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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日报》的前身是《五日时事》和《抗战日报》，在这三个时期，毛泽东或亲笔题写报名，或多次指示具体的办报方针，使晋绥的新闻事业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五日时事》报时期
1938年初，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林枫任书记。为了及时传达中央政策和区党委的指示以及报道战争形势，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以适应工作需要。由于处于游击环境，办报只能用油印。1938年5月25日，《五日时事》在山西孝义县创刊，系8开油印小报。出版时间是每月的5日、10日、15日、20日、25日、30日。仓0刊号至49号，报头是横排黑体字。从1939年2月15日第50号起，用“五日时事，毛泽东题”报头。并发表《志谢》文章：“本报同人夙仰毛泽东先生对国家民族贡献之伟大，特辗转托人求先生为书一报头，以表同人等对毛先生伟大人格崇敬之意。兹蒙不弃，慨为惠题，不胜感幸之至，特此致谢!”事实是，1939年初，在延安举办的各抗日根据地报纸展览会上，《五日时事》受到了毛泽东等的赞赏，毛泽东还给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写信说，报纸办得很好，希望你们向《新中华报》学习。后来林枫去延安开会，请毛泽东给《五日时事》题写报头，毛欣然命笔并署名，以示对这份报纸的肯定。
《五日时事》每期蜡纸两版，印数5000份，内容是5天来的时局形势，各战场战况，以及区党委的指示通知等。宣传部长张稼夫主抓电讯的收辑和稿件的审查，并亲自撰写社论。北方局党委书记杨尚昆和晋西南党委书记林枫也亲自指示小报的编辑工作。主编为王修。由于《五日时事》刻写精致，并时常配以地图、漫画和彩色套印，版面整齐美观，所以在延安展览会上受到广泛赞誉。
二、《抗战日报》时期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兴县，与晋西北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这样，晋西区就有了两份报纸，一份是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五日时事》，另一份是1939年1月28日以“牺盟会”名义创办的统一战线报刊《新西北报》。1940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9周年之际，晋西区党委将《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合并，在兴县创办大型铅印报纸《抗战日报》，作为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
在《抗战日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宗旨和任务：“《抗战日报》是晋西五百万人民的报纸，就是说，它是代表晋西五百万人民抗战意志的报纸。本报的第一个任务是坚持抗战到底，顾名思义，坚持抗战即是本报最基本的任务。本报的第二个任务是坚持团结到底，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报的第三个任务是坚持晋西北的建设，使晋西北成为巩固的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便是本报的三大任务。”
《抗战日报》在办报的前四年中，虽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但基本指导思想是仿照延安《解放日报》的。凡属必须让干部群众知道的事情，比如党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毛泽东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的文章和讲话，《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全局的重要社论和评论等，一般都原文照登。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与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谈话时，对改进《抗战日报》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到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本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去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这个指示在报社传达以后，经过学习和讨论，编采人员开阔了思路，提高了认识。大家明确了报纸的地方化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扩大地方新闻的版面，还要从版面的组织安排上，国内国际新闻的选择和编写上加以改进，更要在地方新闻如何适应根据地人民的需要上下工夫，要多角度多层次地改进报纸报道工作，真正做到“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为此，报社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发展与健全地方通讯组织，报社和各级党委协同努力，针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建立发展、整顿加强、健全组织制度的方法，使通讯队伍成为报社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群众向报社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桥梁。另一方面则是改进报社内部工作，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对新华社所播发的动态报道，有的采取删节摘编的方法，有的则定期进行综合编写。在稿件的选择上，除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新闻必须选登外，其他报道则根据本地区工作的需要，决定取舍。
这样，《抗战日报》提出了办报的三大口号：“做什么，写什么”，根据地在做什么，群众在做什么，他们就写什么，因为根据地和群众所做的，正是报纸应该报道和群众需要知道的，这样才能写得亲切深刻，具体生动。“大家办，大家看”，提倡有文化的群众写自己身边的事实，写自己身边的典型，写自己身边的经验。“集体写，写集体”，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配合起来写，一件事情，大家执笔，各写与己有关的方面，然后再组合整理到一起，就是一篇成功的集体稿件。这些口号、要求的提出和实行，使《抗战日报》的地方化群众化得到了深层次的发展，走在了各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前列。
三、《晋绥日报》时期
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
1948年3月23日，《晋绥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刊登了毛泽东的批语：“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分，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晋绥日报》通讯工作的肯定。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在这次重要谈话中，毛泽东对《晋绥日报》1947年6月以后土改和整党宣传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缺点。更重要的是，他结合《晋绥日报》的实践，精辟地论述了报纸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这些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报纸的任务与作用问题。毛泽东首先从报刊宣传党的政策问题谈起，明确指出：“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的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接着，他从理论上阐述了报纸的任务和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由于报纸具有这样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2.办报的路线与方针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的现象。他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3.报纸工作人员的学习与锻炼问题。毛泽东说：“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他指出：“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
4.总结反右反“左”经验的问题。毛泽东接见时，晋绥日报社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当时，报纸宣传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泼辣，不像过去那样有朝气。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报纸半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肯定了《晋绥日报》的成绩，表扬它“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表示“我很愿意看它”。他指出：“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你们的报纸就会办得更好，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5.报纸的战斗风格问题。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希望《晋绥日报》保持过去尖锐、泼辣、鲜明的优点。这实际上肯定了要在报纸上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由此进一步阐述了报纸的战斗风格问题，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
这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为《晋绥日报》题词两幅并写了新的报头。一幅题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另一幅题词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后来，报社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作了整理，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题，发表在报社的通讯刊物《新闻战线》特刊号上。并将两幅题词木刻制版，发表在1948年5月1日和5日的《晋绥日报》上。
1947年1月12日，蒋阎军包围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等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当时刘胡兰年仅15岁。《晋绥日报》刊登消息并配发了评论《向刘胡兰同志致敬》。2月4日至1 8日，延安各界慰问团来文水县活动期间，副团长张仲实从《晋绥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很受感动，回延安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牺牲的情况，并提出“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后来毛泽东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
总之，毛泽东对《晋绥日报》三个时期的新闻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关怀，表现了他对这份报纸的高度重视，对其所作的题词、指示和讲话，是研究中国新闻史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史料。
一《五日时事》报时期
1938年初，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林枫任书记。为了及时传达中央政策和区党委的指示以及报道战争形势，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以适应工作需要。由于处于游击环境，办报只能用油印。1938年5月25日，《五日时事》在山西孝义县创刊，系8开油印小报。出版时间是每月的5日、10日、15日、20日、25日、30日。仓0刊号至49号，报头是横排黑体字。从1939年2月15日第50号起，用“五日时事，毛泽东题”报头。并发表《志谢》文章：“本报同人夙仰毛泽东先生对国家民族贡献之伟大，特辗转托人求先生为书一报头，以表同人等对毛先生伟大人格崇敬之意。兹蒙不弃，慨为惠题，不胜感幸之至，特此致谢!”事实是，1939年初，在延安举办的各抗日根据地报纸展览会上，《五日时事》受到了毛泽东等的赞赏，毛泽东还给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写信说，报纸办得很好，希望你们向《新中华报》学习。后来林枫去延安开会，请毛泽东给《五日时事》题写报头，毛欣然命笔并署名，以示对这份报纸的肯定。
《五日时事》每期蜡纸两版，印数5000份，内容是5天来的时局形势，各战场战况，以及区党委的指示通知等。宣传部长张稼夫主抓电讯的收辑和稿件的审查，并亲自撰写社论。北方局党委书记杨尚昆和晋西南党委书记林枫也亲自指示小报的编辑工作。主编为王修。由于《五日时事》刻写精致，并时常配以地图、漫画和彩色套印，版面整齐美观，所以在延安展览会上受到广泛赞誉。
二、《抗战日报》时期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兴县，与晋西北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这样，晋西区就有了两份报纸，一份是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五日时事》，另一份是1939年1月28日以“牺盟会”名义创办的统一战线报刊《新西北报》。1940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9周年之际，晋西区党委将《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合并，在兴县创办大型铅印报纸《抗战日报》，作为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
在《抗战日报》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宗旨和任务：“《抗战日报》是晋西五百万人民的报纸，就是说，它是代表晋西五百万人民抗战意志的报纸。本报的第一个任务是坚持抗战到底，顾名思义，坚持抗战即是本报最基本的任务。本报的第二个任务是坚持团结到底，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报的第三个任务是坚持晋西北的建设，使晋西北成为巩固的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便是本报的三大任务。”
《抗战日报》在办报的前四年中，虽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但基本指导思想是仿照延安《解放日报》的。凡属必须让干部群众知道的事情，比如党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毛泽东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的文章和讲话，《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全局的重要社论和评论等，一般都原文照登。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与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谈话时，对改进《抗战日报》的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到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本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去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这个指示在报社传达以后，经过学习和讨论，编采人员开阔了思路，提高了认识。大家明确了报纸的地方化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扩大地方新闻的版面，还要从版面的组织安排上，国内国际新闻的选择和编写上加以改进，更要在地方新闻如何适应根据地人民的需要上下工夫，要多角度多层次地改进报纸报道工作，真正做到“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为此，报社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发展与健全地方通讯组织，报社和各级党委协同努力，针对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建立发展、整顿加强、健全组织制度的方法，使通讯队伍成为报社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群众向报社反映意见和要求的桥梁。另一方面则是改进报社内部工作，更有效地为群众服务。对新华社所播发的动态报道，有的采取删节摘编的方法，有的则定期进行综合编写。在稿件的选择上，除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新闻必须选登外，其他报道则根据本地区工作的需要，决定取舍。
这样，《抗战日报》提出了办报的三大口号：“做什么，写什么”，根据地在做什么，群众在做什么，他们就写什么，因为根据地和群众所做的，正是报纸应该报道和群众需要知道的，这样才能写得亲切深刻，具体生动。“大家办，大家看”，提倡有文化的群众写自己身边的事实，写自己身边的典型，写自己身边的经验。“集体写，写集体”，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配合起来写，一件事情，大家执笔，各写与己有关的方面，然后再组合整理到一起，就是一篇成功的集体稿件。这些口号、要求的提出和实行，使《抗战日报》的地方化群众化得到了深层次的发展，走在了各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前列。
三、《晋绥日报》时期
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
1948年3月23日，《晋绥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刊登了毛泽东的批语：“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分，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晋绥日报》通讯工作的肯定。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在这次重要谈话中，毛泽东对《晋绥日报》1947年6月以后土改和整党宣传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缺点。更重要的是，他结合《晋绥日报》的实践，精辟地论述了报纸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这些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报纸的任务与作用问题。毛泽东首先从报刊宣传党的政策问题谈起，明确指出：“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的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接着，他从理论上阐述了报纸的任务和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由于报纸具有这样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认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2.办报的路线与方针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的现象。他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3.报纸工作人员的学习与锻炼问题。毛泽东说：“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他指出：“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
4.总结反右反“左”经验的问题。毛泽东接见时，晋绥日报社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当时，报纸宣传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泼辣，不像过去那样有朝气。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报纸半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肯定了《晋绥日报》的成绩，表扬它“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表示“我很愿意看它”。他指出：“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你们的报纸就会办得更好，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5.报纸的战斗风格问题。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希望《晋绥日报》保持过去尖锐、泼辣、鲜明的优点。这实际上肯定了要在报纸上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由此进一步阐述了报纸的战斗风格问题，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
这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为《晋绥日报》题词两幅并写了新的报头。一幅题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另一幅题词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后来，报社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作了整理，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题，发表在报社的通讯刊物《新闻战线》特刊号上。并将两幅题词木刻制版，发表在1948年5月1日和5日的《晋绥日报》上。
1947年1月12日，蒋阎军包围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等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当时刘胡兰年仅15岁。《晋绥日报》刊登消息并配发了评论《向刘胡兰同志致敬》。2月4日至1 8日，延安各界慰问团来文水县活动期间，副团长张仲实从《晋绥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很受感动，回延安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牺牲的情况，并提出“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后来毛泽东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
总之，毛泽东对《晋绥日报》三个时期的新闻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关怀，表现了他对这份报纸的高度重视，对其所作的题词、指示和讲话，是研究中国新闻史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