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推荐02
　　与明末清初小品大家张宗子同名的此人，是生活在纽约的中年散文家。这位出名的“读书种子”，行文以书卷气著称，从此文可以看到他知识的广博。谈死，他一气引了鲁迅、陶渊明、曹操、庄子、朱熹，以及不具名的“宋人”。但是，罗列名人“怎么说”，是两脚书橱可以胜任的，更要紧的是分析的透彻，说理的畅达。他比较各家之言以后，对“死”这一人类无可规避的定命，作了具说服力的结论。
　　不错，在必须牺牲的关口，为人民、为祖国慷慨献身是伟大的，但同时须珍惜生命，绝不草率轻生。
　　在《华盖集续编》读到这几句话：“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非常荒唐的，在略有感慨之余，忽然欣赏起鲁迅先生的语言之美来了。鲁迅引用陶渊明的诗，似乎是想涂抹一點豁达的色彩，实际的意思，是不能豁达也不允许豁达。在具体情景下，陶诗的豁达太轻，而且近乎麻醉了。
　　好多文字都是这样的。
　　即如这里的陶诗，他说死算不得一回事，肉体化为尘土，混同于山丘，有返本归真之意，其实还是不甘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就是牢骚话。宋人把这个意思演绎成一首有名的七律：“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感叹人情的淡薄，归结到对酒当歌上。这当然也是豁达，却是被逼无奈的。就像一生节俭的富翁看见儿子挥金如土，一时气恼绝望，中午也狠心割一块肉，过过败家的瘾，但你不能指望他从此就天天花天酒地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陶潜：“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另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陶潜诗文谈到死的地方特别多，说明死是他的一个心结。《鲁迅全集》此处的注里举了两例：《乙酉岁九月九日》中的“刘荒田/推荐02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 《与子俨等疏》中的“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第一例说明他对于死亡是很苦恼的，只好借酒浇愁。第二例承认死亡在所难免，轻视之后，仍有无奈，没有庄子那种“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的超脱。
　　陶渊明出入佛道，本质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述祖责子，想的都是生命的传承。他当然是有事业心的，希望像曾祖父陶侃那样青史留名。古人长寿者少，要做事业，活得长是个重要的条件。曹操一辈子感叹人生有限，假如求仙和炼丹能给他一丝希望，相信他也会像秦皇汉武一样痴迷。不过曹操之求长寿，不在贪图享受，而是因为大业未竟，心有遗憾。所以他的遗令，尽管极其通达，读之却令人感慨万千，就是因为通达中包含着惋叹。这一点，和陶渊明的情形相似。相似者多，说明正是人之常情，虽雄才大略，志向高远，亦不能免。
　　年轻时读《挽歌》其三，觉得异常悲凉，对应文学史书上说的“飘逸”和“静穆”，格格不入：“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读到这几句，便觉得《挽歌》第一首所说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言不由衷，或者也不是言不由衷，不过欲以自遣罢了。
　　朱子最早翻过陶渊明的案，说他并非散淡的人，金刚怒目的一面，从《读山海经》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演讲中指出，陶渊明对于生死，并不豁达。这个案，比朱子翻得还要深。一般人总以为怕死是丢脸的事，轻生才算英雄，实在大误。除了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希望愚民为他卖命、夺王位、抢地盘，故而鼓吹牺牲为光荣之外，古今中外的先哲，哪有怂恿人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