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5%,创22个月以来新高。
　　CPI走高从短期来看,主要源自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翘尾因素的影响,据计算,这部分影响为1.7%,占同比涨幅3.5%的48.6%;第二是新涨价因素的影响,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新涨价因素贡献了70%左右。根据翘尾因素将逐渐回落,以及农产品后期供给并无短缺的判断,年内CPI冲高回落当无大碍。
　　但是中国的通胀预期管理的确又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棘手任务。究其根本,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中国的货币之宽是客观存在,作为表征,2009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余额高居全球第一,但国内生产总值却仅为美国1/3左右。由此,中国反复出现的结构性资产价格泡沫,甚至绿豆、大蒜等农产品价格非理性上涨,这都是宽货币导致的结果。
　　中国纡缓宽货币冲击的固有思路是将其圈禁在高度管制的银行体系内,借助窗口指导乃至行政规治,力图将此巨量资本有序导向实体经济。譬如说,4月份以来急如骤雨的房地产调控主要手段之一,即在于减缓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新增个人住房贷款逐月呈现下降之势。据央行上海总部统计,8月份上海个人房贷已经转为负增长。
　　人为管控资金流向的做法虽为发展中国家所惯用,但却十足带有权宜色彩,伴随形势变迁,这种意在既治通胀又保增长的“两全之策”不断暴露不敷其用的尴尬,原因包括: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其实就是沿袭这一路径而展开的,因此,在目前大多数领域都已基本实现市场导向,甚至就连银行本身都已显著商业化的情况下,银行信贷的可控范围实际已经相当有限,例证如此前数轮房地产调控再三强调“管住信贷”,但其效果并不理想。
　　其次,通过长期开放,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体系,外贸依存度在所有大国中高居前列,中国借助人为压低国内要素价格以阻断外源性通胀输入的难度越来越大。更为担心的是,这种做法还会加剧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基础货币投放更为被动,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灵活性、有效性不断降低。
　　再次,高度管制的金融市场必然导致价格(利率、汇率)扭曲。由于价格无法发挥信号作用,中国的投融资效率相当低下,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高到危险的地步,这将反过来又会要求更多的货币投放。
　　综上所述,中国的通胀预期管理主要难在效率不高的金融安排与实体经济相互纠结、相互恶化。针对这种情况,一击即中的灵丹妙药无处寻觅,真正的出路,还是要靠逐渐放开金融管制与逐渐提升投资效率两条腿走路,其间的重点,则在于稳固把握方向感,勿因小利、小害左顾右盼,进进退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