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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形成离心力和向心力，两者相互作用、循环积累，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空间经济学其他原理也能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均衡点选择以及临界值等问题做出解释。因此，改变离心力和向心力可以改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速度，合理利用外部环境的冲击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应该改变人们对生态破坏的预期，转变“重经济、轻环境”的观念。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生态环境
一、 经济增长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
从工业革命至今，全球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提高了技术水平，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我国为例，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 300万元，按照改革开放后的增长速度及不变的人民币汇率计算，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将会达到12 000美元（蔡昉，2013）；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资源消耗等问题愈发严重。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3年～2010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年增长率平均为14.9%，废水排放量增长率为4.3%；从图1可见，1990年以来，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石油及其他液体燃料消耗大幅度上升，如果继续以此速度消耗能源，到203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液态能源消耗国。面对这种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趋势，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展开了激烈讨论，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改善。
早在200年前，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增长如果不受控制，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土地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生活资料最多以算术级数增长，最后会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2007）。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一步进行了讨论，最为著名的是罗马俱乐部，其代表人物Meadows在1971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他认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粮食、污染、资源这三个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应该采取零增长的策略（张云飞，1989）。丁任重（2005）认为，生态系统本身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外部干扰因素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但是系统经过自我调节后又会恢复原状，若是外部干扰过于强烈，破坏了生态系统，那么系统会发生失衡现象，工业化严重破坏了环境的修复功能，导致环境恶化。
但是，也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Grossman和Krueger，他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良的趋势，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
钟茂初（2005）对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污染可以转移，这一原因将造成Grossman和Krueger实证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根本就不会出现，同时环境污染的形式非单一，以“森林覆盖率”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欠妥。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所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对减轻生态环境破坏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学者是从某个方面（土地、粮食、资源等）出发解释经济增长为什么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系统性的分析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因素如何影响生态环境。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然而数据的选取一般是针对部分国家，很少从全球角度出发，因此缺乏长期、全面的分析。
空间经济学综合了区域科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用来研究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并可以从比较开阔的视角研究区域收敛和非均衡发展问题。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就处于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从两者之间关系来看，经济越来越发达，而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从空间角度看，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利用空间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可以比较全面的解释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将从空间经济学的集聚原理出发，总结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阐明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循环积累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试图利用这种影响机制，调节这些因素的增长速度，进而提出一些对生态环境有益的建议。
二、 用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解释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在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控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下面将通过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分析上述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共同作用以确定均衡状态，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是如何决定的。
1. 即使外部力量不发挥作用，内部力量也会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空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活动受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而在某区域聚集与扩散过程中，向心力与离心力会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离心力减弱的会比较快（安虎森和蒋涛，2006）。同理，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自然资源和生态容量的有限性是最主要的成本，随着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和生态容量的逐渐饱和，资源的成本逐渐上升，这时，经济增长的离心力增加的会比较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减缓。具体而言，当自然资源较为充裕、生态容量未达到饱和时，资源的成本较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会发挥巨大作用，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同时带来的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上升。现在，自然资源已经大量减少，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越来越大，这时资源匮乏、环境管制等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发挥其作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归根到底都要依靠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自然资源减少速度加快，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渐下降；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重，这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会发挥主导作用。当两种力量达到平衡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固定下来，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也将达到一种均衡。 5. 环境管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制通常在短期内收效甚微，甚至没有效果，这时要考虑到临界状态。应该继续稳步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并适当的减少对高污染型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少高污染行业的转移；同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促进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加强联系，共同加强环境管制。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2]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M].邱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张云飞.罗马俱乐部的生态道德观评述[J].道德与文明，1989，（5）：32-35.
[4] 丁任重.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和极限问题的理论争论与人类面临的选择[J].经济学家，2005，（4）：11-19.
[5] Grossman G M， A B 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6] 钟茂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虚幻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5）：1-6.
[7] 安虎森，蒋涛.块状世界的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点评[J].南开经济研究，2006，（5）：92-103.
[8] 梁琦，刘厚俊.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02，（11）：61-66.
[9] Anas A， Arnott R， Small K A.Urban Spatial Structur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3）：1426-1464.
[10] 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J].改革，1995，（3）：57-59.
[11] 徐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1.
[12] 李富强.内生制度、最优治理和我国经济增长[D].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6.
[13] 熊俊.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四川大学学位论文，2006.
[14] 唐家龙.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52-2007）[D].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09.
[15] 邓宗兵.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大学学位论文，2010.
[16] 周杰琦.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1990-2010[J].工业技术经济，2014，（1）.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评价方法与政策工具研究”（项目号：13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生态环境
一、 经济增长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
从工业革命至今，全球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提高了技术水平，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我国为例，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 300万元，按照改革开放后的增长速度及不变的人民币汇率计算，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将会达到12 000美元（蔡昉，2013）；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资源消耗等问题愈发严重。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3年～2010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年增长率平均为14.9%，废水排放量增长率为4.3%；从图1可见，1990年以来，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石油及其他液体燃料消耗大幅度上升，如果继续以此速度消耗能源，到203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液态能源消耗国。面对这种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趋势，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展开了激烈讨论，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改善。
早在200年前，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增长如果不受控制，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土地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生活资料最多以算术级数增长，最后会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2007）。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一步进行了讨论，最为著名的是罗马俱乐部，其代表人物Meadows在1971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他认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粮食、污染、资源这三个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应该采取零增长的策略（张云飞，1989）。丁任重（2005）认为，生态系统本身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外部干扰因素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但是系统经过自我调节后又会恢复原状，若是外部干扰过于强烈，破坏了生态系统，那么系统会发生失衡现象，工业化严重破坏了环境的修复功能，导致环境恶化。
但是，也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Grossman和Krueger，他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良的趋势，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
钟茂初（2005）对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污染可以转移，这一原因将造成Grossman和Krueger实证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根本就不会出现，同时环境污染的形式非单一，以“森林覆盖率”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欠妥。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所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对减轻生态环境破坏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学者是从某个方面（土地、粮食、资源等）出发解释经济增长为什么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系统性的分析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因素如何影响生态环境。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然而数据的选取一般是针对部分国家，很少从全球角度出发，因此缺乏长期、全面的分析。
空间经济学综合了区域科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用来研究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并可以从比较开阔的视角研究区域收敛和非均衡发展问题。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就处于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从两者之间关系来看，经济越来越发达，而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从空间角度看，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利用空间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可以比较全面的解释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将从空间经济学的集聚原理出发，总结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阐明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循环积累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试图利用这种影响机制，调节这些因素的增长速度，进而提出一些对生态环境有益的建议。
二、 用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解释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在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控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下面将通过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分析上述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共同作用以确定均衡状态，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是如何决定的。
1. 即使外部力量不发挥作用，内部力量也会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空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活动受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而在某区域聚集与扩散过程中，向心力与离心力会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离心力减弱的会比较快（安虎森和蒋涛，2006）。同理，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自然资源和生态容量的有限性是最主要的成本，随着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和生态容量的逐渐饱和，资源的成本逐渐上升，这时，经济增长的离心力增加的会比较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减缓。具体而言，当自然资源较为充裕、生态容量未达到饱和时，资源的成本较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会发挥巨大作用，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同时带来的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上升。现在，自然资源已经大量减少，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越来越大，这时资源匮乏、环境管制等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发挥其作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归根到底都要依靠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自然资源减少速度加快，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渐下降；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重，这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会发挥主导作用。当两种力量达到平衡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固定下来，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也将达到一种均衡。 5. 环境管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制通常在短期内收效甚微，甚至没有效果，这时要考虑到临界状态。应该继续稳步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并适当的减少对高污染型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少高污染行业的转移；同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促进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加强联系，共同加强环境管制。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2]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M].邱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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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敬琏.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J].改革，1995，（3）：57-59.
[11] 徐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1.
[12] 李富强.内生制度、最优治理和我国经济增长[D].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6.
[13] 熊俊.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四川大学学位论文，2006.
[14] 唐家龙.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52-2007）[D].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09.
[15] 邓宗兵.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大学学位论文，2010.
[16] 周杰琦.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1990-2010[J].工业技术经济，2014，（1）.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评价方法与政策工具研究”（项目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