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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新加坡我牺牲了出去观光的时间，花了四个钟头从头至尾看了戴安娜葬礼的实况转播。因为是英语解说，又没有配乐，我只能单纯地靠“镜头语言”去理解，但我还是深深地被感动了，有一个地方还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戴安娜灵柩先从她生前居住的肯辛顿宫出发，经过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白厅、国会大厦到达追悼礼举行场所威斯敏斯特教堂，应公众要求绕了一段长长的弯路。当出殡行列缓缓前进时，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低音钟每隔一分钟鸣响一次，衬托着夹道送灵人群的一路鲜花一路哭泣。
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戴安娜的弟弟斯潘塞伯爵、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在詹姆斯宫外加入送殡行列，一字排开跟随在灵车后面。这时，从海德公园拐角处忽然有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庞大队伍疾步跟了上来，他们是戴安娜支持的慈善机构的代表。看到那么多坐轮椅的残疾人前来送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群，和前面的五位贵族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不是戴安娜作为纽带，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在一起。
受邀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追悼礼的人士，都是各国政要、贵族、名流、来自慈善机构的五百名默默无闻的人被安排在侧厅就座。当著名歌星埃尔顿·约翰唱起挽歌“再见，英格兰的玫瑰，愿你永远在我们心中成长。每当人们活在痛苦之中，你就显示了仁慈之心……（歌词大意）”这些残障人士泪满双腮肝肠寸断，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为之动容。
戴安娜猝逝，她多年来支持的这些慈善机构曾担心今后失去筹募善款的有力支柱。不料，戴安娜去世后成立了戴妃纪念基金会，该会刚成立四天，善款从全球各地源源涌来，一下子达到一亿英镑。捐赠人最小的款项是一名小童节省零花钱捐出20便士，最大一宗捐款来自某公司的300万英镑。英国报章估计，戴安娜的榜样力量和精神感召下，世界各地的人士慷慨出资，戴妃纪念基金金额最后可能高达十亿英镑（约合130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
如何管理好这笔巨额善款，使之真正用于帮助世界各地需要救助的人，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新课题。为此，英国首相布莱尔已任命一个委员会统筹该基金，协助延续戴妃的慈善活动。应英国民众的强烈呼吁，布莱尔首相还任命了另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筹建戴妃纪念馆事宜。
我曾写过不少反映残障人士、老人、孤儿生活的作品，听到这些消息心中格外加深了对戴安娜的敬意。在现代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今，全人类达成共识的精神文明标志之一，是慈善活动的蔚然成风。慈善事业也需要自己的明星人物，戴安娜是当之无愧的爱心天使。她虽然英年早逝，以她的芳名命名的慈善基金将会永远存在下去，为世界各地的不幸人群送去她的一份爱心。
帮助他人即是帮助自己
有一个问题引起我反复琢磨，为什么在英国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戴安娜？英国人的性格以内向、矜持、冷静著称，为什么这一回一反常态男女老幼当街恸哭？
个中因素当然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播撒爱心的一系列慈德善举，博得了民众的尊敬和喜爱，因此英国人民尊她为“爱心皇后”。
戴安娜与世界150个慈善机构有着密切联系，是英国许多慈善机构的直接赞助者和经理人，其中有麻风病救助与国家艾滋病信任协会，帮助老年人协会，儿童护理医院，等等。她献身于慈善事业是诚心诚意的，并非哗众取宠。她经常深入民间访问不幸人士，总是千方百计避开传媒的追踪，像惊险电影那样秘密行动，一再转换汽车，以避开记者的纠缠。这一鲜为人知的侧面，在她去世之后才由慈善机构里的人员提供出来。
看了外电有关报道，我才发现，这位王妃能够做到的事情，连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做到：
她到民众中去，从来不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戴着白手套与人握手，对待劳动阶层、病人、各个种族的人，她都亲切地与之握手问候。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人人避之不及，病区所在国家只好开辟专门的麻风病人居住地。戴安娜在访问非洲尼日利亚时探视麻风病患者，尽管许多病人的手指已经萎缩变形，她丝毫不嫌恶，坚持同一个个病人握手，使病人们倍觉温暖。
艾滋病是一种更为可怕的传染病，“恐艾症”遍及全世界，连患者的亲属都不敢接触他们，使他们在饱受病魔纠缠的同时多了一层心灵创伤，只能在孤独中死去。戴安娜出席各种慈善活动为帮助艾滋病人大声疾呼，我看到一张非常令人感动的照片：她蹲在一名坐轮椅的艾滋病患者面前，握着她的手和她亲密交谈，这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有一次，她和布什总统的夫人去一家医院慰问，一个艾滋病人在和她谈话时激动得哭了，她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了病人。此举使布什夫人和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和钦佩。
有个患艾滋病晚期的青年特别想见戴安娜，他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她写了信，不料，这位尊贵的王妃真的满足了青年的最后心愿。
1997年1月，她随红十字会出访非洲安哥拉，为七万牺牲者到雷区检查地雷。她佩戴红十字胸章，勇敢地走在竖着骷髅标志的雷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希望引起世人关注“反对地雷”的人道主义运动。
这样一位关爱他人，同情弱者的大爱大善之人，能不博得英国民众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吗？
她的这些举动并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而是出自善良的天性和女性的觉醒，她想从自身婚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成为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关于“爱”的本质，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爱并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积极的追求。当一个人想摆脱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他可以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正是懂得了这个道理，戴安娜才说：“没有什么能比尽力去帮助社会上最脆弱的人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幸福。”
我在描写弱智儿童的电影《啟明星》中曾引用国际志愿者协会的座右铭“帮助他人即是帮助自己”。戴安娜在慈善活动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使我加深了对这句话的理解。◎
戴安娜灵柩先从她生前居住的肯辛顿宫出发，经过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白厅、国会大厦到达追悼礼举行场所威斯敏斯特教堂，应公众要求绕了一段长长的弯路。当出殡行列缓缓前进时，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低音钟每隔一分钟鸣响一次，衬托着夹道送灵人群的一路鲜花一路哭泣。
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戴安娜的弟弟斯潘塞伯爵、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在詹姆斯宫外加入送殡行列，一字排开跟随在灵车后面。这时，从海德公园拐角处忽然有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庞大队伍疾步跟了上来，他们是戴安娜支持的慈善机构的代表。看到那么多坐轮椅的残疾人前来送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群，和前面的五位贵族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不是戴安娜作为纽带，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在一起。
受邀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追悼礼的人士，都是各国政要、贵族、名流、来自慈善机构的五百名默默无闻的人被安排在侧厅就座。当著名歌星埃尔顿·约翰唱起挽歌“再见，英格兰的玫瑰，愿你永远在我们心中成长。每当人们活在痛苦之中，你就显示了仁慈之心……（歌词大意）”这些残障人士泪满双腮肝肠寸断，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为之动容。
戴安娜猝逝，她多年来支持的这些慈善机构曾担心今后失去筹募善款的有力支柱。不料，戴安娜去世后成立了戴妃纪念基金会，该会刚成立四天，善款从全球各地源源涌来，一下子达到一亿英镑。捐赠人最小的款项是一名小童节省零花钱捐出20便士，最大一宗捐款来自某公司的300万英镑。英国报章估计，戴安娜的榜样力量和精神感召下，世界各地的人士慷慨出资，戴妃纪念基金金额最后可能高达十亿英镑（约合130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
如何管理好这笔巨额善款，使之真正用于帮助世界各地需要救助的人，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新课题。为此，英国首相布莱尔已任命一个委员会统筹该基金，协助延续戴妃的慈善活动。应英国民众的强烈呼吁，布莱尔首相还任命了另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筹建戴妃纪念馆事宜。
我曾写过不少反映残障人士、老人、孤儿生活的作品，听到这些消息心中格外加深了对戴安娜的敬意。在现代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今，全人类达成共识的精神文明标志之一，是慈善活动的蔚然成风。慈善事业也需要自己的明星人物，戴安娜是当之无愧的爱心天使。她虽然英年早逝，以她的芳名命名的慈善基金将会永远存在下去，为世界各地的不幸人群送去她的一份爱心。
帮助他人即是帮助自己
有一个问题引起我反复琢磨，为什么在英国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戴安娜？英国人的性格以内向、矜持、冷静著称，为什么这一回一反常态男女老幼当街恸哭？
个中因素当然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播撒爱心的一系列慈德善举，博得了民众的尊敬和喜爱，因此英国人民尊她为“爱心皇后”。
戴安娜与世界150个慈善机构有着密切联系，是英国许多慈善机构的直接赞助者和经理人，其中有麻风病救助与国家艾滋病信任协会，帮助老年人协会，儿童护理医院，等等。她献身于慈善事业是诚心诚意的，并非哗众取宠。她经常深入民间访问不幸人士，总是千方百计避开传媒的追踪，像惊险电影那样秘密行动，一再转换汽车，以避开记者的纠缠。这一鲜为人知的侧面，在她去世之后才由慈善机构里的人员提供出来。
看了外电有关报道，我才发现，这位王妃能够做到的事情，连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做到：
她到民众中去，从来不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戴着白手套与人握手，对待劳动阶层、病人、各个种族的人，她都亲切地与之握手问候。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人人避之不及，病区所在国家只好开辟专门的麻风病人居住地。戴安娜在访问非洲尼日利亚时探视麻风病患者，尽管许多病人的手指已经萎缩变形，她丝毫不嫌恶，坚持同一个个病人握手，使病人们倍觉温暖。
艾滋病是一种更为可怕的传染病，“恐艾症”遍及全世界，连患者的亲属都不敢接触他们，使他们在饱受病魔纠缠的同时多了一层心灵创伤，只能在孤独中死去。戴安娜出席各种慈善活动为帮助艾滋病人大声疾呼，我看到一张非常令人感动的照片：她蹲在一名坐轮椅的艾滋病患者面前，握着她的手和她亲密交谈，这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有一次，她和布什总统的夫人去一家医院慰问，一个艾滋病人在和她谈话时激动得哭了，她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了病人。此举使布什夫人和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和钦佩。
有个患艾滋病晚期的青年特别想见戴安娜，他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她写了信，不料，这位尊贵的王妃真的满足了青年的最后心愿。
1997年1月，她随红十字会出访非洲安哥拉，为七万牺牲者到雷区检查地雷。她佩戴红十字胸章，勇敢地走在竖着骷髅标志的雷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希望引起世人关注“反对地雷”的人道主义运动。
这样一位关爱他人，同情弱者的大爱大善之人，能不博得英国民众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吗？
她的这些举动并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而是出自善良的天性和女性的觉醒，她想从自身婚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成为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关于“爱”的本质，埃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爱并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积极的追求。当一个人想摆脱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他可以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正是懂得了这个道理，戴安娜才说：“没有什么能比尽力去帮助社会上最脆弱的人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幸福。”
我在描写弱智儿童的电影《啟明星》中曾引用国际志愿者协会的座右铭“帮助他人即是帮助自己”。戴安娜在慈善活动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使我加深了对这句话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