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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之外，民族主义神话与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冲突是关涉二十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又一个重大主题。而近来有关以色列历史的反思从一个特殊角度触及到这一冲突对特定民族历史的影响问题。斯坦贺尔(Zeev Sternhell)的《以色列的创造神话：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犹太民族国家的建成》可谓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此书于一九九五年以希伯莱语出版后，曾在犹太语知识界引起不少争议。《泰晤士评论》近期刊载了维斯特里奇(Robert Wistrich)就其英译本所撰的长篇述评《大众动员神话：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如何取代社会主义》，由此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引入当前对二十世纪史的反思视野。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着相当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述评人维斯特里奇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包括在宗教、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群体意识，一直持一种过度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前途。列宁和斯大林则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用途，普适性的阶级革命仍然是他们进行政治分析和想象的范畴。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开始出现不同形式的渗透关联。欧洲一批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到，现代化和工业化没有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消解文化、语言和人种的界限。于是多民族的原哈伯斯堡帝国的一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致力于运用社会主义原理解决当地特殊的奥匈民族纠纷。法国社会主义者让·吉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也开始在国际主义框架中寻求民族自我确认的理念。同时，在一些被压迫民族，如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爱尔兰以及巴尔干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更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思潮。此外，在德、法、意等国家盛行的反启蒙理性主义、反工业化和科学至上思潮正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批判力量。这种反物质主义融入了以不同形式混杂而成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族主义，建构起民族有机整体的神话，强调英雄主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秩序的使命。其中强调民族暴力等一些观念影响了墨索里尼，以至在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都留下印迹。
《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斯坦贺尔就是从这一背景人手，对犹太巴勒斯坦一九○四至一九四八年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进行反观的。这部著作的主旨是批判地总结一九三三至一九七七年间主导着巴勒斯坦犹太人团体之政治选择的主流劳工运动。由于集中在以色列劳工组织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以色列劳工领袖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工运组织。斯坦贺尔指出，这些政治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建国运动以社会主义号召始，而却以民族主义实践终。他们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继而一个复国主义的民族国家，而牺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放弃了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严肃追求。时至二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经沦为一种“大众动员神话”，其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境内维系一个独立经济体系和犹太多数人身份，以保护巴勒斯坦内犹太民族的利益。而当建立一个取消私有财产的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最终与民族主义的整体号令发生冲突时，遭到放弃的是社会主义理想。
斯坦贺尔分析了以色列主流劳工运动领导人本·格里森(Ben-Gurison)和伯尔·卡曾尔森(Berl Katznelson)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化的过程。他们在巴勒斯坦提倡“征服土地”和“劳工至上”的口号。征服土地与犹太民族主义的联系是通过移民和屯垦实现的，而劳工至上则以神化犹太劳动者的方式动员民众劳力实现民族目标：神化的犹太人往往是双脚站立在民族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带来了两重结果。其一，更低廉的阿拉伯及其他地区的劳工被排除在征服土地者之外。其二，两大锡安主义工会组织“联合劳工”与“劳动青年”联手组成的以色列劳动党提倡“阶级合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福利”。这两个劳工组织一致强调社会主义乃是通过生产者阶级间的合作促进民族财富增长。激烈反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劳工”派特别强调民族利益的优先性，认为阶级斗争或其他社会主义主题都有会造成民族利益的分裂的可能。
述评人尤为称道的是作者对Kistadrut——“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的历史分析。这个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已经拥有占巴勒斯坦犹太工人75%的会员。它继而开始占取集体屯垦的领地，并清除政治异己组织。一个寻求将巴勒斯坦创造成一个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公社，由俄国的犹太理想主义者发起的工会组织“劳动军”(The LabourBattalion)，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清除的。“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工会，而是一个延续民族和创造民族国家的机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斯坦贺尔还揭示了这一官僚机构如何阻碍了工人教育、内部民主以及工资平等等问题。
斯坦贺尔的理论独创性在于他详细地阐明了锡安社会主义同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强调宗教和种族的纯洁，提倡崇拜古代历史，恢复早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力求延续民族文化，并极力追求政治独立。确实，东欧与近东之间的这些类似还有很多，比如，两处的民族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都摒弃自由个人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同对马克思主义一样怀疑。以色列当前民主制度的问题有不少就同锡安主义的影响有关，比如没有宪法，没有人权观念，国家宗教不分等。不过同自诩自由主义继承人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者蔑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经济，但仍然保留私有财产和工资差异，并鼓励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投资。他们指望借锡安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成分来增长民族资本以滋养工人的社会基础结构。因而他们的“建设性”社会主义(construtive socialism)是指在与锡安主义中产阶级合作中，从无到有地创建一个新的民族社会。
然而述评人认为，《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误将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策略性选择，比如保留私有财产政策，当作原则性问题来批评。此外，以色列劳动工会的实践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也没有得到作者的充分发掘。最后述评人还暗示说，随着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宣告失败，也许反倒证明以色列强调民族主义的有效性。显然，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争论在这一述评中也以新的形式延续。
也许在此应该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之外重新引进第三个因素即跨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虽然没有解化民族差异，但毕竟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一个跨国的尺度。二十世纪史上国际主义实践也许如述评人所言是一个失败，但是否就此便失去作为一种理论理想或批判尺度的合理性，是否就证明民族社会主义的价值，却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着相当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述评人维斯特里奇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包括在宗教、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群体意识，一直持一种过度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前途。列宁和斯大林则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用途，普适性的阶级革命仍然是他们进行政治分析和想象的范畴。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开始出现不同形式的渗透关联。欧洲一批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到，现代化和工业化没有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消解文化、语言和人种的界限。于是多民族的原哈伯斯堡帝国的一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致力于运用社会主义原理解决当地特殊的奥匈民族纠纷。法国社会主义者让·吉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也开始在国际主义框架中寻求民族自我确认的理念。同时，在一些被压迫民族，如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爱尔兰以及巴尔干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更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思潮。此外，在德、法、意等国家盛行的反启蒙理性主义、反工业化和科学至上思潮正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批判力量。这种反物质主义融入了以不同形式混杂而成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族主义，建构起民族有机整体的神话，强调英雄主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秩序的使命。其中强调民族暴力等一些观念影响了墨索里尼，以至在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都留下印迹。
《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斯坦贺尔就是从这一背景人手，对犹太巴勒斯坦一九○四至一九四八年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进行反观的。这部著作的主旨是批判地总结一九三三至一九七七年间主导着巴勒斯坦犹太人团体之政治选择的主流劳工运动。由于集中在以色列劳工组织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以色列劳工领袖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工运组织。斯坦贺尔指出，这些政治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建国运动以社会主义号召始，而却以民族主义实践终。他们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继而一个复国主义的民族国家，而牺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放弃了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严肃追求。时至二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经沦为一种“大众动员神话”，其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境内维系一个独立经济体系和犹太多数人身份，以保护巴勒斯坦内犹太民族的利益。而当建立一个取消私有财产的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最终与民族主义的整体号令发生冲突时，遭到放弃的是社会主义理想。
斯坦贺尔分析了以色列主流劳工运动领导人本·格里森(Ben-Gurison)和伯尔·卡曾尔森(Berl Katznelson)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化的过程。他们在巴勒斯坦提倡“征服土地”和“劳工至上”的口号。征服土地与犹太民族主义的联系是通过移民和屯垦实现的，而劳工至上则以神化犹太劳动者的方式动员民众劳力实现民族目标：神化的犹太人往往是双脚站立在民族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带来了两重结果。其一，更低廉的阿拉伯及其他地区的劳工被排除在征服土地者之外。其二，两大锡安主义工会组织“联合劳工”与“劳动青年”联手组成的以色列劳动党提倡“阶级合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福利”。这两个劳工组织一致强调社会主义乃是通过生产者阶级间的合作促进民族财富增长。激烈反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劳工”派特别强调民族利益的优先性，认为阶级斗争或其他社会主义主题都有会造成民族利益的分裂的可能。
述评人尤为称道的是作者对Kistadrut——“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的历史分析。这个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已经拥有占巴勒斯坦犹太工人75%的会员。它继而开始占取集体屯垦的领地，并清除政治异己组织。一个寻求将巴勒斯坦创造成一个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公社，由俄国的犹太理想主义者发起的工会组织“劳动军”(The LabourBattalion)，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清除的。“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工会，而是一个延续民族和创造民族国家的机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斯坦贺尔还揭示了这一官僚机构如何阻碍了工人教育、内部民主以及工资平等等问题。
斯坦贺尔的理论独创性在于他详细地阐明了锡安社会主义同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强调宗教和种族的纯洁，提倡崇拜古代历史，恢复早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力求延续民族文化，并极力追求政治独立。确实，东欧与近东之间的这些类似还有很多，比如，两处的民族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都摒弃自由个人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同对马克思主义一样怀疑。以色列当前民主制度的问题有不少就同锡安主义的影响有关，比如没有宪法，没有人权观念，国家宗教不分等。不过同自诩自由主义继承人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者蔑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经济，但仍然保留私有财产和工资差异，并鼓励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投资。他们指望借锡安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成分来增长民族资本以滋养工人的社会基础结构。因而他们的“建设性”社会主义(construtive socialism)是指在与锡安主义中产阶级合作中，从无到有地创建一个新的民族社会。
然而述评人认为，《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误将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策略性选择，比如保留私有财产政策，当作原则性问题来批评。此外，以色列劳动工会的实践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也没有得到作者的充分发掘。最后述评人还暗示说，随着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宣告失败，也许反倒证明以色列强调民族主义的有效性。显然，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争论在这一述评中也以新的形式延续。
也许在此应该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之外重新引进第三个因素即跨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虽然没有解化民族差异，但毕竟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一个跨国的尺度。二十世纪史上国际主义实践也许如述评人所言是一个失败，但是否就此便失去作为一种理论理想或批判尺度的合理性，是否就证明民族社会主义的价值，却是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