’，是不是在命笔时能力求公允恰当些更好?”
郭沫若又于1月18日给张治中第二次复信说：“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史料。”
与此同时，张治中同意郭沫若准备出版《洪波曲》单行本和《沫若文集》时，将张治中写给他的长信作为附录，一并刊登，了结这场争议。1939年1月20日，张治中离湘赴渝前夕，湖南各界举行茶话会话别送行。表面上看张治中在会上无话可说，实际上其内心是十分痛苦的。郭沫若在此时也写有悼念音乐家张曙的挽词：“武昌先失，岳阳继陷，长沙顿觉孤悬。树影疑戎，风声化狄，楚人一炬烧天，狼狈绝言筌。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活受阇维，负伤兵士剧堪怜。”这反映了诗人郭沫若的怜悯。
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病逝，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辞世，他们生前都遭遇到“文革”恶浪的冲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们通过这次真诚、坦率的沟通，消除了芥蒂，增进了友谊。
(作者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1948年，郭沫若寓居香港时，夏衍请他把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一段回忆写出来，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连载。因为郭沫若手边缺乏资料，唯一的资料几乎全从自己头脑中挖出来的残留的记忆，计用了三个多月时间，直至离开香港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才吃力地把全部内容赶写完毕。
1958年，张治中看到《人民文学》12月号上刊登的郭沫若所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对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十分震惊。文中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还说：“……他完全贪图功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张治中认为以上描述，有些地方可以说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思考再三，表示不能缄默。原先打算把这一问题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但又担心郭沫若觉得是在“告御状”，似乎不大好，所以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表达不能苟同的意见。
1959年1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第一次去信说：“您这种对我惨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接着张治中介绍了长沙大火真实情况。他说：“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同时还接到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接到机密电报和电话后，思想矛盾苦闷，非常不安。蒋当时是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执行是不行的，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当日下午4时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张治中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人民群众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13日凌晨2时，张治中就寝后，副官来报告城内起火，张治中随即披衣起身，得知长沙已多处起火，各处电话都打不通。没有预料这件事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所以造成烧早烧快的严重事件，其原因就是警察局长文重孚擅离职守，警察撤岗，市内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甚至有人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长沙大火后，负执行责任的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按照军法会审的裁定，被处死刑，服罪而死。张治中受到革职留用的处分，继续负责收拾残瓦败壁的局面，赶筹善后，尽其应尽的责任。
张治中在这封信中还说：“陈诚和我住在一起，焦土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我根本还在睡梦中，谈不到蒙住他。同时，手无寸铁的文官能够和敢于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吗?您还说：‘他把周公蒙住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张治中又在信中表示：长沙大火“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个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份太厉害了!”
张治中还在信中向郭沫若指出：“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同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一个人(党老爷、官老爷)，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郭沫若于1月10日给张治中第一次复信称：“《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面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张治中于1月12日给郭沫若第二次去信，表示其中还有商榷的地方：
第一，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批准的”那句话……，“您的猜测还是错了，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您说“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又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一个人。我也想告诉您，这点也与事实不符。当时潘公展到职才一个月，他在大火前一天就和各厅厅长、省府人员撤到沅陵去了，此事他根本不知道。……您既写‘历史资料’，是不是在命笔时能力求公允恰当些更好?”
郭沫若又于1月18日给张治中第二次复信说：“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史料。”
与此同时，张治中同意郭沫若准备出版《洪波曲》单行本和《沫若文集》时，将张治中写给他的长信作为附录，一并刊登，了结这场争议。1939年1月20日，张治中离湘赴渝前夕，湖南各界举行茶话会话别送行。表面上看张治中在会上无话可说，实际上其内心是十分痛苦的。郭沫若在此时也写有悼念音乐家张曙的挽词：“武昌先失，岳阳继陷，长沙顿觉孤悬。树影疑戎，风声化狄，楚人一炬烧天，狼狈绝言筌。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活受阇维，负伤兵士剧堪怜。”这反映了诗人郭沫若的怜悯。
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病逝，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辞世，他们生前都遭遇到“文革”恶浪的冲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们通过这次真诚、坦率的沟通，消除了芥蒂，增进了友谊。
(作者曾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