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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但6年前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北京的杨月却时常萌动逃离这座城市的想法。
33岁的杨月出生在湖南一个山村，现任一家广告公司的中层经理。虽然工作小有成就，但他愈发觉得这个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之城其实并不适合生活。“生存问题解决后，你会强烈感受到大城市的弊病：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房价昂贵……”他说。
北京人口压力问题成焦点
杨月的苦恼其实也是北京城市管理者的尴尬，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两难选择：是冒被指责“歧视”的风险对外地人实施“准入”制度，还是继续承受人口膨胀给城市资源带来的过度压力？
在2005年召开的北京“两会”上，接受审议的《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北京“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
根据最新统计，2005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30万人，这意味着北京未来5年人口增长的计划空间只有70万。北京该不该控制人口？该如何守住1600万人口底线？上述问题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热点。
公平理想与现实压力之争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两会”期间向人大代表坦言，北京市面对沉重的人口压力。他在向大会作“十一五”规划纲要报告时，每遇重大问题语速都放慢，声音都加重，当念至人口问题，他的语调明显变得缓慢、沉重。
他说，现在北京的问题是人口呈现机械增长，过去五年增长了166万。中央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提出的2020年城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按照目前发展速度，要完成中央提出的目标是成问题的，即便是对照“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未来5年内人口控制在1600万左右的目标，也是只会“右”不会“左”的。
2005年1月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的一份题为“建议实行人口准入制”的提案被置于前台。提案认为，外来人口的大量盲目调入，使北京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资源的承载量受到挑战，“建议摸清北京实际需要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合理引入，控制人口无序流动，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此言甫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报道当日，新浪网相关评论即达到海量，张惟英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舆论也很快分为正反两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张惟英说出了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北京膨胀的人口正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一个城市各方面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如果处理不当造成本地人口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产生新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张的“控制人口”触动了很多外地人的敏感神经。在网络上，网民们言辞激烈地对张的观点进行严厉批评。网民小鱼写到“提议看来冠冕堂皇，还用了可持续发展等最为时髦的词汇，却忽略了宪法基本的平等精神。宪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难道北京是北京人的首都？难道中国公民进入自己国家的首都还要先申请准入？”
同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万建中教授认为，把北京需要的人放进来，把那些“无序涌入”的人挤出去，这种对外来人口区别对待的方式，现在看来实在“是个霸王规定”，他觉得限制穷人来北京生活，其实就是歧视。
资源无法承受之重
因为会上的提案，在去年的很长时间里，张惟英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家里时常接到骚扰电话，搅得日常生活也不安定。但事实上，张的观点却似乎一直得到官方强有力的回应——就在争论发生不久，深圳市便出台一系列文件，打破延续25年的人口开放政策，提出对外来人口将施行控制政策，遏制暂住人口过快增长；此外，北京也终于态度明朗地提出“控制人口”。
有人评价，北京人口问题之争，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激烈搏弈；而北京新的人口政策，则显然代表了官方极力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应对现实压力之间寻找平衡的苦心。
在关于人口控制的讨论中，虽然人们仍存在诸多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北京的资源已经面临承受极限。
据悉，目前，对北京的城市承载力影响最大的是水资源。北京现在水资源是人均300立方米，这是全国1/8，是世界1/30。据预测，北京2010年的可用水量仅为37.7亿吨。虽然有人提出“南水北调”能大大缓解北京水资源匮乏的情况，但是学者经研究发现，北京市现在人口增长的速度规模过大，“南水北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北京，很多人感到生活质量越来越不如意。由《商务周刊》和零点公司2005年12月21日联合发布的“2005宜居城市排行榜”中，北京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3位跌至第15位。
虽然人们对排行榜的评价体系表示怀疑，但这个结果说明北京在宜居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2004年，市政府投入350亿元改善交通状况，但堵车依旧是这个城市几乎随处可见的一个“常景”。杨月每天从郊区的家中开车到单位，18公里的路程通常需要1个多小时，而大量无车居民则要忍受公交车的拥挤。
日益飞涨的房价使普通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想法遥不可及。2005年前11个月，北京商品住宅期房平均价格将近6800元/平方米，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12000余元。此外，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汽车尾气污染损害超过了沙尘暴。
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坦言，一方面，北京已经不能再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来限制人口，因为确如很多人提到的，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另一方面，北京正面对严峻的人口和环境资源压力。
北京的困境其实是中国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部的统计显示，北京作为首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众多外地人追求梦想的首选之地，城市规模从三环“摊大饼”式地扩大到了六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王凯认为，中国在寻求城镇化过程中，过度渲染了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劳动力吸纳功能和经济辐射能力，使这些城市陷入了资源日益紧张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如何，对于北京来说，控制人口都将是政府未来五年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王岐山的说法给人们带来了积极的信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指标，也是一个和谐的概念。构建和谐社会，要靠发展、靠改革、靠理想信念。任何矛盾化解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崔 含摘自《新华网》）
33岁的杨月出生在湖南一个山村，现任一家广告公司的中层经理。虽然工作小有成就，但他愈发觉得这个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之城其实并不适合生活。“生存问题解决后，你会强烈感受到大城市的弊病：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房价昂贵……”他说。
北京人口压力问题成焦点
杨月的苦恼其实也是北京城市管理者的尴尬，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两难选择：是冒被指责“歧视”的风险对外地人实施“准入”制度，还是继续承受人口膨胀给城市资源带来的过度压力？
在2005年召开的北京“两会”上，接受审议的《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北京“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
根据最新统计，2005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30万人，这意味着北京未来5年人口增长的计划空间只有70万。北京该不该控制人口？该如何守住1600万人口底线？上述问题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热点。
公平理想与现实压力之争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两会”期间向人大代表坦言，北京市面对沉重的人口压力。他在向大会作“十一五”规划纲要报告时，每遇重大问题语速都放慢，声音都加重，当念至人口问题，他的语调明显变得缓慢、沉重。
他说，现在北京的问题是人口呈现机械增长，过去五年增长了166万。中央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提出的2020年城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按照目前发展速度，要完成中央提出的目标是成问题的，即便是对照“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未来5年内人口控制在1600万左右的目标，也是只会“右”不会“左”的。
2005年1月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的一份题为“建议实行人口准入制”的提案被置于前台。提案认为，外来人口的大量盲目调入，使北京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资源的承载量受到挑战，“建议摸清北京实际需要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合理引入，控制人口无序流动，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此言甫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报道当日，新浪网相关评论即达到海量，张惟英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舆论也很快分为正反两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张惟英说出了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北京膨胀的人口正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一个城市各方面的承载量是有限的。如果处理不当造成本地人口生活质量的下降，也会产生新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张的“控制人口”触动了很多外地人的敏感神经。在网络上，网民们言辞激烈地对张的观点进行严厉批评。网民小鱼写到“提议看来冠冕堂皇，还用了可持续发展等最为时髦的词汇，却忽略了宪法基本的平等精神。宪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难道北京是北京人的首都？难道中国公民进入自己国家的首都还要先申请准入？”
同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万建中教授认为，把北京需要的人放进来，把那些“无序涌入”的人挤出去，这种对外来人口区别对待的方式，现在看来实在“是个霸王规定”，他觉得限制穷人来北京生活，其实就是歧视。
资源无法承受之重
因为会上的提案，在去年的很长时间里，张惟英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家里时常接到骚扰电话，搅得日常生活也不安定。但事实上，张的观点却似乎一直得到官方强有力的回应——就在争论发生不久，深圳市便出台一系列文件，打破延续25年的人口开放政策，提出对外来人口将施行控制政策，遏制暂住人口过快增长；此外，北京也终于态度明朗地提出“控制人口”。
有人评价，北京人口问题之争，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激烈搏弈；而北京新的人口政策，则显然代表了官方极力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应对现实压力之间寻找平衡的苦心。
在关于人口控制的讨论中，虽然人们仍存在诸多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北京的资源已经面临承受极限。
据悉，目前，对北京的城市承载力影响最大的是水资源。北京现在水资源是人均300立方米，这是全国1/8，是世界1/30。据预测，北京2010年的可用水量仅为37.7亿吨。虽然有人提出“南水北调”能大大缓解北京水资源匮乏的情况，但是学者经研究发现，北京市现在人口增长的速度规模过大，“南水北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北京，很多人感到生活质量越来越不如意。由《商务周刊》和零点公司2005年12月21日联合发布的“2005宜居城市排行榜”中，北京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3位跌至第15位。
虽然人们对排行榜的评价体系表示怀疑，但这个结果说明北京在宜居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2004年，市政府投入350亿元改善交通状况，但堵车依旧是这个城市几乎随处可见的一个“常景”。杨月每天从郊区的家中开车到单位，18公里的路程通常需要1个多小时，而大量无车居民则要忍受公交车的拥挤。
日益飞涨的房价使普通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想法遥不可及。2005年前11个月，北京商品住宅期房平均价格将近6800元/平方米，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12000余元。此外，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汽车尾气污染损害超过了沙尘暴。
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坦言，一方面，北京已经不能再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来限制人口，因为确如很多人提到的，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另一方面，北京正面对严峻的人口和环境资源压力。
北京的困境其实是中国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建设部的统计显示，北京作为首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众多外地人追求梦想的首选之地，城市规模从三环“摊大饼”式地扩大到了六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王凯认为，中国在寻求城镇化过程中，过度渲染了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劳动力吸纳功能和经济辐射能力，使这些城市陷入了资源日益紧张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如何，对于北京来说，控制人口都将是政府未来五年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王岐山的说法给人们带来了积极的信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指标，也是一个和谐的概念。构建和谐社会，要靠发展、靠改革、靠理想信念。任何矛盾化解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崔 含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