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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晋商是明清两代最为著名的商人集团，他们扎根山西，活动区域遍及全国，经济实力为世所瞩目。然而晋商所从事的主要行业诸如食盐买卖、随军贸易、金融汇兑等几乎都与国家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与权力经年累月博弈的过程中，山西商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既“媚”又“惧”的政治情感：他们一方面认同皇权统治，甘做忠臣顺民，需要权力的支持来维持其商业垄断，另一方面又害怕政治权力反噬其身。本文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视角，结合相关历史资料深入剖析晋商的政治情感，指出传统社会政治权力对财富的全面宰制是晋商“原罪”意识产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晋商政治情感政治文化传统社会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6-0119-07
一、晋商发展历程及其政治情感概述
晋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兴起的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主要特征的商人群体，他们雄财善贾，居于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刘建生等：《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1页。明代晋商因明朝初年的御边政策而兴起，凭借官盐垄断贸易和蒙汉互市的政策称雄商界，又多与当朝显贵联姻，成为明代资本最为雄厚的官商集团。明清政权更迭之际，晋商又凭借过人的战略眼光将筹码押在了关外满族政权身上，他们早在满人立国之前就与之互通贸易，为清廷入主中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满清入主中原，晋商中有八大家族被封为皇商，携内务府之权威，藉清廷给予的特权和便利，成为显赫一时的地方豪族。清中期之后，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商路的广泛开拓，晋商的经营达到了极盛。直到中国传统社会末期，山西票号承揽了全国税银、军饷和赔款之类官款的汇兑业务，几乎成为大清财政的一部分，晋商实现了数千年来商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执天下金融之牛耳，走向了辉煌的顶峰。清末民初，晋商在腐败无能的政府繁重的课税和捐输、社会结构性大崩溃以及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之下走向没落。然而尽管国势衰微，社会残破，尽管晋商已经无力转型以应付内外交困的危机，他们依然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在长达5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中，山西商人所经营的事业和生意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然而我们稍加研究即可发现，无论是那些手握巨金、身居高墙大院的商业巨族，还是走街串巷、艰辛谋生的小商贩，他们几乎无一不与国家、政府，以及各级官僚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可以说在古代中国那个王权至上的时代，政治权力对晋商的影响深入肌理，他们经营与政府的关系甚至超过了商业经营本身。在与政治权力经年累月博弈的过程中，晋商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既“媚”又“惧”的扭曲情感。这种并未含有多少理性成分的政治情感积淀代代传承，在晋商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甚至支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这里所说的政治情感，指的是“人们对于政治领袖、政治权威及政治系统的好恶、憎恨、忠心、淡漠等感情，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有时会形成全社会的政治情感倾向”，葛荃：《中國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页。就晋商而言，其政治情感主要体现在忠君、爱国、捐纳、寻租、救亡等方面。
二、晋商的政治情感剖析
1.恭逢君王——晋商的忠君情结
皇帝始终都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政治统治者，主宰臣民一切社会政治生活和天下利源。与皇权相应的是天下万民对君主理应绝对忠顺并专一不懈。在王权政治的高压和儒家文化经年累月的熏陶和规训之下，身为王权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在理念、心态和政治行为的选择上，必须以忠于君主作为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意义下的忠君是一种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人民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表达不是通过权利规定的形式，而是通过尽义务、报皇恩等形式表现出来，是对皇权的高度依附。刘泽华：《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晋商所处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山西一省处于京师左近的肘腋之间，位于四民之末的山西商人对于近在咫尺，又神威难测的王权始终怀有一种由衷的敬畏、尊崇与恭顺的情感。乾隆皇帝在位时曾数次巡幸五台山礼佛，山西盐商主动出钱出力，为皇帝修建行宫、修缮寺院以博取龙颜大悦。《清高宗实录》载：“明春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三万两，为建造行宫之所费”。《清实录》第16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27，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0页。又载：“据河东商人呈称，现在恭逢巡幸五台山，情殷报效，愿备赏银二十万两，稍抒忱悃……即于此项银两内，赏给银八万两，以作粘补行宫、建搭桥梁道路之费”。《清实录》第24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49，中华书局，1986年，第793页。据张正明考证，五台山台麓寺和菩萨顶行宫实质上是山西商人自掏腰包，由乾隆皇帝作“赏银”修建起来的。张正明：《五台山行宫的修建与山西商人》，《五台山研究》1988年第4期。清末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及随行官员仓皇西逃，取道宣化、大同、太原、潼关一线逃往西安。途经祁县时，乔家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钰通过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预先得到密报，其往来信件中说：“蒙示銮驾西幸，隆情关垂，感激良殷，想大人必随驾径祁，已与本县台详明，将公馆备置敝号，俟荣旌径祁，即祈移节敝号为叩云云”。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慈禧一行到了祁县，就住在大德通票号，上至太后皇帝，下至护驾的王公大臣，饮食起居和沿途所需，乔家都竭尽全力准备妥帖。护驾兵丁的食用，马匹草料的补给，所有开销不下数十万两，都由票号承担。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96页。乔家此举可谓是倾家侍驾，虽然帝后蒙尘，但足见乔氏忠贞不改，在患难之际仍然尽忠王室，不敢有丝毫不敬之意。而另一山西荣和商人傅庆泰在西安开办炭场，帝后一行逃至西安之后，缺少煤炭生火取暖，傅氏在得知此事后不畏兵荒马乱的时局艰难贩回煤炭供帝后享用。慈禧派人赏赐他炭钱，傅感恩戴德地说：“我梦见老佛爷托梦让我送炭，得沐皇恩如此，怎能收钱！”太后得悉此事甚喜，对随从们说：“虽然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但老百姓还是如此拥戴我，如此大清就不会亡！”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页。可见无论在盛世繁华之时，还是国乱岁凶之际，山西商人在直接面对皇家的时候都是竭尽忠诚，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历史上仅有的留存至今的一些只言片语中，那些“恭逢”“情殷”等字眼足以说明晋商对于皇权的顶礼膜拜和对君主本身的效忠之情。 4.媚权与捐官——晋商的权力情节
我们对明清中国社会以及山西的具体情况稍加了解即可知道，晋商虽然身在商列，但是他们几乎无时无刻都在与政治和权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对权力有着深刻的依赖和崇拜，甚至经营与政府的关系超过了经营商业本身；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权力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戒惧心理，始终试图与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晋商长久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对于权力既谄媚又畏惧，只求分享权力而不求争取权利的复杂政治心态。
古代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从政为官不仅可以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获得可观的潜在经济利益，更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受到全社会的艳羡。晋商对于权力有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依赖，他们既需要与权力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获取更大的经营特权，也希望拥有类似仕宦一样的社会地位从而不被轻贱。由于山西一省在明清两朝文气偏弱而商贸之风盛行，大部分山西商人又几乎都出身寒微，文化程度偏低，导致晋商家族教育方面也是以商业教育为主，正统的儒家命理之学和求取功名所需的学问反而处于陪衬地位，所以晋商群体中很少有人走正经仕途凭科考求取功名，他们接近权力的方式是历代商人惯用的捐官和寻租。如票号蔚泰厚经理毛鸿翙自己捐买布政司经历，家中诸子各捐郎中、同知衔不等，女子辈也甚多得以受封夫人、恭人等名位。平遥日升昌东家李氏一族主要男子都捐得各级文武职衔，还给祖上先人追封官衔，家中妇女也捐得相应名分。祁县大德通乔氏一族兄弟诸人都捐有候补道员、员外郎等官衔顶戴。刘建生、刘鹏生：《试论晋商的封建性》，《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至于因各种缘由从朝廷捐买投献而得监生、举人之类虚衔名分的山西中小商人更是不胜枚举。咸丰朝之后，清政府对内统治危机加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筹措镇压农民军的军费饷银，朝廷大开捐纳之门，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社会下层人士或各级官吏，要取得官衔和封典，可向政府捐纳银两。通过这样形形色色赎买官衔的手段，没有什么文化的晋商也可以跻身士大夫的行列，再不会因身份卑微而为世人所轻贱；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获得了客观的政治特权，可以同官员们，至少是同级别的官员平起平坐，从而免受政府以及官僚们更多的欺压和刁难，更好地发展贸易事业，巩固家族在地方的势力。
其实清末山西票商李宏龄说得明白，商人要想在传统官本位社会中出人头地，必须“媚权贵，厚富人”。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62页。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官场遍布腐败黑暗潜规则的现实，官员们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绢介不取；而与此同时儒家德化规训以及各种官方教化督责又要求这些孔孟之徒保持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的君子形象，所以晋商及其票号等金融机构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僚的实际需求。由是商人不惜巨资为官员解除后顾之忧，官员则凭自己的权力为商人大开方便之门，商与官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而隐秘的权力寻租关系，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贾人者，暴君污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中华书局，1975年，第19页。从另一方面来看，晋商通过种种手段谋得一官半职，极力接近权力，除了获取特权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荣耀和满足。明清两代商人地位实际上仍然相当低下，晋商即使再富，也是官吏的“可啖之物”，受尽各级官吏的欺压凌辱，清儒徐继畬写道：“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官，成牢不可破之风气”。[清]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321页。明代盐商展玉泉捐了一个小小驿丞，高兴地对子女说：“我仕矣，得间或视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⑥⑦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97、253页。祁县巨商渠原祯因害怕满清权贵们赖账和欺侮，竟然从本来赢利颇丰的百川通票号中撤资。⑧阎爱英主编：《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4、38页。“媚和怕”这两个字是当时晋商心理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晋商们或结托权贵，或捐揽虚衔，至少他们在获得一定的政治身份后，多少可以不用再惧怕官府衙门的巧取豪夺，甚至能够与满蒙贵族吃喝玩乐，有时道员以下的下级官员拜见票号老板竟也如同跪谒权贵一般，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心理满足。
5.商战与保矿——晋商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阶层始终是传统国家的附庸，即使他们在经济实力上富逾王侯，然而在政治上仍然必须唯皇权是尊，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身为忠臣和顺民的卑微身份，从来不敢也不想有任何政治抱负，从不曾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大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到了晚清时分，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程度的加深，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际日薄西山，难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日渐迫近的社会巨变。在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昔日曾经给晋商带来无限财富和辉煌的中俄贸易之路也逐渐衰落了，山西慢慢丧失了过去“极临边境”的贸易地理优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顽强的山西商人不甘就这样以一种屈辱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统治者丧权辱国，官僚士大夫束手无策之时，一些晋商中的有识之士毅然奋起，他们决心与沙俄进行商战，以商人的方式夺回被俄国人侵占的利权。同治年间，山西商人程化鹏等上书理藩院，力陈已有的中俄恰克图互市信票制度的种种“病商业、损国课”之类弊端，并指出这种做法“大非国家保商裕饷之本旨”，他提出：“由恰克图出向俄边，即由俄卖与西洋诸商”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1页。的做法，希望假道恰克图，直接深入俄国境内与俄商贸易，以求改变沙俄在中国攫取的各项商贸特权给中俄茶叶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清政府批准后，山西商人以牛马骡车为运输工具，组成规模浩大的驼帮，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大沙漠深入俄国境内开展对俄直接贸易。近人路履仁《外蒙古记闻》中记载：“（晋商）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俄国大城市都设有分号”。⑥晋商开展对俄商战，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打成平手，而到了第三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数倍于俄商。⑦尽管晋商的对俄商战最终因清政府抑制华商反而袒护俄商的卖国政策终告失败，然而晋商以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和运输方式（传统手工制茶、牛马等工具陆路运輸），不惧旅途艰险和极端不利的国际形势，仅凭借一腔热血和赤诚与沙俄帝国进行抗争，可谓给商人争光。光绪九年，在俄商凭借强权对华商欺压日甚的情况下，榆次常家带头联合制茶工人、贩卖所职员、经理人、装卸工人等与茶叶经营的有关人员，在汉口茶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仅靠商人阶层自身的力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商业入侵的嚣张气焰。⑧晋商主动为国请缨赴俄商战和号召茶商罢工的事迹也表明晋商的民族意识初步觉醒，他们在国难之际不再跟随在士大夫之后亦步亦趋，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勇敢付诸行动，这在中国数千年商业史上实属罕见。 晋商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19世纪末的山西保矿运动中被彻底点燃，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内陆地区，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光绪二十三年，不法英商伙同卖国买办，欺瞒朝廷，取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长期开采煤矿的权利并霸占矿山，武力禁止中国民窑开采，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晋商从始至终积极参与，发挥了巨大的能量。现存史料记载，英商意图“贿买矿产，处处插标，志存独据”，而山西人民面对如此不利情况“仓皇失措，惊惧异常，徒叹谋生之路绝，捍患之计穷”。在危急关头，平定当地绅商黄守渊和商人张士林挺身而出，他们一面积极奔走，联络本省官员士绅上书朝廷力陈保矿之重要，一面组织商人集资谋划赎矿事项。尤其是张世林更是以商人作为保矿运动的首倡者、支持者和主要组织者的面目出现。张氏后人记载他“见义勇为，不避劳怨，独奋起纠合同志，组织平定公会，抗疏力争……不顾多方劝阻，一意孤行不少游移。”更是提议“筹资设局，力保矿产，凡垫钜款，集众议，皆视为分所当为，无丝毫矜伐之见存……独立支撑一隅，历二年余，无少倦怠；费金三千，若无事者”。②魏德卿、苏高文、史英豪： 《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49～90、363页。在运动胜利之后，他不入矿股，功成身退，将政府所奖“急公好义”匾额藏之于家，如此高风亮节，令人赞佩。而另一著名晋商渠本翘也是保矿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运动中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商业和政界的影响力，在省城学生和市民的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时发表演说，宣传保护国有矿藏的重要性，公开表明自己收回山西矿权的坚定决心，深受群众爱戴。运动发展到后期，渠本翘、刘笃敬等商人领头筹办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筹银150万两如期交给英商赎回了晋矿“独举自有之权”。时人评论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之势力早已横行山西之境内矣。”保晋公司的章程和招股公告中都明确写到“为抵制外商计”，“所收股份以本国人为限”，“只收华股，不收洋股”②等内容，其鲜明的民族气节溢于言表。
在持续数年的保矿运动中，整个山西商人阶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都得到了空前的激发。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之士更是这场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们在整个运动中奔走呼号，在政府与民间牵线搭桥，更是短期筹集巨资一举赎回矿产，体现出了晋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可小视的潜在政治力量。张士林事后所著《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一文中多次描述到参与保矿的晋商激愤异常的心情：“鼓于民而义行，快哉！”“吾民之权何为外人践踏，子龙何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矿之不存，民将安否？”“苗一寸乃吾心，矿一尺乃吾躯，心躯相连未有断”等等，足可见山西商民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急切之情。
近人郑观应认为，兵战与商战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两大主题，其中商战的意义甚至尤重于兵战。郑观应著，陈志良选注：《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3～245页。从与沙俄商战到保矿运动，意味着晋商作为商人阶层的一员，终于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尽管他们身处内陆，没有多么长远的战略眼光；尽管他们仍然更多地是在商业的范畴内抒发自己的见解，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政治参与或政治抱负，也没有提出多么有建树的政见，然而这至少可以说明：其一，晋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维，他们不再跟随在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身后亦步亦趋，面对外侮，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式并付诸实施，成败姑且不论，他们的这种自强精神殊为难得。其二，虽然晋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的政治参与仍然以传统的臣民模式为主，非常不充分，但是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性，也明显带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色彩，开了山西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
三、结语——权力宰制下商人的“原罪”意识
乾隆皇帝曾对英国使臣说过“朕富有四海”，这是专制君主对自己权力和财富无上尊贵地位的自我肯定。然而商人却往往富逾王侯，就拿晋商来说，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总结出晚清时期山西票商侯、渠、乔等几大家族共有白银数亿两之巨，而且这些山西票号已经不仅是富可敌国这么简单，他们几乎全都在做汇兑饷银、赔款等官银业务，几乎包办了政府财政。诚如明儒胡翰所言：“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贵则天下莫与侔其势也，以富则天下莫与较其利也，以权则天下生杀之所由悬也”，[明]胡翰：《胡仲子集》卷1，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专制皇权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统治地位遭受威胁，而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富逾王侯进一步则会权倾王侯，自然会令统治者坐立不安。所以历代王朝一贯秉承一种商民对立的政治理念，几乎都在理论上、舆论上以及具体政策上对商的概念轻之贱之，甚至对商人的形象进行刻意地扭曲和妖魔化，激发普通百姓对财富阶层的仇恨和偏见。如哈耶克所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102页。商人经历了千百年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视之后，已经变得驯顺与迂腐，与此同时也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衡量贵贱的标准，不是财富的多寡，而是权力的大小。汉武帝一纸告婚令，长安城内富商巨贾立时破产，朱元璋一声令下，巨富沈万三就不免家破人亡；而本来一贫如洗的农家子弟，只要一登龙门，手中拥有了权力，马上就有了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任凭晋商再富再贵，面对帝王和朝廷的无上权柄，仍然是一种卑微的身份和低下的姿态。
世间万物要想求得生存，必须练就适应环境的本领。由于专制国家掌握了几乎所有与国民经济有关的重要资源，比如政策、信贷、居于国民生产上游的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等，加之“重租税而困辱之”的重税虐政。商人要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顽强地存在和发展，他们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政治军事等需求有着深刻的洞见，尽可能接近权力并争取成为其附庸，从统治者手中获得一定的政治买办特权，获准经营部分国家禁榷商品，在行为越轨时得到政府的宽宥。如此方能减少巨额的制度成本，牟取垄断性暴利。另一方面，商人拥有大量财富往往会为统治者所忌惮而无法保全，这时刻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此他们必须脱离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政府建立利益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具体的办法就是“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或在家乡广置地产，修建高墙大院成为地主，或捐买官衔，培养子弟读书入仕甚至采取政治联姻的手段转入士人的层次。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恰如明儒王士性所说：“缙绅之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持久的经济后盾必然依赖于政治性的权力支撑，权力尽管不是商人成功的原动力，却是起飞之后的助推剂或润滑剂，没有这种助推或润滑的力量，任何商人都无法做到顶级。就像张四维与王崇古两家都是白手起家，靠祖辈的勤奋和才智成功，但他们起家之后绝对称不上富商巨贾。只有在他们两家子弟通过科举、联姻等手段当了大官之后，才成为明代晋商中的顶尖人物。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出路几乎是限制死的，近现代自由工商业的前提诸如信用的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城市特权、自由市场等项制度条件在皇权专制时代的中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商人的手足完全被政治权力束缚住，根本无法形成一支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的抑商政策只是将商人阶层踢出了政治圈子，却又无力限制他们经济实力的增长，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所以他们在长期与皇家、官府以及各级官吏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诡秘的手段，实际形成了一个个灰色的权势和利益共占的集团。这是一个在典章制度和正史中难觅踪迹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同时也饱受着当权者无情的打压和摧残。而所谓的商人精神则是一种理性自觉与政治社会情感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商人务实好利的天性使其必须仰赖权力以谋取暴利，他们长期所受的臣民教化又让其发自内心忠于君王国家，同时他们极度贫乏的文化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也令其产生了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罪错意识”。商人面对权力时这种“原惧”的意识正是来源于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戒惧甚至仇恨的扭曲心态，是中国古代王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种内涵“原惧”特性的文化心态弥散开来，播撒在政治意识、政治观念等多个层面，对商人精神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是千百年来商人阶层思想极度贫乏，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人格普遍猥琐的重要原因之一。葛荃：《立命与忠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千年之间，中国传统商人始终徘徊在本与末、家与国、权与财这些怪圈中，他们的成功与政治强权的支持息息相关，但又与之伴随的铁血统治格格不入。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而最令人无奈的是，史家笔下最成功的商人标准反而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这也恰是中国传统商人政治情感的最好概括。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晋商政治情感政治文化传统社会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6-0119-07
一、晋商发展历程及其政治情感概述
晋商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兴起的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主要特征的商人群体，他们雄财善贾，居于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刘建生等：《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1页。明代晋商因明朝初年的御边政策而兴起，凭借官盐垄断贸易和蒙汉互市的政策称雄商界，又多与当朝显贵联姻，成为明代资本最为雄厚的官商集团。明清政权更迭之际，晋商又凭借过人的战略眼光将筹码押在了关外满族政权身上，他们早在满人立国之前就与之互通贸易，为清廷入主中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满清入主中原，晋商中有八大家族被封为皇商，携内务府之权威，藉清廷给予的特权和便利，成为显赫一时的地方豪族。清中期之后，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商路的广泛开拓，晋商的经营达到了极盛。直到中国传统社会末期，山西票号承揽了全国税银、军饷和赔款之类官款的汇兑业务，几乎成为大清财政的一部分，晋商实现了数千年来商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执天下金融之牛耳，走向了辉煌的顶峰。清末民初，晋商在腐败无能的政府繁重的课税和捐输、社会结构性大崩溃以及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之下走向没落。然而尽管国势衰微，社会残破，尽管晋商已经无力转型以应付内外交困的危机，他们依然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在长达5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中，山西商人所经营的事业和生意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然而我们稍加研究即可发现，无论是那些手握巨金、身居高墙大院的商业巨族，还是走街串巷、艰辛谋生的小商贩，他们几乎无一不与国家、政府，以及各级官僚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可以说在古代中国那个王权至上的时代，政治权力对晋商的影响深入肌理，他们经营与政府的关系甚至超过了商业经营本身。在与政治权力经年累月博弈的过程中，晋商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既“媚”又“惧”的扭曲情感。这种并未含有多少理性成分的政治情感积淀代代传承，在晋商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甚至支配着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选择。这里所说的政治情感，指的是“人们对于政治领袖、政治权威及政治系统的好恶、憎恨、忠心、淡漠等感情，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有时会形成全社会的政治情感倾向”，葛荃：《中國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页。就晋商而言，其政治情感主要体现在忠君、爱国、捐纳、寻租、救亡等方面。
二、晋商的政治情感剖析
1.恭逢君王——晋商的忠君情结
皇帝始终都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政治统治者，主宰臣民一切社会政治生活和天下利源。与皇权相应的是天下万民对君主理应绝对忠顺并专一不懈。在王权政治的高压和儒家文化经年累月的熏陶和规训之下，身为王权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在理念、心态和政治行为的选择上，必须以忠于君主作为基本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意义下的忠君是一种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人民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表达不是通过权利规定的形式，而是通过尽义务、报皇恩等形式表现出来，是对皇权的高度依附。刘泽华：《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晋商所处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山西一省处于京师左近的肘腋之间，位于四民之末的山西商人对于近在咫尺，又神威难测的王权始终怀有一种由衷的敬畏、尊崇与恭顺的情感。乾隆皇帝在位时曾数次巡幸五台山礼佛，山西盐商主动出钱出力，为皇帝修建行宫、修缮寺院以博取龙颜大悦。《清高宗实录》载：“明春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三万两，为建造行宫之所费”。《清实录》第16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27，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0页。又载：“据河东商人呈称，现在恭逢巡幸五台山，情殷报效，愿备赏银二十万两，稍抒忱悃……即于此项银两内，赏给银八万两，以作粘补行宫、建搭桥梁道路之费”。《清实录》第24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49，中华书局，1986年，第793页。据张正明考证，五台山台麓寺和菩萨顶行宫实质上是山西商人自掏腰包，由乾隆皇帝作“赏银”修建起来的。张正明：《五台山行宫的修建与山西商人》，《五台山研究》1988年第4期。清末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及随行官员仓皇西逃，取道宣化、大同、太原、潼关一线逃往西安。途经祁县时，乔家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钰通过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预先得到密报，其往来信件中说：“蒙示銮驾西幸，隆情关垂，感激良殷，想大人必随驾径祁，已与本县台详明，将公馆备置敝号，俟荣旌径祁，即祈移节敝号为叩云云”。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慈禧一行到了祁县，就住在大德通票号，上至太后皇帝，下至护驾的王公大臣，饮食起居和沿途所需，乔家都竭尽全力准备妥帖。护驾兵丁的食用，马匹草料的补给，所有开销不下数十万两，都由票号承担。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96页。乔家此举可谓是倾家侍驾，虽然帝后蒙尘，但足见乔氏忠贞不改，在患难之际仍然尽忠王室，不敢有丝毫不敬之意。而另一山西荣和商人傅庆泰在西安开办炭场，帝后一行逃至西安之后，缺少煤炭生火取暖，傅氏在得知此事后不畏兵荒马乱的时局艰难贩回煤炭供帝后享用。慈禧派人赏赐他炭钱，傅感恩戴德地说：“我梦见老佛爷托梦让我送炭，得沐皇恩如此，怎能收钱！”太后得悉此事甚喜，对随从们说：“虽然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但老百姓还是如此拥戴我，如此大清就不会亡！”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页。可见无论在盛世繁华之时，还是国乱岁凶之际，山西商人在直接面对皇家的时候都是竭尽忠诚，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历史上仅有的留存至今的一些只言片语中，那些“恭逢”“情殷”等字眼足以说明晋商对于皇权的顶礼膜拜和对君主本身的效忠之情。 4.媚权与捐官——晋商的权力情节
我们对明清中国社会以及山西的具体情况稍加了解即可知道，晋商虽然身在商列，但是他们几乎无时无刻都在与政治和权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对权力有着深刻的依赖和崇拜，甚至经营与政府的关系超过了经营商业本身；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权力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戒惧心理，始终试图与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晋商长久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对于权力既谄媚又畏惧，只求分享权力而不求争取权利的复杂政治心态。
古代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从政为官不仅可以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获得可观的潜在经济利益，更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受到全社会的艳羡。晋商对于权力有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依赖，他们既需要与权力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获取更大的经营特权，也希望拥有类似仕宦一样的社会地位从而不被轻贱。由于山西一省在明清两朝文气偏弱而商贸之风盛行，大部分山西商人又几乎都出身寒微，文化程度偏低，导致晋商家族教育方面也是以商业教育为主，正统的儒家命理之学和求取功名所需的学问反而处于陪衬地位，所以晋商群体中很少有人走正经仕途凭科考求取功名，他们接近权力的方式是历代商人惯用的捐官和寻租。如票号蔚泰厚经理毛鸿翙自己捐买布政司经历，家中诸子各捐郎中、同知衔不等，女子辈也甚多得以受封夫人、恭人等名位。平遥日升昌东家李氏一族主要男子都捐得各级文武职衔，还给祖上先人追封官衔，家中妇女也捐得相应名分。祁县大德通乔氏一族兄弟诸人都捐有候补道员、员外郎等官衔顶戴。刘建生、刘鹏生：《试论晋商的封建性》，《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至于因各种缘由从朝廷捐买投献而得监生、举人之类虚衔名分的山西中小商人更是不胜枚举。咸丰朝之后，清政府对内统治危机加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筹措镇压农民军的军费饷银，朝廷大开捐纳之门，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社会下层人士或各级官吏，要取得官衔和封典，可向政府捐纳银两。通过这样形形色色赎买官衔的手段，没有什么文化的晋商也可以跻身士大夫的行列，再不会因身份卑微而为世人所轻贱；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获得了客观的政治特权，可以同官员们，至少是同级别的官员平起平坐，从而免受政府以及官僚们更多的欺压和刁难，更好地发展贸易事业，巩固家族在地方的势力。
其实清末山西票商李宏龄说得明白，商人要想在传统官本位社会中出人头地，必须“媚权贵，厚富人”。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62页。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官场遍布腐败黑暗潜规则的现实，官员们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绢介不取；而与此同时儒家德化规训以及各种官方教化督责又要求这些孔孟之徒保持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的君子形象，所以晋商及其票号等金融机构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僚的实际需求。由是商人不惜巨资为官员解除后顾之忧，官员则凭自己的权力为商人大开方便之门，商与官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而隐秘的权力寻租关系，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贾人者，暴君污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中华书局，1975年，第19页。从另一方面来看，晋商通过种种手段谋得一官半职，极力接近权力，除了获取特权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荣耀和满足。明清两代商人地位实际上仍然相当低下，晋商即使再富，也是官吏的“可啖之物”，受尽各级官吏的欺压凌辱，清儒徐继畬写道：“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官，成牢不可破之风气”。[清]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321页。明代盐商展玉泉捐了一个小小驿丞，高兴地对子女说：“我仕矣，得间或视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⑥⑦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97、253页。祁县巨商渠原祯因害怕满清权贵们赖账和欺侮，竟然从本来赢利颇丰的百川通票号中撤资。⑧阎爱英主编：《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4、38页。“媚和怕”这两个字是当时晋商心理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晋商们或结托权贵，或捐揽虚衔，至少他们在获得一定的政治身份后，多少可以不用再惧怕官府衙门的巧取豪夺，甚至能够与满蒙贵族吃喝玩乐，有时道员以下的下级官员拜见票号老板竟也如同跪谒权贵一般，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心理满足。
5.商战与保矿——晋商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阶层始终是传统国家的附庸，即使他们在经济实力上富逾王侯，然而在政治上仍然必须唯皇权是尊，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身为忠臣和顺民的卑微身份，从来不敢也不想有任何政治抱负，从不曾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大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到了晚清时分，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程度的加深，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际日薄西山，难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日渐迫近的社会巨变。在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昔日曾经给晋商带来无限财富和辉煌的中俄贸易之路也逐渐衰落了，山西慢慢丧失了过去“极临边境”的贸易地理优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顽强的山西商人不甘就这样以一种屈辱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统治者丧权辱国，官僚士大夫束手无策之时，一些晋商中的有识之士毅然奋起，他们决心与沙俄进行商战，以商人的方式夺回被俄国人侵占的利权。同治年间，山西商人程化鹏等上书理藩院，力陈已有的中俄恰克图互市信票制度的种种“病商业、损国课”之类弊端，并指出这种做法“大非国家保商裕饷之本旨”，他提出：“由恰克图出向俄边，即由俄卖与西洋诸商”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1页。的做法，希望假道恰克图，直接深入俄国境内与俄商贸易，以求改变沙俄在中国攫取的各项商贸特权给中俄茶叶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清政府批准后，山西商人以牛马骡车为运输工具，组成规模浩大的驼帮，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大沙漠深入俄国境内开展对俄直接贸易。近人路履仁《外蒙古记闻》中记载：“（晋商）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俄国大城市都设有分号”。⑥晋商开展对俄商战，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与俄商打成平手，而到了第三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数倍于俄商。⑦尽管晋商的对俄商战最终因清政府抑制华商反而袒护俄商的卖国政策终告失败，然而晋商以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和运输方式（传统手工制茶、牛马等工具陆路运輸），不惧旅途艰险和极端不利的国际形势，仅凭借一腔热血和赤诚与沙俄帝国进行抗争，可谓给商人争光。光绪九年，在俄商凭借强权对华商欺压日甚的情况下，榆次常家带头联合制茶工人、贩卖所职员、经理人、装卸工人等与茶叶经营的有关人员，在汉口茶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同盟绝交运动，仅靠商人阶层自身的力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商业入侵的嚣张气焰。⑧晋商主动为国请缨赴俄商战和号召茶商罢工的事迹也表明晋商的民族意识初步觉醒，他们在国难之际不再跟随在士大夫之后亦步亦趋，而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勇敢付诸行动，这在中国数千年商业史上实属罕见。 晋商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19世纪末的山西保矿运动中被彻底点燃，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内陆地区，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光绪二十三年，不法英商伙同卖国买办，欺瞒朝廷，取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长期开采煤矿的权利并霸占矿山，武力禁止中国民窑开采，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晋商从始至终积极参与，发挥了巨大的能量。现存史料记载，英商意图“贿买矿产，处处插标，志存独据”，而山西人民面对如此不利情况“仓皇失措，惊惧异常，徒叹谋生之路绝，捍患之计穷”。在危急关头，平定当地绅商黄守渊和商人张士林挺身而出，他们一面积极奔走，联络本省官员士绅上书朝廷力陈保矿之重要，一面组织商人集资谋划赎矿事项。尤其是张世林更是以商人作为保矿运动的首倡者、支持者和主要组织者的面目出现。张氏后人记载他“见义勇为，不避劳怨，独奋起纠合同志，组织平定公会，抗疏力争……不顾多方劝阻，一意孤行不少游移。”更是提议“筹资设局，力保矿产，凡垫钜款，集众议，皆视为分所当为，无丝毫矜伐之见存……独立支撑一隅，历二年余，无少倦怠；费金三千，若无事者”。②魏德卿、苏高文、史英豪： 《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49～90、363页。在运动胜利之后，他不入矿股，功成身退，将政府所奖“急公好义”匾额藏之于家，如此高风亮节，令人赞佩。而另一著名晋商渠本翘也是保矿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运动中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商业和政界的影响力，在省城学生和市民的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时发表演说，宣传保护国有矿藏的重要性，公开表明自己收回山西矿权的坚定决心，深受群众爱戴。运动发展到后期，渠本翘、刘笃敬等商人领头筹办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筹银150万两如期交给英商赎回了晋矿“独举自有之权”。时人评论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之势力早已横行山西之境内矣。”保晋公司的章程和招股公告中都明确写到“为抵制外商计”，“所收股份以本国人为限”，“只收华股，不收洋股”②等内容，其鲜明的民族气节溢于言表。
在持续数年的保矿运动中，整个山西商人阶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都得到了空前的激发。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之士更是这场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们在整个运动中奔走呼号，在政府与民间牵线搭桥，更是短期筹集巨资一举赎回矿产，体现出了晋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可小视的潜在政治力量。张士林事后所著《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一文中多次描述到参与保矿的晋商激愤异常的心情：“鼓于民而义行，快哉！”“吾民之权何为外人践踏，子龙何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矿之不存，民将安否？”“苗一寸乃吾心，矿一尺乃吾躯，心躯相连未有断”等等，足可见山西商民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急切之情。
近人郑观应认为，兵战与商战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两大主题，其中商战的意义甚至尤重于兵战。郑观应著，陈志良选注：《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3～245页。从与沙俄商战到保矿运动，意味着晋商作为商人阶层的一员，终于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尽管他们身处内陆，没有多么长远的战略眼光；尽管他们仍然更多地是在商业的范畴内抒发自己的见解，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政治参与或政治抱负，也没有提出多么有建树的政见，然而这至少可以说明：其一，晋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维，他们不再跟随在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身后亦步亦趋，面对外侮，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式并付诸实施，成败姑且不论，他们的这种自强精神殊为难得。其二，虽然晋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的政治参与仍然以传统的臣民模式为主，非常不充分，但是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性，也明显带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色彩，开了山西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
三、结语——权力宰制下商人的“原罪”意识
乾隆皇帝曾对英国使臣说过“朕富有四海”，这是专制君主对自己权力和财富无上尊贵地位的自我肯定。然而商人却往往富逾王侯，就拿晋商来说，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总结出晚清时期山西票商侯、渠、乔等几大家族共有白银数亿两之巨，而且这些山西票号已经不仅是富可敌国这么简单，他们几乎全都在做汇兑饷银、赔款等官银业务，几乎包办了政府财政。诚如明儒胡翰所言：“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贵则天下莫与侔其势也，以富则天下莫与较其利也，以权则天下生杀之所由悬也”，[明]胡翰：《胡仲子集》卷1，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专制皇权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统治地位遭受威胁，而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富逾王侯进一步则会权倾王侯，自然会令统治者坐立不安。所以历代王朝一贯秉承一种商民对立的政治理念，几乎都在理论上、舆论上以及具体政策上对商的概念轻之贱之，甚至对商人的形象进行刻意地扭曲和妖魔化，激发普通百姓对财富阶层的仇恨和偏见。如哈耶克所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102页。商人经历了千百年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视之后，已经变得驯顺与迂腐，与此同时也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衡量贵贱的标准，不是财富的多寡，而是权力的大小。汉武帝一纸告婚令，长安城内富商巨贾立时破产，朱元璋一声令下，巨富沈万三就不免家破人亡；而本来一贫如洗的农家子弟，只要一登龙门，手中拥有了权力，马上就有了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任凭晋商再富再贵，面对帝王和朝廷的无上权柄，仍然是一种卑微的身份和低下的姿态。
世间万物要想求得生存，必须练就适应环境的本领。由于专制国家掌握了几乎所有与国民经济有关的重要资源，比如政策、信贷、居于国民生产上游的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等，加之“重租税而困辱之”的重税虐政。商人要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顽强地存在和发展，他们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政治军事等需求有着深刻的洞见，尽可能接近权力并争取成为其附庸，从统治者手中获得一定的政治买办特权，获准经营部分国家禁榷商品，在行为越轨时得到政府的宽宥。如此方能减少巨额的制度成本，牟取垄断性暴利。另一方面，商人拥有大量财富往往会为统治者所忌惮而无法保全，这时刻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此他们必须脱离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会阶梯，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政府建立利益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具体的办法就是“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或在家乡广置地产，修建高墙大院成为地主，或捐买官衔，培养子弟读书入仕甚至采取政治联姻的手段转入士人的层次。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恰如明儒王士性所说：“缙绅之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持久的经济后盾必然依赖于政治性的权力支撑，权力尽管不是商人成功的原动力，却是起飞之后的助推剂或润滑剂，没有这种助推或润滑的力量，任何商人都无法做到顶级。就像张四维与王崇古两家都是白手起家，靠祖辈的勤奋和才智成功，但他们起家之后绝对称不上富商巨贾。只有在他们两家子弟通过科举、联姻等手段当了大官之后，才成为明代晋商中的顶尖人物。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出路几乎是限制死的，近现代自由工商业的前提诸如信用的法律保障、私人财产权、城市特权、自由市场等项制度条件在皇权专制时代的中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商人的手足完全被政治权力束缚住，根本无法形成一支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力量。专制统治者的抑商政策只是将商人阶层踢出了政治圈子，却又无力限制他们经济实力的增长，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所以他们在长期与皇家、官府以及各级官吏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诡秘的手段，实际形成了一个个灰色的权势和利益共占的集团。这是一个在典章制度和正史中难觅踪迹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同时也饱受着当权者无情的打压和摧残。而所谓的商人精神则是一种理性自觉与政治社会情感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商人务实好利的天性使其必须仰赖权力以谋取暴利，他们长期所受的臣民教化又让其发自内心忠于君王国家，同时他们极度贫乏的文化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也令其产生了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罪错意识”。商人面对权力时这种“原惧”的意识正是来源于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戒惧甚至仇恨的扭曲心态，是中国古代王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种内涵“原惧”特性的文化心态弥散开来，播撒在政治意识、政治观念等多个层面，对商人精神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是千百年来商人阶层思想极度贫乏，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人格普遍猥琐的重要原因之一。葛荃：《立命与忠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千年之间，中国传统商人始终徘徊在本与末、家与国、权与财这些怪圈中，他们的成功与政治强权的支持息息相关，但又与之伴随的铁血统治格格不入。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而最令人无奈的是，史家笔下最成功的商人标准反而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这也恰是中国传统商人政治情感的最好概括。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