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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大钊的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这一时期，改良和革命的思想不断斗争，此消彼长，最终，革命思想占据主流。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历程深刻反映了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中，他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并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潮流，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大钊；革命；思想；实践；引领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4-0065-06 [收稿日期] 2017-02-18
李大钊的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他痛心疾首，英勇抗争。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李大钊，从思想上深挖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产生了“民彝”“青春中华”等新思想；在行动上，主动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洪流，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第一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选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值此先烈就义90周年之际，回顾他的革命历程，不仅有利于充分展现烈士的伟大精神风貌，而且有助于从英烈文化中汲取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等精神源泉，凝聚起共筑中国梦的强劲内驱力。
一、革命进程中的李大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中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一批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人民的民主与自由而奋斗不止，直至付出宝贵的生命。李大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一）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与历史责任感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乐亭县城东大黑坨村。1892年，在祖父的初步教育下，开始学习识字和简单的阅读，后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考后，进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钊开始感受到中国当时所处的严峻外部环境。在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中国的同时，“蕞尔小邦”的日本，也开始觊觎仅有一海之隔的老大帝国。甲午一役，台湾沦丧，清政府赔偿日本2.8亿两白银（其中3000万两为赎辽费）；日俄战争竟在中国领土进行，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这些都深深地刺激了李大钊年轻幼小的心灵。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李大钊便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立志走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1]（P85）。入永平府中學堂仅两年，又“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2]（P713），“‘深研政理’是他走上为中国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之路的关键，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3]。此时，李大钊尚处在革命思想产生的萌发期，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读书人隐隐的责任感。
基于这种责任感，为“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2]（P713-714），李大钊选择报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被顺利录取。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一方面认真学习“法政诸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2]（P714）；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入北洋政法学会，任编辑部部长，主持筹办并编辑《言治》杂志，并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和诗歌，表达了“对国家人民前途的无限关切”[4]（P62）；他还基于义愤，主持编译《〈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书，驳斥了日本人中岛端的侵略性言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加入了中国社会党1并担任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总务干事，希冀寻得一条光明的救国之路。由于当局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推行限制学生研究西方“政理”、参加政治活动等措施，致使李大钊精神上极度苦恼2。
1913年6月，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2]（P714）。李大钊的好友郁嶷在一封告别信中描述了李大钊赴日求学的动机：“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5]（P52）。
在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之时，中国当局却依然守旧落后，不思进取，并对民众参与政治进行严格限制。身世不幸3的李大钊深刻感受了社会的疾苦，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新思想理念相融合，共同塑造着一个勇于担当救国救民责任的李大钊。
（二）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洪流
如果说，对中西“政理”的深入探究和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李大钊开启了救国之路。那么，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实践，则进一步促进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形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响应。12月31日，北方共和会白毓昆（雅雨）等与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张之江等进行多次联络后，发动了滦州起义。1912年1月3日，北方革命军政府成立。起义军一度与清军展开激战，但因叛徒告密，起义于1月7日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先后壮烈牺牲。虽然李大钊未到前线从事直接的反清斗争，但却“在滦州起义的筹备当中负责联络工作”[1]（P89），在革命运动中亦作出了贡献。革命烈士的牺牲，尤其是自己敬仰的老师白雅雨的牺牲，深深震撼了李大钊的内心，以至在1923年12月30日母校18周年纪念日演講时，李大钊仍动情地回忆道：“给白先生开追悼会，就在这个礼堂上。那追悼白先生挽联的字句，今天我在这礼堂上，还仿佛有人念给我听！”[2]（P322-323）
1915年，在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运动中，李大钊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和《民国之薪胆》两篇文章，对日本侵华罪行进行披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但此时，他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对准袁世凯当局”[7]（P291）。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的逐渐暴露，尤其是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悍然称帝，李大钊将斗争的矛头转向国内腐朽的统治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反袁复辟的斗争中。1916年2月，李大钊曾离开东京回到上海，并作为汤化龙的代理人多方进行反袁联络工作，前后大约两个星期，也正是在这期间，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将其除名。回到日本后，李大钊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文史委员会编辑主任，主持创办《民彝》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民彝与政治》的重要论文。“通过‘民彝’，李大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和伦理观，阐述了自己的‘为治之道’和‘衡事理之器’，探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与今后的道路问题。”[7]（P316）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后，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控制国家政权。随着皖系势力的不断巩固，段祺瑞开始公开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反动本质暴露。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联合各派在军事政治层面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段护法运动。思想领域，梁启超以“调和论”公然为段祺瑞政府张目。在这种形式下，李大钊发表了《调和之法则》《辟伪调和》《调和誊》《调和之美》《暴力与政治》等一系列文章，针对梁启超“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的立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的政治主张[8]（P744），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梁启超的“伪调和论”，从而在思想方面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的军事政治斗争1。同时，他先后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中指出，“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希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创建“青春之中华”[8]（P364）。为实现“青春中华”的理想，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積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8]（P388）。
《民彝与政治》《青春》“都旨在从根本理论上回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也是从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一系列迫切问题”[7]（P401）“要为民主制度找到一种理论基础”[7]（P317）。而要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非划清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与传统断裂、迎接新事物不可，于是李大钊“民彝”“青春中华”的思想中自然地含有了革命的因子，这也是李大钊此一时期思想的主要特征。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李大钊认识到北洋军阀及其政客已经沦为“旧势力”，依靠他们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虽对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抱同情态度，但对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一败再败的革命行动亦感到失望。在不断的探索中，李大钊产生了“民彝”“青春中华”的思想，并深刻地认识到：“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8]（P678），唯有“驱除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8]（P679），中国才有希望。虽然最终“中流社会”也无法成为中国的“中心势力”，但是在当时来讲，李大钊将推动社会进步的依靠力量由“上流社会”下移至“中流社会”已经是一种进步趋势，这就为他日后选择“无产阶级”作为中国的“中心势力”创造了条件。在李大钊“仍想寻找一种新的中心势力，建立一种新的组织，作为救国救民的中坚力量”[9]（P128-129）的探索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
（三）拥抱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全面爆发，世界为之震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艰难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李大钊最早关注俄国十月革命，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抛弃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三册，同时刊发了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俄国某诗人对青年之训语》四篇文章，足见李大钊对俄国及其革命的关注程度。其中，《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指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6]（P43）这篇文章显然是李大钊在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初步思考后，在原有认识基础上，从调和论的视角出发分析问题，希望中华民族通过“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弥补东方文明的缺陷，建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6]（P44-45）。但由于他已清楚地看到了“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救世界之危机”，而“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的特殊作用，因此，他的认识已经超越了调和论者所能达到的范围。此文可视为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由初步接受到进一步深化认识之过渡。
在同期出版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俄罗斯之革命”的性质：“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6]（P56），并准备热情拥抱它了，“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6]（P59）。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毫无疑问地建立了布尔什维主义信仰”[10]（P69）。
1918年11月底，李大釗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6]（P101）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的新潮流”“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6]（P102）。在此，李大钊不仅深刻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而且开始进一步考虑以何种方式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1919年1月，李大钊又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要“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6]（P106），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P120）至此，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爆发并将取得胜利。
不难看出，李大钊接受并拥抱十月革命是有思想脉络可循的。“调和主义”曾经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看待“俄罗斯文明”时，他也曾从调和的视角出发。随着对十月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入，在经过短暂的过渡后，李大钊迅速选择了俄国式的革命，强烈地希望中国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活”，并在此基础上，“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6]（P44）。 二、引领革命潮流的李大钊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第一时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宣传阵地，以饱满的热情向中国人民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李大钊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以至于“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11]（P1）。此时的李大钊，已成为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引领中国革命潮流的人。他对中国革命潮流的引领主要体现在思想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革命实践活动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实现中国革命力量联合的推动上。
（一）开启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建
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劳动和资本》。他还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刊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从而“引导舆论界把目光投向了這一改造世界面貌的革命学说”[12]（P12）。面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能否适应中国实际的质疑，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6]（P229），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2]（P346）。当胡适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对胡适等的观点进行了坚决反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6]（P306）。“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6]（P307-308）。同时，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6]（P307）“在我们这个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6]（P306），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初步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指出，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非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在依靠力量上，李大钊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后，李大钊指出：“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6]（P268）在“二七”大罢工后，李大钊更是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反抗，“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2]（P334）。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将“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反抗富权阶级、资产阶级”[6]（P447）。又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6]（P180）“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P619）。因此，“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P629）。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就萌生了“大联合”的思想，“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6]（P428）。共产党建立以后，在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指出，“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2]（P125-126）。“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快“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2]（P220）。同时，李大钊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产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革命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基于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必要性、领导和依靠力量、统一战线及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一系列颇具洞见和指导性的主张，这些革命理论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促成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力量的联合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传播活动。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最为系统，通过报刊发表文章影响范围最大，广泛的社团活动影响则最为深远。五四前后，李大钊的社团活动极为活跃，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朱文通研究员统计，“他（李大钊——笔者注）直接参与发起成立的社团至少有20个左右，以多种方式亲自指导帮助过的社团至少有30个左右，在重要的大型集会中，他多次发动数十个乃至二三百个社团参加活动，并通过这些社团动员成千上万甚至20多万群众参加有关集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3]（P116）
由于參加社团的青年学生多怀远大理想和救国抱负，在社团活动中，李大钊的思想，尤其是他的革命救国思想，必然对广大青年产生影响，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李大钊积极鼓励青年“到民间去”作“社会实况之调查”“工农组织之运动”等工作，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的结合，并培养、锻炼了大批青年。李大钊的社团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赵世炎、陈毅、萧楚女、邓中夏、方志敏等。这些同志多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或负责人，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社团活动中，李大钊看到了社团的力量，产生了社团联合的思想，但由于志趣和接受能力等原因，组织松散的社团必然走向分裂，这也是社团区别于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此，李大钊“萌生了建立共产党的想法，并得到了社团活动中大批共产主义派骨干的鼎力支持”[13]（P132）。
在萌生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后，李大钊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先后与第三国际使者布尔特曼、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维金斯基进行了接洽，就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与维金斯基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将其引荐给陈独秀，促成了陈独秀与苏联使者的会晤。他与陈独秀多次谋划建党事宜，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年10月，继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北京小组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其他地区共产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为统一的全国性的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1年7月，在“南陈北李”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直接担负起领导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对推进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北方各个共产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多是在他的指导或关怀下建立的。同时，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并第一个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实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国共合作实现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北方地区革命力量的实际领导者。1925年和1926年，李大钊先后领导北方革命力量发动群众，掀起“首都革命”和“三一八”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推动了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他继续坚持留在北京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名革命者。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年仅38岁。
李大钊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身世不幸的他自小就深刻感受了社会的疾苦，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他逐渐抛弃了改良的救国道路，并对资产阶级及其道路产生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迅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潮流，直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李大钊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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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大钊；革命；思想；实践；引领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4-0065-06 [收稿日期] 2017-02-18
李大钊的一生，正处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他痛心疾首，英勇抗争。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李大钊，从思想上深挖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产生了“民彝”“青春中华”等新思想；在行动上，主动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洪流，探索中华民族的出路，第一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选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值此先烈就义90周年之际，回顾他的革命历程，不仅有利于充分展现烈士的伟大精神风貌，而且有助于从英烈文化中汲取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等精神源泉，凝聚起共筑中国梦的强劲内驱力。
一、革命进程中的李大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中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一批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人民的民主与自由而奋斗不止，直至付出宝贵的生命。李大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一）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与历史责任感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乐亭县城东大黑坨村。1892年，在祖父的初步教育下，开始学习识字和简单的阅读，后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考后，进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大钊开始感受到中国当时所处的严峻外部环境。在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中国的同时，“蕞尔小邦”的日本，也开始觊觎仅有一海之隔的老大帝国。甲午一役，台湾沦丧，清政府赔偿日本2.8亿两白银（其中3000万两为赎辽费）；日俄战争竟在中国领土进行，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这些都深深地刺激了李大钊年轻幼小的心灵。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李大钊便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立志走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1]（P85）。入永平府中學堂仅两年，又“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2]（P713），“‘深研政理’是他走上为中国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之路的关键，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3]。此时，李大钊尚处在革命思想产生的萌发期，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读书人隐隐的责任感。
基于这种责任感，为“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2]（P713-714），李大钊选择报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被顺利录取。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一方面认真学习“法政诸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2]（P714）；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入北洋政法学会，任编辑部部长，主持筹办并编辑《言治》杂志，并在上面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和诗歌，表达了“对国家人民前途的无限关切”[4]（P62）；他还基于义愤，主持编译《〈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书，驳斥了日本人中岛端的侵略性言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加入了中国社会党1并担任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总务干事，希冀寻得一条光明的救国之路。由于当局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推行限制学生研究西方“政理”、参加政治活动等措施，致使李大钊精神上极度苦恼2。
1913年6月，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2]（P714）。李大钊的好友郁嶷在一封告别信中描述了李大钊赴日求学的动机：“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5]（P52）。
在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之时，中国当局却依然守旧落后，不思进取，并对民众参与政治进行严格限制。身世不幸3的李大钊深刻感受了社会的疾苦，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新思想理念相融合，共同塑造着一个勇于担当救国救民责任的李大钊。
（二）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洪流
如果说，对中西“政理”的深入探究和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李大钊开启了救国之路。那么，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实践，则进一步促进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形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响应。12月31日，北方共和会白毓昆（雅雨）等与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张之江等进行多次联络后，发动了滦州起义。1912年1月3日，北方革命军政府成立。起义军一度与清军展开激战，但因叛徒告密，起义于1月7日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先后壮烈牺牲。虽然李大钊未到前线从事直接的反清斗争，但却“在滦州起义的筹备当中负责联络工作”[1]（P89），在革命运动中亦作出了贡献。革命烈士的牺牲，尤其是自己敬仰的老师白雅雨的牺牲，深深震撼了李大钊的内心，以至在1923年12月30日母校18周年纪念日演講时，李大钊仍动情地回忆道：“给白先生开追悼会，就在这个礼堂上。那追悼白先生挽联的字句，今天我在这礼堂上，还仿佛有人念给我听！”[2]（P322-323）
1915年，在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运动中，李大钊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和《民国之薪胆》两篇文章，对日本侵华罪行进行披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但此时，他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对准袁世凯当局”[7]（P291）。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的逐渐暴露，尤其是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悍然称帝，李大钊将斗争的矛头转向国内腐朽的统治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反袁复辟的斗争中。1916年2月，李大钊曾离开东京回到上海，并作为汤化龙的代理人多方进行反袁联络工作，前后大约两个星期，也正是在这期间，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将其除名。回到日本后，李大钊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文史委员会编辑主任，主持创办《民彝》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民彝与政治》的重要论文。“通过‘民彝’，李大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和伦理观，阐述了自己的‘为治之道’和‘衡事理之器’，探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与今后的道路问题。”[7]（P316）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后，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控制国家政权。随着皖系势力的不断巩固，段祺瑞开始公开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反动本质暴露。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联合各派在军事政治层面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段护法运动。思想领域，梁启超以“调和论”公然为段祺瑞政府张目。在这种形式下，李大钊发表了《调和之法则》《辟伪调和》《调和誊》《调和之美》《暴力与政治》等一系列文章，针对梁启超“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的立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的政治主张[8]（P744），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梁启超的“伪调和论”，从而在思想方面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的军事政治斗争1。同时，他先后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中指出，“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希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创建“青春之中华”[8]（P364）。为实现“青春中华”的理想，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積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8]（P388）。
《民彝与政治》《青春》“都旨在从根本理论上回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也是从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一系列迫切问题”[7]（P401）“要为民主制度找到一种理论基础”[7]（P317）。而要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非划清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与传统断裂、迎接新事物不可，于是李大钊“民彝”“青春中华”的思想中自然地含有了革命的因子，这也是李大钊此一时期思想的主要特征。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李大钊认识到北洋军阀及其政客已经沦为“旧势力”，依靠他们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虽对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抱同情态度，但对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一败再败的革命行动亦感到失望。在不断的探索中，李大钊产生了“民彝”“青春中华”的思想，并深刻地认识到：“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8]（P678），唯有“驱除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8]（P679），中国才有希望。虽然最终“中流社会”也无法成为中国的“中心势力”，但是在当时来讲，李大钊将推动社会进步的依靠力量由“上流社会”下移至“中流社会”已经是一种进步趋势，这就为他日后选择“无产阶级”作为中国的“中心势力”创造了条件。在李大钊“仍想寻找一种新的中心势力，建立一种新的组织，作为救国救民的中坚力量”[9]（P128-129）的探索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
（三）拥抱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全面爆发，世界为之震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艰难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李大钊最早关注俄国十月革命，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抛弃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三册，同时刊发了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俄国某诗人对青年之训语》四篇文章，足见李大钊对俄国及其革命的关注程度。其中，《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指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6]（P43）这篇文章显然是李大钊在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初步思考后，在原有认识基础上，从调和论的视角出发分析问题，希望中华民族通过“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弥补东方文明的缺陷，建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6]（P44-45）。但由于他已清楚地看到了“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救世界之危机”，而“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的特殊作用，因此，他的认识已经超越了调和论者所能达到的范围。此文可视为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由初步接受到进一步深化认识之过渡。
在同期出版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俄罗斯之革命”的性质：“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6]（P56），并准备热情拥抱它了，“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6]（P59）。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毫无疑问地建立了布尔什维主义信仰”[10]（P69）。
1918年11月底，李大釗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6]（P101）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的新潮流”“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6]（P102）。在此，李大钊不仅深刻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而且开始进一步考虑以何种方式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1919年1月，李大钊又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要“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6]（P106），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P120）至此，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爆发并将取得胜利。
不难看出，李大钊接受并拥抱十月革命是有思想脉络可循的。“调和主义”曾经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看待“俄罗斯文明”时，他也曾从调和的视角出发。随着对十月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入，在经过短暂的过渡后，李大钊迅速选择了俄国式的革命，强烈地希望中国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活”，并在此基础上，“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6]（P44）。 二、引领革命潮流的李大钊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第一时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宣传阵地，以饱满的热情向中国人民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李大钊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以至于“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11]（P1）。此时的李大钊，已成为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引领中国革命潮流的人。他对中国革命潮流的引领主要体现在思想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革命实践活动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实现中国革命力量联合的推动上。
（一）开启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建
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劳动和资本》。他还将自己负责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刊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经济论。从而“引导舆论界把目光投向了這一改造世界面貌的革命学说”[12]（P12）。面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能否适应中国实际的质疑，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6]（P229），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2]（P346）。当胡适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对胡适等的观点进行了坚决反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6]（P306）。“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6]（P307-308）。同时，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6]（P307）“在我们这个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6]（P306），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初步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指出，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革命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非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在依靠力量上，李大钊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后，李大钊指出：“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6]（P268）在“二七”大罢工后，李大钊更是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反抗，“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2]（P334）。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将“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反抗富权阶级、资产阶级”[6]（P447）。又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6]（P180）“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P619）。因此，“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P629）。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就萌生了“大联合”的思想，“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6]（P428）。共产党建立以后，在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指出，“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2]（P125-126）。“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快“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2]（P220）。同时，李大钊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产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革命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基于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必要性、领导和依靠力量、统一战线及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一系列颇具洞见和指导性的主张，这些革命理论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促成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力量的联合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传播活动。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最为系统，通过报刊发表文章影响范围最大，广泛的社团活动影响则最为深远。五四前后，李大钊的社团活动极为活跃，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朱文通研究员统计，“他（李大钊——笔者注）直接参与发起成立的社团至少有20个左右，以多种方式亲自指导帮助过的社团至少有30个左右，在重要的大型集会中，他多次发动数十个乃至二三百个社团参加活动，并通过这些社团动员成千上万甚至20多万群众参加有关集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3]（P116）
由于參加社团的青年学生多怀远大理想和救国抱负，在社团活动中，李大钊的思想，尤其是他的革命救国思想，必然对广大青年产生影响，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李大钊积极鼓励青年“到民间去”作“社会实况之调查”“工农组织之运动”等工作，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的结合，并培养、锻炼了大批青年。李大钊的社团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赵世炎、陈毅、萧楚女、邓中夏、方志敏等。这些同志多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或负责人，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社团活动中，李大钊看到了社团的力量，产生了社团联合的思想，但由于志趣和接受能力等原因，组织松散的社团必然走向分裂，这也是社团区别于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此，李大钊“萌生了建立共产党的想法，并得到了社团活动中大批共产主义派骨干的鼎力支持”[13]（P132）。
在萌生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后，李大钊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先后与第三国际使者布尔特曼、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维金斯基进行了接洽，就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与维金斯基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将其引荐给陈独秀，促成了陈独秀与苏联使者的会晤。他与陈独秀多次谋划建党事宜，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年10月，继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北京小组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其他地区共产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为统一的全国性的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1年7月，在“南陈北李”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直接担负起领导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对推进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北方各个共产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多是在他的指导或关怀下建立的。同时，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并第一个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实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国共合作实现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北方地区革命力量的实际领导者。1925年和1926年，李大钊先后领导北方革命力量发动群众，掀起“首都革命”和“三一八”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指导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推动了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他继续坚持留在北京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名革命者。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年仅38岁。
李大钊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身世不幸的他自小就深刻感受了社会的疾苦，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他逐渐抛弃了改良的救国道路，并对资产阶级及其道路产生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迅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潮流，直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李大钊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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