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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珩，1948年生于北京，出版家，收藏家，多年来从事文化史、北京史、戏曲史的研究，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等。本篇选自他的《旧时风物》一书。
小时候听评书，记得最牢的就是评书艺人描述旅人路途活动的高度概括——“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接下来便是不一日到达某某地界。细究这八个字，其实是废话，但数百里行程中只要不遇强盗劫掠或突发事件，这样八个字的概括也就足够了。
古人远行的目的何在？大抵是迁徙、逃难、游历、商贸、科考、访友、求学、发配，无论是自愿或不自愿的远行，都是十分艰苦的行为。至于仗节出使、兵戎远戍与嫁娶和番，当有仪仗随行，条件就要好得多，故而不在此列。
远行的交通工具虽有舟车骡马，但一般情况下多是步行。徐霞客作山川游记，谈孺木作《北游录》，大多是靠步行，如此才能遍访胜迹，收集轶事趣闻，经数年或数十年之久的行程，其艰辛更是可想而知了。“晓行夜宿”，宿在哪里？只能随遇而安了。城镇通衢，可以投宿馆驿旅舍；旷野荒村，大约只能栖身于古寺农舍了。像戏曲小说中那种“进得店来，大声喝问可有上房安歇”的客人，必定是行囊中有大把银子的。大凡此类行旅，多是带有随行仆佣，或有临时雇来的脚夫。至于那些行囊羞涩的行路之人，只能借宿寺观农舍，甚至栉风沐雨，匆匆赶路，节约些路途盘缠。“春流饮去马，暮雨湿行装”，“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都是古人对关山行旅最生动的写照。
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的传舍驿亭制度对政府官吏和官府文书传递人员提供了诸多便利，至于普通百姓外出旅行则只能投宿在私人开设的逆旅客舍。唐代的水路交通发展十分迅速，至玄宗时“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这一千多处驿站中，既有陆路驿站也有水路驿站，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交通史》中正是以此推断唐代的正式陆路干线有五万里之数。由于唐宋以来道路的发展，私人开设的旅店也十分发达。旅店在古代有众多称谓，如逆旅、邸舍、客店、旅邸、客栈、旅馆、邸店种种。唐宋以来，中原地区大约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就有几处旅店，与馆驿之间距离相似。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里，有许多故事是发生在馆驿旅店之中的，如马连良的《春秋笔》、《清官册》等。有的戏曲如《辛安驿》虽名为“驿”，实是地名，其故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馆驿之中，大约只是在驿站附近的私人旅舍里。其他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是讼师而兼营私人旅店，至于《三岔口》、《武松打店》等所见大多是些荒村小店了。
大都市中的旅店业极为发达，如唐代长安、洛阳，宋代的汴梁、临安，明清的北京、南京、扬州、安庆，都是人口数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的水路码头。这些城市的旅店多集中在城市中繁华地域及城厢内外，接纳的客人十分广泛，行旅之中有宦游的士人、科考的举子、经商的行贾，乃至行踪不定的游侠。寄宿的时间或一日至数日，甚至有因种种缘故滞留在旅店中长达数月之久的。科考的举子有在店中从应考直至等待发榜，戏曲《连升店》中那位王明芳“王大老爷”就是在旅店中从落拓举子忽然成为新科进士的。宿店客人如果因盘缠用尽或生病滞留店中，也是件十分麻烦的事隋。秦琼倒霉时不得不让“店主带过了黄骠马”，帮忙卖掉坐骑以偿还店资。
驿站的设施有的优于旅店，也有的不如旅店。因公务住宿驿站，可以不用花自己的钱，但碰到边远古驿，也只能将就。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曾多次述及驿站，如“凄凉古驿官道傍，朱门沈沈春口长”，“夜行星满天，晨起鸡初唱，槁枝烧代烛，冻菜撷供饷”。陆游那首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也是在驿站中所作。因此古时也有不少达官显宦宁可选择官道驿站附近的私人逆旅，挑拣高大宽敞的屋舍安歇。
清代北京至承德避暑山庄之间的行程大约需要两三日时间，在途中帝后大多歇息在中途驿站，至于扈从大臣只能暂宿于附近的旅店之中。辛酉政变时，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护送大行皇帝梓宫稍后回京，途中梓宫暂厝于馆驿，诸臣只能包下临时的旅店过夜。肃顺就是在密云县城的旅舍中被捕的。
僧人游方可以寄居沿途寺庙，多数庙宇可以接待持有度碟的和尚，或言山门内天王殿背后的护法韦陀手持金刚杵的姿态能暗示该寺是否准许游僧挂单。也有许多寺院能为旅中的俗众提供清静的客房，成为一种特殊的旅中客舍。据说西方客栈业的兴隆与朝圣活动有关，最初的客栈就是教堂或修道院，而中国的旅店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除了商旅之外，恐怕科考应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能够接待这些应试举子的，除了私营的旅店，大约就要算是寺庙道观了。
《清明上河图》是反映北宋汴梁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但从汴河至虹桥一带却找不到正式的旅店，只有一些供人歇息的脚店和食棚。一过虹桥，就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两层歇山顶式旅馆，进入城门内也有如“久住曹二”和“久住王员外家”等旅店，门前轿马往来迎送，十分兴隆。中国山水画中有许多名为行旅图的作品，如五代关仝的《关山行旅图》、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明代戴进的《雪山行旅图》等，大多采取高远或平远法构图，画中的旅行者比例极小，成为巨幅山水的点题之笔。
旅人的绝大部分时间无疑是行于道间的，古代官道多从大城市向外部呈放射状拓展，是连接各大城市之间的要道。秦代的咸阳、汉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宋代的汴梁与临安、明清的南京与北京，都是官道聚集的中心，旅人或乘车马或步行都是十分方便的。行则有骡马车轿，宿则有驿站旅邸，大抵只带随身行装就可以了，正所谓“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但是，一旦离开官道，行于山野之间，旅途将会十分艰苦。
古人旅行时的随身之物多装在行囊或行箧之中，行资富足者可以在路上雇脚夫身背肩扛，或挑担而行。这些行李多是路上常备之物。古典小说和戏曲常常描写书生上路要携带琴剑书箱。琴可悦性，剑可防身，至于书籍文章和文房用品，不可或缺，都会置于书箱之中。《柳荫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的两个书童在旅途中除了要照顾好梁、祝二人的生活，还要负担肩挑琴剑书箱的任务。
行囊与行箧有各种不同形式，最简单的是使用包袱包裹，系于肩背或腰间。我们看到刘旦宅所绘的武松，正是以这种形象走在景阳冈上。短途的旅行有以褡裢暂作行囊，前后各放些途中所用之物。凡有仆佣随行的，行囊与行箧则可不用自己背负。至于商旅，大多随身携带货物，必是有车马同行，行箧可与货物一并用车马驮载。关外苦寒，行于天山大漠之间，行囊只能靠骆驼驮运。我永远难忘华喦的《天山积雪图》，冰天雪地，四野空旷，只有一位着腥红斗篷、腰挎宝剑的旅人和一匹双峰老驼，天涯孤旅，雪山飞鸿，何等的感人。 古人行箧见于图画之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玄奘西行取经的背架，这副背架以藤条编制，上下三层，顶部有探出的伞盖，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架的下部有四条短足，如果放下便能安稳地立于地上，如同小型书架一样。最近有两位法师和俗众数人重走玄奘的西行路，临行时复制了画图中玄奘大师的行架和伞盖，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亲手授予两位法师，意在重新担起玄奘大师衣钵，而这两副行架的实用价值恐怕已经不大了。实际上，当年玄奘西行，也不可能靠这样一副行架背起行囊跋涉千山万水到达天竺。从敦煌壁画和日本大绘卷《玄奘三藏绘》中描绘的玄奘西行，都无独有偶地表现出在西行途中有行者同行，而且都是由行者肩挑行箧担子紧随其后。敦煌壁画中的行者似猴，而日本大绘卷中的行者如同常人。行者在佛家是专指佛寺中服杂役而未剃发的出家者，称之为“畔头波罗沙”，敦煌壁画中的猴行者与日本大绘卷的行者形象、姿态与所担行箧随行取经大约皆有所本，也是后来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原始素材。
行箧以竹藤编制，大约是为了减轻重量，箧与笈都是指竹藤编制的箱子，而笈专指书箱，故而后来将求学与就读称之为“负笈”。而行囊则有以皮革制成。我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商店见到过这种皮革制成的行囊，有的十分古朴，大约是仿制丝绸之路出土的革囊。
直至近代，以藤条和柳条编制的行箧依然在使用，后来有了皮箱，最初是由欧美兴起，后逐渐成为人们旅行时必携的行装。旧时欧美和京沪的大饭店都有自己的标志，客人每下榻一家大饭店，门童自会将客人的皮箱贴上一块饭店标记。如此走的地方多了，皮箱上就会被贴得花花绿绿。有些人并不取下，反而以此来炫耀自己旅行能够出入豪华饭店。
今天的交通已经十分发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乘飞机至多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旅途之中已经无需自备食品。在没有火车、汽车之前，以车马或步行走上千里的路程，就要备好途中饮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林则徐自三月河工任上西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途经洛阳、西安、兰州、嘉峪关、玉门、哈密、乌鲁木齐，沿路走走停停，至十一月初九才抵达伊犁。我看见过一些此间林则徐的家书私札残件，其中涉及不少生活琐事，有几处提到途中路菜的食用。所谓路菜，即是上路前备好的菜肴以佐干粮。这种路菜必是能经较长时间存放而不会腐败的小菜，既能下饭，又便于保存。除了一般腌制的酱菜之外，还能有些荤腥，如江南的虾子鲞鱼、塞外的牛肉干以及风鸡、腊肉。有些则是经过加工的自制小菜，如野鸡瓜子炒酱瓜、辣子炒云南大头菜、干煸豆豉等。林则徐家书中就曾提到食用云南大头菜和炒酱。
路菜也曾发展为家庭生活中的佐餐菜肴，如《红楼梦》中提到的“茄鲞”，实际上就是路菜的演变。主料茄子必须是晒干切丁，合以各种干果，再以鹅油拌，香油收，封入坛中其目的就是使之不会变质。
路途遥远，常备的药品也不可缺少。旧时药铺有常备成药出售，如保和丸、四正丸之类以治脾胃和四时不正之气，尤其是避瘟散和诸葛行军散，更是旅途中的常备药。
最后说到伞。有人说，伞是流动的屋檐。行旅之中，阴晴雪雨变化莫测，一把伞虽不能起到真正的栖身作用，总可以暂时遮挡雨雪的侵扰，烈日之下，尚能遮阳，所以行路之人是离不开伞的。中国和日本伞的发明似乎早于西方，汉代画像石中已经出现了伞的形象。帝王出行更是有华盖覆于车上用以遮蔽雨雪和骄阳。能够收展开合的伞多有竹骨架撑于其间，上覆布或纸，为防雨水和潮湿，布或纸上要刷上桐油，这种工艺起码魏晋时已出现。日本和韩国伞的应用大约与中国在同一时期。
古时御雨的行装还有蓑衣和斗笠，其应用肯定是早于伞的。《诗经》中已有“台笠缁撮”之说。“台笠”即指蓑衣和斗笠，“台”是莎草，又称夫须，用以编织蓑衣，雨水顺流而下，不会渗入衣衫。斗笠以茅蒲为之，实际就是以竹皮编制而成。山东武梁祠石刻的夏禹像头戴斗笠，用以遮阳挡雨，沿用至今己有数千年。蓑衣和斗笠虽可御雨，但分量沉重，又不如伞之收展方便，并不适宜旅途携带。
“文革”中最为广泛流行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印行了九亿张，堪称印刷史上的奇迹。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艺术和政治内容上的短长，且就画中人物形象而言，毛泽东步行在阴霾密布的山峦之间，只有一把油纸伞倒执于右手，一袭长衫飘逸，显得格外潇洒，作者刘春华将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其实，旧时行远路携带的伞多有伞套，套的两端钉有布带，就能将伞斜挎在肩上，不必拿在手中，否则时间长了是吃不消的。我在南方庙里遇到过不少进香的农村妇女至今还保持着这种习惯。
数千年关山行旅，在近百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空间倏忽之间缩短。无论是“小桥流水人家”，还是“古道西风瘦马”，在行程两端之间会被霎时忽略，这大概是古人不可想象的。
小时候听评书，记得最牢的就是评书艺人描述旅人路途活动的高度概括——“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接下来便是不一日到达某某地界。细究这八个字，其实是废话，但数百里行程中只要不遇强盗劫掠或突发事件，这样八个字的概括也就足够了。
古人远行的目的何在？大抵是迁徙、逃难、游历、商贸、科考、访友、求学、发配，无论是自愿或不自愿的远行，都是十分艰苦的行为。至于仗节出使、兵戎远戍与嫁娶和番，当有仪仗随行，条件就要好得多，故而不在此列。
远行的交通工具虽有舟车骡马，但一般情况下多是步行。徐霞客作山川游记，谈孺木作《北游录》，大多是靠步行，如此才能遍访胜迹，收集轶事趣闻，经数年或数十年之久的行程，其艰辛更是可想而知了。“晓行夜宿”，宿在哪里？只能随遇而安了。城镇通衢，可以投宿馆驿旅舍；旷野荒村，大约只能栖身于古寺农舍了。像戏曲小说中那种“进得店来，大声喝问可有上房安歇”的客人，必定是行囊中有大把银子的。大凡此类行旅，多是带有随行仆佣，或有临时雇来的脚夫。至于那些行囊羞涩的行路之人，只能借宿寺观农舍，甚至栉风沐雨，匆匆赶路，节约些路途盘缠。“春流饮去马，暮雨湿行装”，“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都是古人对关山行旅最生动的写照。
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的传舍驿亭制度对政府官吏和官府文书传递人员提供了诸多便利，至于普通百姓外出旅行则只能投宿在私人开设的逆旅客舍。唐代的水路交通发展十分迅速，至玄宗时“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这一千多处驿站中，既有陆路驿站也有水路驿站，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交通史》中正是以此推断唐代的正式陆路干线有五万里之数。由于唐宋以来道路的发展，私人开设的旅店也十分发达。旅店在古代有众多称谓，如逆旅、邸舍、客店、旅邸、客栈、旅馆、邸店种种。唐宋以来，中原地区大约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就有几处旅店，与馆驿之间距离相似。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里，有许多故事是发生在馆驿旅店之中的，如马连良的《春秋笔》、《清官册》等。有的戏曲如《辛安驿》虽名为“驿”，实是地名，其故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馆驿之中，大约只是在驿站附近的私人旅舍里。其他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是讼师而兼营私人旅店，至于《三岔口》、《武松打店》等所见大多是些荒村小店了。
大都市中的旅店业极为发达，如唐代长安、洛阳，宋代的汴梁、临安，明清的北京、南京、扬州、安庆，都是人口数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的水路码头。这些城市的旅店多集中在城市中繁华地域及城厢内外，接纳的客人十分广泛，行旅之中有宦游的士人、科考的举子、经商的行贾，乃至行踪不定的游侠。寄宿的时间或一日至数日，甚至有因种种缘故滞留在旅店中长达数月之久的。科考的举子有在店中从应考直至等待发榜，戏曲《连升店》中那位王明芳“王大老爷”就是在旅店中从落拓举子忽然成为新科进士的。宿店客人如果因盘缠用尽或生病滞留店中，也是件十分麻烦的事隋。秦琼倒霉时不得不让“店主带过了黄骠马”，帮忙卖掉坐骑以偿还店资。
驿站的设施有的优于旅店，也有的不如旅店。因公务住宿驿站，可以不用花自己的钱，但碰到边远古驿，也只能将就。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曾多次述及驿站，如“凄凉古驿官道傍，朱门沈沈春口长”，“夜行星满天，晨起鸡初唱，槁枝烧代烛，冻菜撷供饷”。陆游那首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也是在驿站中所作。因此古时也有不少达官显宦宁可选择官道驿站附近的私人逆旅，挑拣高大宽敞的屋舍安歇。
清代北京至承德避暑山庄之间的行程大约需要两三日时间，在途中帝后大多歇息在中途驿站，至于扈从大臣只能暂宿于附近的旅店之中。辛酉政变时，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护送大行皇帝梓宫稍后回京，途中梓宫暂厝于馆驿，诸臣只能包下临时的旅店过夜。肃顺就是在密云县城的旅舍中被捕的。
僧人游方可以寄居沿途寺庙，多数庙宇可以接待持有度碟的和尚，或言山门内天王殿背后的护法韦陀手持金刚杵的姿态能暗示该寺是否准许游僧挂单。也有许多寺院能为旅中的俗众提供清静的客房，成为一种特殊的旅中客舍。据说西方客栈业的兴隆与朝圣活动有关，最初的客栈就是教堂或修道院，而中国的旅店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除了商旅之外，恐怕科考应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能够接待这些应试举子的，除了私营的旅店，大约就要算是寺庙道观了。
《清明上河图》是反映北宋汴梁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但从汴河至虹桥一带却找不到正式的旅店，只有一些供人歇息的脚店和食棚。一过虹桥，就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两层歇山顶式旅馆，进入城门内也有如“久住曹二”和“久住王员外家”等旅店，门前轿马往来迎送，十分兴隆。中国山水画中有许多名为行旅图的作品，如五代关仝的《关山行旅图》、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明代戴进的《雪山行旅图》等，大多采取高远或平远法构图，画中的旅行者比例极小，成为巨幅山水的点题之笔。
旅人的绝大部分时间无疑是行于道间的，古代官道多从大城市向外部呈放射状拓展，是连接各大城市之间的要道。秦代的咸阳、汉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宋代的汴梁与临安、明清的南京与北京，都是官道聚集的中心，旅人或乘车马或步行都是十分方便的。行则有骡马车轿，宿则有驿站旅邸，大抵只带随身行装就可以了，正所谓“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但是，一旦离开官道，行于山野之间，旅途将会十分艰苦。
古人旅行时的随身之物多装在行囊或行箧之中，行资富足者可以在路上雇脚夫身背肩扛，或挑担而行。这些行李多是路上常备之物。古典小说和戏曲常常描写书生上路要携带琴剑书箱。琴可悦性，剑可防身，至于书籍文章和文房用品，不可或缺，都会置于书箱之中。《柳荫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的两个书童在旅途中除了要照顾好梁、祝二人的生活，还要负担肩挑琴剑书箱的任务。
行囊与行箧有各种不同形式，最简单的是使用包袱包裹，系于肩背或腰间。我们看到刘旦宅所绘的武松，正是以这种形象走在景阳冈上。短途的旅行有以褡裢暂作行囊，前后各放些途中所用之物。凡有仆佣随行的，行囊与行箧则可不用自己背负。至于商旅，大多随身携带货物，必是有车马同行，行箧可与货物一并用车马驮载。关外苦寒，行于天山大漠之间，行囊只能靠骆驼驮运。我永远难忘华喦的《天山积雪图》，冰天雪地，四野空旷，只有一位着腥红斗篷、腰挎宝剑的旅人和一匹双峰老驼，天涯孤旅，雪山飞鸿，何等的感人。 古人行箧见于图画之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玄奘西行取经的背架，这副背架以藤条编制，上下三层，顶部有探出的伞盖，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架的下部有四条短足，如果放下便能安稳地立于地上，如同小型书架一样。最近有两位法师和俗众数人重走玄奘的西行路，临行时复制了画图中玄奘大师的行架和伞盖，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亲手授予两位法师，意在重新担起玄奘大师衣钵，而这两副行架的实用价值恐怕已经不大了。实际上，当年玄奘西行，也不可能靠这样一副行架背起行囊跋涉千山万水到达天竺。从敦煌壁画和日本大绘卷《玄奘三藏绘》中描绘的玄奘西行，都无独有偶地表现出在西行途中有行者同行，而且都是由行者肩挑行箧担子紧随其后。敦煌壁画中的行者似猴，而日本大绘卷中的行者如同常人。行者在佛家是专指佛寺中服杂役而未剃发的出家者，称之为“畔头波罗沙”，敦煌壁画中的猴行者与日本大绘卷的行者形象、姿态与所担行箧随行取经大约皆有所本，也是后来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原始素材。
行箧以竹藤编制，大约是为了减轻重量，箧与笈都是指竹藤编制的箱子，而笈专指书箱，故而后来将求学与就读称之为“负笈”。而行囊则有以皮革制成。我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商店见到过这种皮革制成的行囊，有的十分古朴，大约是仿制丝绸之路出土的革囊。
直至近代，以藤条和柳条编制的行箧依然在使用，后来有了皮箱，最初是由欧美兴起，后逐渐成为人们旅行时必携的行装。旧时欧美和京沪的大饭店都有自己的标志，客人每下榻一家大饭店，门童自会将客人的皮箱贴上一块饭店标记。如此走的地方多了，皮箱上就会被贴得花花绿绿。有些人并不取下，反而以此来炫耀自己旅行能够出入豪华饭店。
今天的交通已经十分发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乘飞机至多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旅途之中已经无需自备食品。在没有火车、汽车之前，以车马或步行走上千里的路程，就要备好途中饮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林则徐自三月河工任上西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途经洛阳、西安、兰州、嘉峪关、玉门、哈密、乌鲁木齐，沿路走走停停，至十一月初九才抵达伊犁。我看见过一些此间林则徐的家书私札残件，其中涉及不少生活琐事，有几处提到途中路菜的食用。所谓路菜，即是上路前备好的菜肴以佐干粮。这种路菜必是能经较长时间存放而不会腐败的小菜，既能下饭，又便于保存。除了一般腌制的酱菜之外，还能有些荤腥，如江南的虾子鲞鱼、塞外的牛肉干以及风鸡、腊肉。有些则是经过加工的自制小菜，如野鸡瓜子炒酱瓜、辣子炒云南大头菜、干煸豆豉等。林则徐家书中就曾提到食用云南大头菜和炒酱。
路菜也曾发展为家庭生活中的佐餐菜肴，如《红楼梦》中提到的“茄鲞”，实际上就是路菜的演变。主料茄子必须是晒干切丁，合以各种干果，再以鹅油拌，香油收，封入坛中其目的就是使之不会变质。
路途遥远，常备的药品也不可缺少。旧时药铺有常备成药出售，如保和丸、四正丸之类以治脾胃和四时不正之气，尤其是避瘟散和诸葛行军散，更是旅途中的常备药。
最后说到伞。有人说，伞是流动的屋檐。行旅之中，阴晴雪雨变化莫测，一把伞虽不能起到真正的栖身作用，总可以暂时遮挡雨雪的侵扰，烈日之下，尚能遮阳，所以行路之人是离不开伞的。中国和日本伞的发明似乎早于西方，汉代画像石中已经出现了伞的形象。帝王出行更是有华盖覆于车上用以遮蔽雨雪和骄阳。能够收展开合的伞多有竹骨架撑于其间，上覆布或纸，为防雨水和潮湿，布或纸上要刷上桐油，这种工艺起码魏晋时已出现。日本和韩国伞的应用大约与中国在同一时期。
古时御雨的行装还有蓑衣和斗笠，其应用肯定是早于伞的。《诗经》中已有“台笠缁撮”之说。“台笠”即指蓑衣和斗笠，“台”是莎草，又称夫须，用以编织蓑衣，雨水顺流而下，不会渗入衣衫。斗笠以茅蒲为之，实际就是以竹皮编制而成。山东武梁祠石刻的夏禹像头戴斗笠，用以遮阳挡雨，沿用至今己有数千年。蓑衣和斗笠虽可御雨，但分量沉重，又不如伞之收展方便，并不适宜旅途携带。
“文革”中最为广泛流行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印行了九亿张，堪称印刷史上的奇迹。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艺术和政治内容上的短长，且就画中人物形象而言，毛泽东步行在阴霾密布的山峦之间，只有一把油纸伞倒执于右手，一袭长衫飘逸，显得格外潇洒，作者刘春华将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其实，旧时行远路携带的伞多有伞套，套的两端钉有布带，就能将伞斜挎在肩上，不必拿在手中，否则时间长了是吃不消的。我在南方庙里遇到过不少进香的农村妇女至今还保持着这种习惯。
数千年关山行旅，在近百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空间倏忽之间缩短。无论是“小桥流水人家”，还是“古道西风瘦马”，在行程两端之间会被霎时忽略，这大概是古人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