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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出台了网约车监管草案。广大消费者在震惊之余，同时感叹出台的政策太具有中国特色了。腾讯董事局主席兼CEO马化腾也表示，希望网约车新政不要一棒打死。李克强总理表示，这个问题听到了，基本原则是明确的，会要求有关城市进行研究。
四个月前，酝酿了两年之久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最终出台，网络约车终于等来了合法身份，但是政策落地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明确。在许多用户因网络约车平台合并之后应声涨价而颇有怨言之时，北上广深在国庆长假后同一天发布了网约车地方新规，且都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对当地网约车司机户籍、驾龄、年龄、学历、车龄、车型、车牌、排量等等都做出了相应规定。
而相对广州、深圳的“温和”，京沪版则充满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尤其明确规定非京沪籍驾驶员以及外地号牌车辆，不得从事网约车运营，被舆论调侃为“网约车不实施细则”，此举若形成示范效应，可能会对网约车前景埋下一定变数，也引发不小的市场恐慌。
最严新规之下，这个段子火了：以后相亲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问答了。女的问男的，你平时有空出去开开网约车吗？这个问题信息量非常大：是否有车，是否1.8T以上的车，轴距是不是2650毫米以上，是不是合资品牌，是不是本地户籍、本地车牌。为了城市未婚女青年，相关部门考虑得真周全。
限制外地车缓解拥堵合乎情理
北京和上海门槛最高，要求当地户口和车辆才能从事网约车服务。深圳相对缓和，有居住证也行。广州最平和，不过要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必须是一年内的新车，且要求司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事实上，广州在去年底就已经开始清理外地专车，只允许粤A车辆在广州进行网约车服务。
这样看来，只允许本地车辆运营网约车，已是各地共识，这也很容易理解，外地车涌入经济条件较好、用车需求更旺盛的大城市，既不好管理，也会给当地带来交通压力。
举个例子，在广州限制外地车牌从事网约车之前，广州大道拥堵十分严重，清理之后缓和多了。广州市交委也有统计数据显示，在限制外地专车之前，广州交通拥堵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最大增幅达到74%。限制外地专车之后，高德地图数据则显示，今年二季度，广州市的拥堵排名相比去年同期由第3名下降到第9名，拥堵指数降幅达1.9%。
因此，限制外地车在本地从事网约车服务，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对轴距、排量、车龄之类的限制，一个核心目的是让网约车更加高端，避免网约车对出租车形成太猛烈的冲击。
互联网专车通过补贴大战，给市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出行服务，对出租车冲击确实很大，一些出租车司机在去年曾纷纷辞职，其中一部分转投专车平台。为什么？因为去年专车司机赚钱很多，出租车司机收入必然会降低。
滴滴的“不成熟”
作为网约车市场老大的滴滴对此反应颇为激烈，其在公开信中扬言，京沪等地意见稿将导致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或将失去目前的工作机会与收入，数百万家庭将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大量司机将面对失业打击，成为社会闲散人员，重新寻找工作，或将造成群体性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滴滴还搬出李克强总理“分享经济”力量，认为从事网约车的兼职车主，也将被迫退出这个行业，刚刚在中国落地发芽的分享经济也将受到重创。
滴滴声泪俱下的控诉，与北京的调控有些南辕北辙。尽管北京今年出台积分落户政策，给数百万定居北京的外地人落户带来一丝想象空间，然而严控人口规模却是当下北京最重要任务之一，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是难以逾越的红线，“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成为各级部门工作常态。
而从此次的北京版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与关停中关村数码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城类似，给司机和专车设立极高的准入门槛目的在于人口疏解。如果在这些大城市放开对从业人员的限制，就会对周边的劳动力有虹吸作用，吸引大量劳动力涌入大城市，以开网约车为业。这不符合北京等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
滴滴在公开信中说，网约车新规将使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失业，以及数百万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或将造成群体性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等等，看似很合情合理，然而与相关部门不在一个频道。
新政冲击的是数百万非京沪籍网约车司机，他们很可能会失业以及家庭失去重要收入来源。但在相关部门眼里，这些非京沪籍网约车从业人员，本来就在清退之列，如果他们在京沪等地长期找不到营生，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转战适合自身生存发展之地。
此外，滴滴认为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草案会让司机群体收入减少70%以上，同时列举上海目前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为沪籍。也就是说，滴滴仅提供数千个沪籍人口就业机会，实在是有些寒碜。
新政“进两步退一步”？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在颁布新政之前，往往会抛出若干议题，以此来试探舆论风向，作为未来决策依据，有时会采取切香肠式战术，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实现预期目标。今年7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各方既得利益博弈下，其正式版和征求意见稿内容也存在不小的修订空间。
此次征求意見稿像是一颗巨大的烟雾弹，让全行业顿时看不清未来方向。滴滴们声泪俱下哭诉，可能会收获不少舆论同情分，然而在北京下大力气解决城市拥堵，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大环境下，滴滴控诉的重演打车难，打车贵，高排量车辆准入增加城市环境压力等难题，以及大谈所谓的共享经济前景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如何紧密配合当地政府行动则更为紧要。
当然细则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修订空间，京沪等正式版不排除会放宽户籍及车辆准入标准，比如户籍门槛下修为持当地居住证，具备连续若干年社保和纳税记录等，车牌来源和司机籍贯符合一项即可，政府还可在司机总量进行配额管理等等，总之得给蓬勃发展的公共出行市场留发展窗口。
在阿里巴巴的一次技术论坛上，马云曾说：“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新政是否会产生像滴滴出行所说的连锁反应，阵痛过后网约车平台的出路又在何方，在即将到来的寒冬中，市场会给出冷静的答复。
四个月前，酝酿了两年之久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最终出台，网络约车终于等来了合法身份，但是政策落地还有诸多问题有待明确。在许多用户因网络约车平台合并之后应声涨价而颇有怨言之时，北上广深在国庆长假后同一天发布了网约车地方新规，且都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对当地网约车司机户籍、驾龄、年龄、学历、车龄、车型、车牌、排量等等都做出了相应规定。
而相对广州、深圳的“温和”，京沪版则充满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尤其明确规定非京沪籍驾驶员以及外地号牌车辆，不得从事网约车运营，被舆论调侃为“网约车不实施细则”，此举若形成示范效应，可能会对网约车前景埋下一定变数，也引发不小的市场恐慌。
最严新规之下，这个段子火了：以后相亲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问答了。女的问男的，你平时有空出去开开网约车吗？这个问题信息量非常大：是否有车，是否1.8T以上的车，轴距是不是2650毫米以上，是不是合资品牌，是不是本地户籍、本地车牌。为了城市未婚女青年，相关部门考虑得真周全。
限制外地车缓解拥堵合乎情理
北京和上海门槛最高，要求当地户口和车辆才能从事网约车服务。深圳相对缓和，有居住证也行。广州最平和，不过要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必须是一年内的新车，且要求司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事实上，广州在去年底就已经开始清理外地专车，只允许粤A车辆在广州进行网约车服务。
这样看来，只允许本地车辆运营网约车，已是各地共识，这也很容易理解，外地车涌入经济条件较好、用车需求更旺盛的大城市，既不好管理，也会给当地带来交通压力。
举个例子，在广州限制外地车牌从事网约车之前，广州大道拥堵十分严重，清理之后缓和多了。广州市交委也有统计数据显示，在限制外地专车之前，广州交通拥堵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最大增幅达到74%。限制外地专车之后，高德地图数据则显示，今年二季度，广州市的拥堵排名相比去年同期由第3名下降到第9名，拥堵指数降幅达1.9%。
因此，限制外地车在本地从事网约车服务，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对轴距、排量、车龄之类的限制，一个核心目的是让网约车更加高端，避免网约车对出租车形成太猛烈的冲击。
互联网专车通过补贴大战，给市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出行服务，对出租车冲击确实很大，一些出租车司机在去年曾纷纷辞职，其中一部分转投专车平台。为什么？因为去年专车司机赚钱很多，出租车司机收入必然会降低。
滴滴的“不成熟”
作为网约车市场老大的滴滴对此反应颇为激烈，其在公开信中扬言，京沪等地意见稿将导致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或将失去目前的工作机会与收入，数百万家庭将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大量司机将面对失业打击，成为社会闲散人员，重新寻找工作，或将造成群体性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滴滴还搬出李克强总理“分享经济”力量，认为从事网约车的兼职车主，也将被迫退出这个行业，刚刚在中国落地发芽的分享经济也将受到重创。
滴滴声泪俱下的控诉，与北京的调控有些南辕北辙。尽管北京今年出台积分落户政策，给数百万定居北京的外地人落户带来一丝想象空间，然而严控人口规模却是当下北京最重要任务之一，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是难以逾越的红线，“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成为各级部门工作常态。
而从此次的北京版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与关停中关村数码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城类似，给司机和专车设立极高的准入门槛目的在于人口疏解。如果在这些大城市放开对从业人员的限制，就会对周边的劳动力有虹吸作用，吸引大量劳动力涌入大城市，以开网约车为业。这不符合北京等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
滴滴在公开信中说，网约车新规将使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失业，以及数百万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或将造成群体性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等等，看似很合情合理，然而与相关部门不在一个频道。
新政冲击的是数百万非京沪籍网约车司机，他们很可能会失业以及家庭失去重要收入来源。但在相关部门眼里，这些非京沪籍网约车从业人员，本来就在清退之列，如果他们在京沪等地长期找不到营生，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转战适合自身生存发展之地。
此外，滴滴认为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草案会让司机群体收入减少70%以上，同时列举上海目前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为沪籍。也就是说，滴滴仅提供数千个沪籍人口就业机会，实在是有些寒碜。
新政“进两步退一步”？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在颁布新政之前，往往会抛出若干议题，以此来试探舆论风向，作为未来决策依据，有时会采取切香肠式战术，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实现预期目标。今年7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各方既得利益博弈下，其正式版和征求意见稿内容也存在不小的修订空间。
此次征求意見稿像是一颗巨大的烟雾弹，让全行业顿时看不清未来方向。滴滴们声泪俱下哭诉，可能会收获不少舆论同情分，然而在北京下大力气解决城市拥堵，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大环境下，滴滴控诉的重演打车难，打车贵，高排量车辆准入增加城市环境压力等难题，以及大谈所谓的共享经济前景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如何紧密配合当地政府行动则更为紧要。
当然细则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修订空间，京沪等正式版不排除会放宽户籍及车辆准入标准，比如户籍门槛下修为持当地居住证，具备连续若干年社保和纳税记录等，车牌来源和司机籍贯符合一项即可，政府还可在司机总量进行配额管理等等，总之得给蓬勃发展的公共出行市场留发展窗口。
在阿里巴巴的一次技术论坛上，马云曾说：“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新政是否会产生像滴滴出行所说的连锁反应，阵痛过后网约车平台的出路又在何方，在即将到来的寒冬中，市场会给出冷静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