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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适逢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去世一周年，又值他百岁诞辰。一波同志1925年入党，有82年党龄，从事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刘邓创建并领导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是我国经济战线主要领导人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作为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重要成员，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经济建设、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今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的老前辈。
我很幸运，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了11年，直接受他的教诲。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晋察行暑的易县任副县长，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广大新区需要干部，我奉调南下，但因种种变故没有走成。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局，7月我被分配到华北局，在张友渔秘书长领导下的秘书室工作，从此就在一波同志身边了。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一波同志和华北军区奉命接管平津，华北局首先进城，为党中央进驻北平作准备。7月，调我接替胡明同志的工作。任薄一波同志秘书，从此与一波同志朝夕相处，受教育更直接，直到1959年4月。一波同志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党忠诚、为人正直、对工作高度负责和实干的精神，对我都有非常实际的教育。一波同志平易近人，我们相处非常和谐，非常愉快。在他有难得的空闲时，扬济之(一波同志在申财委工作的秘书，和我同一波同志住在一起)和我可以同他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聊到怎么刮胡子。一波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政治上要求很严，生活上关心体贴。他和胡明同志对于女的教育也抓得很紧。
一波同志没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将领们那样名声煊赫。他1925年入党，一直隐姓埋名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被捕入狱，坚持狱中斗争五年。1936年，根据组织决定从北平苹岚子监狱出来。按党的指示，应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邀请，带一些老同志去山西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改造和发展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实际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通过各种实际工作挖空了阎锡山的墙脚，使八路军三个师在山西省都有了落脚地，成为发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基石。又按阎锡山的要求组织发展了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任政委，实际为八路军扩大了队伍。这些也是打着阎锡山的旗号，对外也不大出名。在晋冀鲁豫边区，情况已有不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一波同志在山西和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成就，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名一波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两大解放区合并，少奇同志挂名第一书记，一波同志是第二书记(实际负责)，又任华北军区政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必武是主席，他是第一副主席。1949年7月，他又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当时，一波同志一身数任，都是重要职务，这就名声大振了。这时来家里拜访的人很多，有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来叙旧，也有民主人士登门拜访，每逢这时只要他在家都一一接见。收到的信也很多，甚至还收到过一二十封根本不相识的人写来的认亲认友的信，开始他都亲自回信，后来这些信就叫我以办公室的名义客气地回复。
我受教育最深的是一波同志对党的忠诚。解放初期，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难友多年不见，前来叙旧，听到他们议论在监狱里的斗争生活。从他们的议论中得知他们在狱中五年是怎样同敌人斗争的。他们说，开始有的同志说要把牢底坐穿，永不投降，大家觉得这很好，是对党的忠诚，但又认为光这样有些消极，应该开展积极的狱中斗争。于是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一波同志任支部干事、书记，团结非党群众，学习马列主主义，把牢房变咸党校。指派专人分别做监狱管理人员的工作，通过他们同党取得联系，并弄到想要的书籍和报刊杂志。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进入华北，当时情况很危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东渡黄河，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草岚子监狱里有这样一批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干部，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于是北方局报请党中央批准，要他们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快出来工作，这才被党组织分批营救出狱，结束了五年的铁窗生涯。他们这样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坚贞不屈的历史；对我是极大的教育。这段光辉的历史，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为林彪、“四人帮”一伙陷害一波同志的罪名，把他打入牢房长达12年之久，弄得他家破人亡。
一波同志对毛主席非常尊重。他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都作记录，要做传达的都及时传达。他的记录非常详细，连毛主席湖南话的语尾都记下了，我都曾经帮他整理过。他回来后再整理在他专门准备的笔记本上，存在他卧室的柜子里。到我离开时，已有十多本了。里面也有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些本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至今尚无下落，十分可惜。
一波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楷模，1952年的新税制就是一例。简要地说，解放初期为扶持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发展，规定它们的总分支机构内部商品调拨不纳批发环节营业税。合作社还另有优待。到1952年下半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也采用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销的办法，逃避批发营业税，这样，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1952年9月，财政部开始研究税制改革，一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二要简化税制。对商品的流通环节税制进行改革，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公私兼顾”的原則，无论私营企业和国营、合作社营商业，都按规定的税制纳税，也就是所谓“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应当说，新税制确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但因时间仓促，确有考虑不周之处。如把批发营业税移在生产企业征收，又怕影响物价，又未调整工厂出厂价，等等。特别是为抢时间，新税制要在1954年1月1日执行，经中财委党组讨论，报周总理和政务院讨论决定，征求了全国工商联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后就下发。未征求地方财政和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未与地方党政领导同志打招呼，更重要的是这一改变未及时报毛主席审批。而这时毛主席因解放后经济恢复工作很顺利，认为有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正在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要在解放后实行若干年新民主主义后再过渡。由于新税制未同地方党委商量，倒是征求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因此，新税制被批评为“资本家比党还重要”，“公私平等纳税”被批评是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高岗、 饶漱石施展阴谋活动，鼓动一些同志对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对此，一波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动承担责任，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消除误解，
又如，1955年一波同志奉命率各工业部部长去苏联参加工业会议，并去一些城市考察工厂管理，回国后，毛主席正批判右倾保守。鼓励经济建设加快发展。各部门各地区的生产计划，无论是轻重工业各种产品和农业产量的计划，还是基本建设计划都大大提高，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无法综合平衡。周总理、陈云、李富春和一波同志等意见一致，于是就有了1956年５月的反冒进。当年，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一波同志任主任。经委在负责编制和执行年度计划的过程中，深感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行。这次反冒进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次批评反冒进有半年之久，为1958年的“大跃进”起了催化作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又开始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同年，党的八人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经济发展要超英赶美。由此，国家工农业生产计划都不切实际地做得很大，而且各地区都不甘落后，还要层层加码。当时钢铁的年生产能力只有五六百万吨，但要求实现1070万吨，洋炉子不够，就号召群众炼钢铁，很快形成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样全国就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情况。各条战线各地区都出现虛假浮夸，工农业都虚报产量，“元帅升账”、“卫星上天”。一波同志不相信这些数字。他上班从国家计委门前经过，看到炼铁炉中的炉料是院中的铁栏杆，炼出来的还是毛铁，他极不赞成。9月间，他为了了解情况，由京广线南下郑州，又转徐州，再沿京浦线北上回北京，沿途看到大炼钢铁用铁矿石的很少，差不多都是用废钢铁，甚至是新铁锅、新农具，这都是强行摊派来的，干部以此遨功，群众非常不满，又不敢说。他还看了徐水县的县人民公社总社和所谓的高产农业，在天津看了那亩产12万斤的水稻田。他不赞成违反经济規律的一些做法，曾写信给中央反映家乡群众生活问题和农业上的一些浮夸之风，同时强调要注意综合平衡。他的这些意见却被认为是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受到错误批评。
一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非常认真。就以给中央写报告来说，解放初期，中央规定，各中央局每两个月要给中央写一次综合报告，华北局研究室虽然每次都起草一个稿子，但经他多次修改，结果就和原稿完全不同了。牠在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等，都是如此。据我的记忆，进入档案柜的他写的材料，最少的是7次稿，最多的一份是请马洪同志起草的八大一次会议发言稿，是16次稿，可见他的认真程度。1952年，毛主席派他去上海，协助陈毅同志搞“五反”，几次给中央的报告都是他自己动手写。而平时大量的讲话、报告，除了1952年1月9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干部所作的“三反”动员报告，其稿子是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按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又经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以外，中央各部委开会，请他去讲话、作报告，他从来不要人代写讲话稿，而是自己用一张纸写上不多的字，只是说明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就行了。这就是一波同志的工作作风。
我1959年4月离开一波同志那里，至今已经快50年了，但他20世纪50年代日夜忙碌的身影和他的音客笑貌、言谈举止，仍恍如昨日，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作者曾任薄一波秘书)
(责编 兴 柱)
我很幸运，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了11年，直接受他的教诲。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晋察行暑的易县任副县长，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广大新区需要干部，我奉调南下，但因种种变故没有走成。1948年5月中央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局，7月我被分配到华北局，在张友渔秘书长领导下的秘书室工作，从此就在一波同志身边了。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一波同志和华北军区奉命接管平津，华北局首先进城，为党中央进驻北平作准备。7月，调我接替胡明同志的工作。任薄一波同志秘书，从此与一波同志朝夕相处，受教育更直接，直到1959年4月。一波同志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党忠诚、为人正直、对工作高度负责和实干的精神，对我都有非常实际的教育。一波同志平易近人，我们相处非常和谐，非常愉快。在他有难得的空闲时，扬济之(一波同志在申财委工作的秘书，和我同一波同志住在一起)和我可以同他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聊到怎么刮胡子。一波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政治上要求很严，生活上关心体贴。他和胡明同志对于女的教育也抓得很紧。
一波同志没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将领们那样名声煊赫。他1925年入党，一直隐姓埋名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被捕入狱，坚持狱中斗争五年。1936年，根据组织决定从北平苹岚子监狱出来。按党的指示，应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邀请，带一些老同志去山西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改造和发展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实际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通过各种实际工作挖空了阎锡山的墙脚，使八路军三个师在山西省都有了落脚地，成为发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基石。又按阎锡山的要求组织发展了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任政委，实际为八路军扩大了队伍。这些也是打着阎锡山的旗号，对外也不大出名。在晋冀鲁豫边区，情况已有不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一波同志在山西和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成就，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名一波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两大解放区合并，少奇同志挂名第一书记，一波同志是第二书记(实际负责)，又任华北军区政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必武是主席，他是第一副主席。1949年7月，他又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当时，一波同志一身数任，都是重要职务，这就名声大振了。这时来家里拜访的人很多，有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来叙旧，也有民主人士登门拜访，每逢这时只要他在家都一一接见。收到的信也很多，甚至还收到过一二十封根本不相识的人写来的认亲认友的信，开始他都亲自回信，后来这些信就叫我以办公室的名义客气地回复。
我受教育最深的是一波同志对党的忠诚。解放初期，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难友多年不见，前来叙旧，听到他们议论在监狱里的斗争生活。从他们的议论中得知他们在狱中五年是怎样同敌人斗争的。他们说，开始有的同志说要把牢底坐穿，永不投降，大家觉得这很好，是对党的忠诚，但又认为光这样有些消极，应该开展积极的狱中斗争。于是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一波同志任支部干事、书记，团结非党群众，学习马列主主义，把牢房变咸党校。指派专人分别做监狱管理人员的工作，通过他们同党取得联系，并弄到想要的书籍和报刊杂志。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进入华北，当时情况很危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东渡黄河，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草岚子监狱里有这样一批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干部，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于是北方局报请党中央批准，要他们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快出来工作，这才被党组织分批营救出狱，结束了五年的铁窗生涯。他们这样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坚贞不屈的历史；对我是极大的教育。这段光辉的历史，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为林彪、“四人帮”一伙陷害一波同志的罪名，把他打入牢房长达12年之久，弄得他家破人亡。
一波同志对毛主席非常尊重。他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都作记录，要做传达的都及时传达。他的记录非常详细，连毛主席湖南话的语尾都记下了，我都曾经帮他整理过。他回来后再整理在他专门准备的笔记本上，存在他卧室的柜子里。到我离开时，已有十多本了。里面也有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些本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至今尚无下落，十分可惜。
一波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楷模，1952年的新税制就是一例。简要地说，解放初期为扶持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发展，规定它们的总分支机构内部商品调拨不纳批发环节营业税。合作社还另有优待。到1952年下半年，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也采用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销的办法，逃避批发营业税，这样，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1952年9月，财政部开始研究税制改革，一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二要简化税制。对商品的流通环节税制进行改革，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公私兼顾”的原則，无论私营企业和国营、合作社营商业，都按规定的税制纳税，也就是所谓“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应当说，新税制确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但因时间仓促，确有考虑不周之处。如把批发营业税移在生产企业征收，又怕影响物价，又未调整工厂出厂价，等等。特别是为抢时间，新税制要在1954年1月1日执行，经中财委党组讨论，报周总理和政务院讨论决定，征求了全国工商联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后就下发。未征求地方财政和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未与地方党政领导同志打招呼，更重要的是这一改变未及时报毛主席审批。而这时毛主席因解放后经济恢复工作很顺利，认为有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正在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要在解放后实行若干年新民主主义后再过渡。由于新税制未同地方党委商量，倒是征求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因此，新税制被批评为“资本家比党还重要”，“公私平等纳税”被批评是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高岗、 饶漱石施展阴谋活动，鼓动一些同志对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对此，一波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动承担责任，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消除误解，
又如，1955年一波同志奉命率各工业部部长去苏联参加工业会议，并去一些城市考察工厂管理，回国后，毛主席正批判右倾保守。鼓励经济建设加快发展。各部门各地区的生产计划，无论是轻重工业各种产品和农业产量的计划，还是基本建设计划都大大提高，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无法综合平衡。周总理、陈云、李富春和一波同志等意见一致，于是就有了1956年５月的反冒进。当年，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一波同志任主任。经委在负责编制和执行年度计划的过程中，深感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行。这次反冒进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次批评反冒进有半年之久，为1958年的“大跃进”起了催化作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又开始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同年，党的八人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经济发展要超英赶美。由此，国家工农业生产计划都不切实际地做得很大，而且各地区都不甘落后，还要层层加码。当时钢铁的年生产能力只有五六百万吨，但要求实现1070万吨，洋炉子不够，就号召群众炼钢铁，很快形成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样全国就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情况。各条战线各地区都出现虛假浮夸，工农业都虚报产量，“元帅升账”、“卫星上天”。一波同志不相信这些数字。他上班从国家计委门前经过，看到炼铁炉中的炉料是院中的铁栏杆，炼出来的还是毛铁，他极不赞成。9月间，他为了了解情况，由京广线南下郑州，又转徐州，再沿京浦线北上回北京，沿途看到大炼钢铁用铁矿石的很少，差不多都是用废钢铁，甚至是新铁锅、新农具，这都是强行摊派来的，干部以此遨功，群众非常不满，又不敢说。他还看了徐水县的县人民公社总社和所谓的高产农业，在天津看了那亩产12万斤的水稻田。他不赞成违反经济規律的一些做法，曾写信给中央反映家乡群众生活问题和农业上的一些浮夸之风，同时强调要注意综合平衡。他的这些意见却被认为是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受到错误批评。
一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非常认真。就以给中央写报告来说，解放初期，中央规定，各中央局每两个月要给中央写一次综合报告，华北局研究室虽然每次都起草一个稿子，但经他多次修改，结果就和原稿完全不同了。牠在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等，都是如此。据我的记忆，进入档案柜的他写的材料，最少的是7次稿，最多的一份是请马洪同志起草的八大一次会议发言稿，是16次稿，可见他的认真程度。1952年，毛主席派他去上海，协助陈毅同志搞“五反”，几次给中央的报告都是他自己动手写。而平时大量的讲话、报告，除了1952年1月9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干部所作的“三反”动员报告，其稿子是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按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又经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以外，中央各部委开会，请他去讲话、作报告，他从来不要人代写讲话稿，而是自己用一张纸写上不多的字，只是说明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就行了。这就是一波同志的工作作风。
我1959年4月离开一波同志那里，至今已经快50年了，但他20世纪50年代日夜忙碌的身影和他的音客笑貌、言谈举止，仍恍如昨日，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作者曾任薄一波秘书)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