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路讲一路，播撒思想解放的火种

　　东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来说，是福地。解放战争还没有开始，中共中央、毛泽东就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决定抢占东北。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成为重工业基地，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来到了东北。这一天，他出访朝鲜回国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这是他在出访之前就决定了的事情。
　　9月12日，邓小平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谈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他说：我们希望二十二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他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回到祖国，在这个马年的9月，邓小平把东北转了个遍。他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播撒思想解放的火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满满的行程：
　　9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辽宁本溪车站接见有关单位负责人，发表简短讲话，即于当晚离开辽宁前往黑龙江大庆市，在火车上同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省委、大庆油田等负责人见面，并听取汇报。
　　9月14日8时抵达大庆后，视察大庆油田研究设计院地质陈列室、采油六部喇二联合站、大庆展览馆、采油一部六排十七井、大庆油田机关。当天晚上抵达哈尔滨。
　　9月15日上午，听取黑龙江省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抵达吉林长春。
　　9月16日上午，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晚离开长春抵达辽宁省沈阳市，立即同曾绍山谈工作调动问题。
　　9月17日上午，听取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下午，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李德生、傅奎清的汇报。晚上9时30分，离开沈阳前往鞍山市。
　　9月18日，抵达鞍山后，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接着听取了鞍山市委、鞍山钢铁公司负责人的汇报。晚上离开鞍山。
　　东北之行，邓小平听了各地汇报，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谈，不知疲倦，谈那些思虑已久的设想，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有人计算了一下，他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发表的讲话，总计有10万多字。真够出一本书了。
　　邓小平在东北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话？他都讲了些什么？

在东北三地讲企业管理和体制改革

　　在黑龙江，因为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率中国农业代表团去美国访问还没有回来，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是省委书记李力安。因为第一站是参观大庆油田，邓小平首先讲到的就是企业管理和体制改革的话题。
　　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的汇报后，对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了解的邓小平，提出要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的问题，首先就是解决体制问题。他大胆地指出：从总的状况来看，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他还举例说：大庆要进口一件什么设备，本来经过党委就可以解决，就是转圈子定不下来，拖了一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针对大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比如大庆，它引进的工厂，从头至尾应该由大庆自己负责。派人考察，同外国人来往，签订合同，每件技术怎么引进，怎么学会，都应该由大庆这个企业负责。引进的项目，要按人家定额办，就是要达到人家的定额标准。从联邦德国引进一套5000万吨生产能力的煤矿设备，完全自动化，他们用900人。我说我们只加一个党委书记，901人，他们说少了，我说加3个人。否则落后，人多了打架，而且搞得管理混乱。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好的经验。蒋南翔当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时，从校党委、总支、支部，党委专职人员只有7个，剩下就是教学、科研人员，他们懂行，也是共产党员。清华办得很好，学生也多，一万二三千，出来的学生水平高，受欢迎。
　　到了长春，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是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就有希望。在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在鞍山，邓小平再次提出解决体制、增加地方权力的问题。他说：“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有些事情，办起来老是转圈，要经过省、部、国家计委，就太慢了。”他强调，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
　　李力安回忆说：“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要加强党委的领导，党委要改进领导，党委领导搞不好就变成障碍，官僚主义发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之，现在有一系列问题提到我们党委面前，首先是上层建筑同我们现在的基础不适应，水平太低。必须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就有希望。凡是老企业要逐步改造，逐步把上层建筑改造好。以那些改造好的作为样板，搞几百个样板，改造我们的企业。”

在吉林的讲话

　　长春南湖宾馆坐落在南湖湖畔的幽林深处，是座树林环抱的漂亮建筑。1978年9月16日，它一改往常的寂静，变得喧闹起来。“上午9点，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从1966年到1978年，整整12年我们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真是百感交集，我紧紧握着小平同志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小平同志饱含感情地点了一下头……”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这是他第三次复出，也是第三次踏上吉林这片土地，并在这里点燃工作重心转移的第一把火。”
　　第一把火是什么火呢？
　　听完王恩茂接近两个小时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向会场全体人员挥了挥手，打招呼致意。随后，他就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他从实事求是讲起：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学。比如评工计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都要好好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搞得好的，国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给予奖励。这样鼓励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能力。总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業，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要提倡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

为什么会在吉林大张旗鼓地阐述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现代迷信，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后来被政治观察家们评论为这次邓小平东北之行谈话的核心。
　　在黑龙江，邓小平没有阐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吉林大张旗鼓地说呢？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专门找中宣部部长谈话，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然而，该部长置若罔闻，一个月前来到吉林，坚持搞“两个凡是”，强调不能只讲一条语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从1978年夏天以来，围绕着对待毛泽东思想是“高举”还是“砍旗”的争论，中国思想理论界已经被搅得沸沸扬扬，把领导层的思想路线的交锋卷入其中。在6月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围绕实事求是问题的讲话，实际上已经为这场斗争树立了一面思想的旗帜。就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讲话、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吉林，邓小平罕见地第一次公开批判了“两个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把“真高举”和“假高举”加以分析和区别，把“真高举”的旗帜夺了回来。他尖锐地批判了思想僵化，说：“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开动脑筋，认为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不要头脑僵化，不要当懒汉，要来一个革命。
　　邓小平酣畅淋漓的讲话，确实一下子“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这就为后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伟大的转折点燃了光明之火”。王恩茂如是解释了他所说的这“第一把火”。

在吉林，邓小平还饱含深情地讲了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次东北之行，邓小平多次情绪激动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中国人民确实好，房子少，几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究竟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思考了很久，想法也非常成熟。他把自己对人民具体的、厚重的感情，上升到社会主义原则、目标和共产党人的宗旨、使命的高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性的思考，他超越了“凡是派”肤浅的认知，掌握了坚持真理的话语权和带领人民前进的领导权。
　　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就是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王恩茂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水平老是很低，我們就对不起人民。‘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搞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表现在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至极！1978年，我国工人的月工资只有45元，农村广大地区还处在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以还是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小平同志说出了与会同志的心声，会场上当即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同培养技术工人，同以消费促进生产联系了起来

　　9月15日，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介绍七八月份工业生产下降，有原料问题，也有按劳分配方面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按劳分配政策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要把按劳分配原则落到实处，就要实行奖励制度。对管理好的企业，为国家贡献大的人给予奖励，工资水平要高一些，当前差别不能太大，但是集体福利要多一些，以刺激技术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
　　这次东北之行，邓小平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同培养技术工人，同以消费促进生产联系了起来。他说：提高工资水平，现在可以从改造好的企业做起，现在全国拿工资的职工1亿人，设想到1985年有2000万人平均工资到80元，起码四级工，六七十元一个月。更多的是五级、六级、七级、八级，这样平均可以到80元。现代化技术水平可不简单，没有一点科学知识、科学技术不行。如果平均工资达到80元，技术水平至少平均达到六级。工厂的工作就不会差。
　　谈到这里，邓小平还列举大庆萨尔图仓库的“活账本”齐莉莉和她的徒弟、一年前刚刚进厂的新工人曹新云，称赞道：很好，现在恐怕只有40元钱一个月，她尽管年轻，应该定八级工，至少要定七级。这样鼓励人们学习、向上，这样按劳分配，他们的收入多，给国家的贡献更大。马克思主义讲供求关系。2000万人平均80元，他们收入高一些，就要求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住房也要宽一些。总之，生活条件要好一些。反过来就能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工业、商业。分配政策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
　　9月20日，在听取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提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不合格的管理人员要刷下来。工资总额、劳动定额不能突破，这样自己调剂的能力是没有的。”
　　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思路。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此后，邓小平又在多种公开场合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