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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回顾
一场小车祸，自己深陷烦恼
李凤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人，跟老公很恩爱，孩子也听话懂事；她做酒类批发生意，自己有个店铺，效益还不错。本来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没想到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她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一年前，她开车过路口时，撞到了一位老太太。所幸老太太并无大碍，就是胳膊摔着了，很痛。她连忙送她到医院进行检查，骨头没有伤着，只是一些皮外伤。她负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并经过交警调解，一次性给老太太赔偿了3000元。双方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承诺此事处理完毕，以后互不追究。
但是，这次车祸可把李凤吓得不轻。她总是担心老太太会有什么意外，会不会吓得血压高了？再诱发出心脏病来？会不会有医院没有检查出来的问题？以后查出来，老太太是不是还会再来找自己？她心里整天不踏实，睡眠也不好。后来，她实在忍不住，给老太太打电话，买了一些礼品去探望。老太太的伤都好了，也没有其他问题，老太太对她来看望自己也很感谢。李凤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走的时候，又给老太太留下了1500元钱。
从那以后，李凤踏实了两三个月，可后来又开始坐不住了。她反复给老太太打电话，表达自己的担心。在老公持续的安抚下，李凤慢慢就把这件事放下了。最近，她忽然发现自己把民警的调解书给弄丢了，于是，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去咨询律师，律师说交警大队有调解书的备案，给她复印了一份回来。她一看公章也是复印的，仍然不放心，跟律師一起去交警大队，盖了一个红色的印章。
李凤明明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多余，不符合常规，但就是控制不住。律师也告诉她，民事诉讼的时效是一年，现在事情发生已经一年多了，就是老太太再有任何事，也无法追究她的责任了。但是，她仍然无法安心，整天想着这件事，寝食难安，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于是来寻求帮助。
生活探因
孝女贤妻，家里家外的模范公民
在咨询室里，李凤谈到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好。她的家在农村，兄弟姐妹多，有7个孩子，后来送出去两个让别人收养。因为家里比较穷，在村里很受歧视。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打架。如今她脑海中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画面，那是父亲在打哥哥，打姐姐，还要打她。母亲抱住她不让父亲打，但是她仍然被父亲抢夺过去打了一顿，那种恐惧深深地留在她的脑海里。小时候，哥哥对她不好，因为家里穷，怕踢毽子费鞋，所以不让她踢毽子。
李凤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长大后，他们兄妹之间很和睦。如今，她的经济条件最好，所以，每年都会给哥哥、姐姐家大概1万多元钱，给父母的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她一直是兄妹眼中的巨人，大家觉得她什么事都能干，什么事都能处理。如今有了这个心病以后，父母、兄弟姐妹还有老公都对她呵护备至，不时询问她近况如何。她有时候很享受这种呵护，有时候也非常烦恼，因为本来自己不想这事了，他们一说，又提醒自己去想。
李凤和老公关系很好，老公喝了酒之后，经常会哭着对她说：“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娶到你这样的好老婆，我真是太有福气了。”
李凤做酒类批发生意，她根本不敢追求太高的利润，挣钱多了会害怕。她的酒一直从正规渠道进货，从来都不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大家都知道她的经营之道，所以，她的生意一直很好。可是，这样一个模范公民、孝顺女儿、仁爱妹妹、贤惠媳妇，却陷在烦恼中无法自拔，她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专家分析
找到“自我”，做真正意义上的好人
李凤的状况属于典型的强迫思维。根据目前社会上的调查统计，强迫症患者人数逐年递增，成年人发病率已达2.5%。一项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从第一次有明显的症状到第一次寻求治疗的时间平均多于7年。这个障碍使得个体功能严重损害，从而导致失业、夫妻离异以及其他人际关系问题。前来寻求治疗的已婚强迫症患者，有50%的人主诉有婚姻问题。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可以分为“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代表着人最原始的欲望：饥则食，渴则饮。“本我”是本能的体现，遵循快乐原则，一切以“我想”为主。“超我”遵循理想原则，代表着人最高尚的道德准则，克制不符合道德准则的欲望。而“自我”就处在“超我”与“本我”之间，随时调解两者的冲突。“自我”遵循现实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自我”强大与否，是评价一个人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自我”足够强大，这个人就可以随时调节心理冲突，保持情绪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反，如果“自我”过于弱小，则无法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此人就会经常陷入矛盾状态，在欲望与道德难以两全的泥潭中挣扎。
若是一个人的“本我”过强，那么，他将是一个自私自利、不考虑其他人感受的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如此。若是一个人“超我”过强，那么，他就是一个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十分高尚的人。这样的人，是我们世俗层面的“好人”。但这样的“好人”却由于对自己的过分压抑，容易出现各类神经症，如抑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疑病症等。
强迫症的形成往往伴有显著的历史因素，儿时受到父母过于严格的管教是一个常见原因。在咨询中，几乎毫无例外，强迫症患者往往至少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或者养育者。尤其是在“肛欲期”（1.5岁～3岁）受到过于严厉的管教，很容易导致强迫症的发生。
案例中的李凤，童年生活艰辛，父亲与母亲经常发生冲突；父亲对子女粗暴；哥哥又像一个小家长，对妹妹童心未泯的干涉，都加重了李凤的不安全感。可以说，李凤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深深的恐惧。为克服这些恐惧，她只有通过优秀的表现来获取周围人的认可：“我要十分完美，才能够被人喜欢，才有价值。”于是，追求完美、在意别人评价的性格得以形成。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习惯。如今，她每年给哥哥姐姐那么多的经济支持，一方面是出于同胞亲情，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她内心对于安全感的需求。这跟她对老太太的不断给予非常一致，只有付出的爱和金钱远远超过常规，她才能让自己的内心获得些许安宁。
但是，长此以往，“本我”和“自我”的需求势必受到极大的压制，而一个“超我”强大、追求完美、在意别人评价、安全感缺乏的人，不会允许“本我”和“自我”的需求正常表达，因此，强迫症成了一种另类的表达方式，李凤正是用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恐惧。“超我”引领着人朝着“神”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人毕竟是人，如果过度追求“神”，更大的可能是成为“神经症”。所以说，李凤的童年经历是她发病的根源。人格结构中“超我”对“本我”的长期压抑，是发病的基础。撞到老太太所引发的巨大恐惧，唤醒了李凤童年时期内心深处的恐惧，这是发病的诱因。
认识到这些，李凤需要做的首先是分析童年创伤性的生活事件，释放淤积的情绪，并用成人的眼光去重新解读。还需要认识到：很多不安全感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人人受其影响，不是专门针对她的；父母也是凡人，做儿女的要包容父母的不完美；童年欠缺的安全感，没必要让其萦绕一生；适度弱化“超我”的力量，学会满足自己“本我”的需求，让“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增强自身协调冲突的能力。
强迫症的咨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人格结构的重建，即弱化“超我”，尊重“本我”的需求，引导“自我”的成长。鼓励来访者多去考虑自己真正喜欢的、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只有找到“自我”，让“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人。
（摘自《心理与健康》）（责编 满天）
一场小车祸，自己深陷烦恼
李凤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人，跟老公很恩爱，孩子也听话懂事；她做酒类批发生意，自己有个店铺，效益还不错。本来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没想到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她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一年前，她开车过路口时，撞到了一位老太太。所幸老太太并无大碍，就是胳膊摔着了，很痛。她连忙送她到医院进行检查，骨头没有伤着，只是一些皮外伤。她负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并经过交警调解，一次性给老太太赔偿了3000元。双方在调解书上签了字，承诺此事处理完毕，以后互不追究。
但是，这次车祸可把李凤吓得不轻。她总是担心老太太会有什么意外，会不会吓得血压高了？再诱发出心脏病来？会不会有医院没有检查出来的问题？以后查出来，老太太是不是还会再来找自己？她心里整天不踏实，睡眠也不好。后来，她实在忍不住，给老太太打电话，买了一些礼品去探望。老太太的伤都好了，也没有其他问题，老太太对她来看望自己也很感谢。李凤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走的时候，又给老太太留下了1500元钱。
从那以后，李凤踏实了两三个月，可后来又开始坐不住了。她反复给老太太打电话，表达自己的担心。在老公持续的安抚下，李凤慢慢就把这件事放下了。最近，她忽然发现自己把民警的调解书给弄丢了，于是，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去咨询律师，律师说交警大队有调解书的备案，给她复印了一份回来。她一看公章也是复印的，仍然不放心，跟律師一起去交警大队，盖了一个红色的印章。
李凤明明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多余，不符合常规，但就是控制不住。律师也告诉她，民事诉讼的时效是一年，现在事情发生已经一年多了，就是老太太再有任何事，也无法追究她的责任了。但是，她仍然无法安心，整天想着这件事，寝食难安，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于是来寻求帮助。
生活探因
孝女贤妻，家里家外的模范公民
在咨询室里，李凤谈到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好。她的家在农村，兄弟姐妹多，有7个孩子，后来送出去两个让别人收养。因为家里比较穷，在村里很受歧视。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好，经常吵架打架。如今她脑海中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画面，那是父亲在打哥哥，打姐姐，还要打她。母亲抱住她不让父亲打，但是她仍然被父亲抢夺过去打了一顿，那种恐惧深深地留在她的脑海里。小时候，哥哥对她不好，因为家里穷，怕踢毽子费鞋，所以不让她踢毽子。
李凤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长大后，他们兄妹之间很和睦。如今，她的经济条件最好，所以，每年都会给哥哥、姐姐家大概1万多元钱，给父母的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她一直是兄妹眼中的巨人，大家觉得她什么事都能干，什么事都能处理。如今有了这个心病以后，父母、兄弟姐妹还有老公都对她呵护备至，不时询问她近况如何。她有时候很享受这种呵护，有时候也非常烦恼，因为本来自己不想这事了，他们一说，又提醒自己去想。
李凤和老公关系很好，老公喝了酒之后，经常会哭着对她说：“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娶到你这样的好老婆，我真是太有福气了。”
李凤做酒类批发生意，她根本不敢追求太高的利润，挣钱多了会害怕。她的酒一直从正规渠道进货，从来都不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大家都知道她的经营之道，所以，她的生意一直很好。可是，这样一个模范公民、孝顺女儿、仁爱妹妹、贤惠媳妇，却陷在烦恼中无法自拔，她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专家分析
找到“自我”，做真正意义上的好人
李凤的状况属于典型的强迫思维。根据目前社会上的调查统计，强迫症患者人数逐年递增，成年人发病率已达2.5%。一项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从第一次有明显的症状到第一次寻求治疗的时间平均多于7年。这个障碍使得个体功能严重损害，从而导致失业、夫妻离异以及其他人际关系问题。前来寻求治疗的已婚强迫症患者，有50%的人主诉有婚姻问题。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可以分为“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代表着人最原始的欲望：饥则食，渴则饮。“本我”是本能的体现，遵循快乐原则，一切以“我想”为主。“超我”遵循理想原则，代表着人最高尚的道德准则，克制不符合道德准则的欲望。而“自我”就处在“超我”与“本我”之间，随时调解两者的冲突。“自我”遵循现实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自我”强大与否，是评价一个人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自我”足够强大，这个人就可以随时调节心理冲突，保持情绪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反，如果“自我”过于弱小，则无法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此人就会经常陷入矛盾状态，在欲望与道德难以两全的泥潭中挣扎。
若是一个人的“本我”过强，那么，他将是一个自私自利、不考虑其他人感受的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如此。若是一个人“超我”过强，那么，他就是一个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十分高尚的人。这样的人，是我们世俗层面的“好人”。但这样的“好人”却由于对自己的过分压抑，容易出现各类神经症，如抑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疑病症等。
强迫症的形成往往伴有显著的历史因素，儿时受到父母过于严格的管教是一个常见原因。在咨询中，几乎毫无例外，强迫症患者往往至少有一个严厉的父亲或母亲，或者养育者。尤其是在“肛欲期”（1.5岁～3岁）受到过于严厉的管教，很容易导致强迫症的发生。
案例中的李凤，童年生活艰辛，父亲与母亲经常发生冲突；父亲对子女粗暴；哥哥又像一个小家长，对妹妹童心未泯的干涉，都加重了李凤的不安全感。可以说，李凤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深深的恐惧。为克服这些恐惧，她只有通过优秀的表现来获取周围人的认可：“我要十分完美，才能够被人喜欢，才有价值。”于是，追求完美、在意别人评价的性格得以形成。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习惯。如今，她每年给哥哥姐姐那么多的经济支持，一方面是出于同胞亲情，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她内心对于安全感的需求。这跟她对老太太的不断给予非常一致，只有付出的爱和金钱远远超过常规，她才能让自己的内心获得些许安宁。
但是，长此以往，“本我”和“自我”的需求势必受到极大的压制，而一个“超我”强大、追求完美、在意别人评价、安全感缺乏的人，不会允许“本我”和“自我”的需求正常表达，因此，强迫症成了一种另类的表达方式，李凤正是用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恐惧。“超我”引领着人朝着“神”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人毕竟是人，如果过度追求“神”，更大的可能是成为“神经症”。所以说，李凤的童年经历是她发病的根源。人格结构中“超我”对“本我”的长期压抑，是发病的基础。撞到老太太所引发的巨大恐惧，唤醒了李凤童年时期内心深处的恐惧，这是发病的诱因。
认识到这些，李凤需要做的首先是分析童年创伤性的生活事件，释放淤积的情绪，并用成人的眼光去重新解读。还需要认识到：很多不安全感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人人受其影响，不是专门针对她的；父母也是凡人，做儿女的要包容父母的不完美；童年欠缺的安全感，没必要让其萦绕一生；适度弱化“超我”的力量，学会满足自己“本我”的需求，让“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增强自身协调冲突的能力。
强迫症的咨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人格结构的重建，即弱化“超我”，尊重“本我”的需求，引导“自我”的成长。鼓励来访者多去考虑自己真正喜欢的、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只有找到“自我”，让“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人。
（摘自《心理与健康》）（责编 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