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春:新闻不死,记者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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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也许会死。但不是死于新媒体冲击
  问:对于“报纸必亡”的论断,你是否同意,你的判断是什么?
  王跃春:报纸或者说纸媒的死亡是有可能的,但我认为纸媒的死亡,并不是新媒体的冲击所造成的。报纸如果都死了,不是死于市场,也不是死于互联网时代的竞争,而是死于体制。
  问:为什么不是死于新媒体的冲击?
  王跃春:首先,目前的媒体管理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对网络和传统媒体的标准是不同的,控制媒体和舆论而不是信任、引导。其次,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舆论上任由唱衰报纸。比如禁止在地铁里卖报,加速瓦解人们阅读报纸的习惯。还有报刊亭的萎缩,郑州甚至拆除全市报刊亭。书店、报刊亭、地铁,这是纸媒发行体系的终端生命线,城市的管理手段却在压制它的发展。
  问:也许政府更愿意投入和关注的是数字信息亭。
  王跃春:单纯地赶时髦,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就像不去培植更多好的戏剧,而是去建更多剧场一样,剧场很多就是文化繁荣吗?你有优秀的戏剧吗?有内容吗?数字媒体只是一种载体,一种媒介,我并不反对发展这些,但最终还是要承载内容,内容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对于“报纸必死”的论断,我并不太担心。关于这个话题,十年前就已经在讨论,未来报纸无非是两条出路,要么是报纸的“纸”作为载体不存在了,新闻内容通过另外的媒介传播;要么报纸变成一种奢侈品,走向更加精致化的路线:精品的内容,精美的制作,精英的受众人群。
  新闻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
  问:现在很多喊纸媒必亡的,恰恰有一部分是纸媒人,就好比是自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必死!
  王跃春:从十年前互联网开始崛起,针对这一话题,基本上就是两大阵营,互联网阵营的人,异口同声唱好互联网的,不管他们之间有多么激烈的竞争;而传统媒体就很奇怪,一定是自己唱衰自己的,一定无法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盟。
  问:这是出于什么心态呢?是因为传统媒体人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激情,还是因为被互联网人给忽悠了?
  王跃春:主要还是因为传统媒体人在做内容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限制,承受很多压力,从而对前景不够看好,跟着互联网人一起唱衰传统媒体,说报纸会死掉等等,也是一种对不满和压抑的渲泄。其实,我不担心报纸死亡,我担心新闻的死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问:你指的是新闻本身的死亡,还是新闻在纸媒这一载体上的死亡?
  王跃春:就新闻本质而言,虽然在互联网时代,传播渠道、信息来源、技术手段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在内容与思想创造的本质上,新闻从产生、生产、议题设置、传播、到最后升华为观念和思想,100多年没有改变过。新闻的核心价值就是挖掘真相、讲真话。现在最大的悲哀是一批新闻人转行,因为失望、无力或焦虑而放弃继续做新闻,这个行业的专业水平和专业能力无法持续地提高。人才的流失、新闻的衰退才是当下传统媒体最大的困境。
  问:你刚才说的十年前就有唱衰纸媒的声音,而《新京报》又恰恰是在十年前创办的,那时候创办者们也都是满怀激情,并坚信纸媒肯定不会死,但十年过去了,《新京报》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王跃春:《新京报》的未来不取决于怎么想,而是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做。对于每一个媒体人或者每一个媒体来讲,首先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想清楚,想清楚如何生存下去。比如《新京报》,目前最主要的还是要继续做好主业,也就是把这份报纸办好。因为这张报纸还在挣钱,还在养活《新京报》的2000多员工。如果我们因为环境而焦虑,因为前途而乱了今天的阵脚,得不偿失。所以我们还是操心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操心着内容品质和思想价值,操心着如何办一份有尊严的报纸。坚守理想和专业,是我们的选择,因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是尊严所在。我们相信,有尊严才会有价值。只要有这种价值在,无论媒介本身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定可以走下去。
  纸媒的出路
  问:照你上面所述的观点,你是不是认为现在的纸媒转型其实是伪问题?
  王跃春:现在的问题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中国媒体转型面临的难处在于,我们很多东西是反常识的,比如报纸的定价与实际成本倒挂,比如门户网站、新媒体廉价甚至无偿使用报纸内容,比如收费阅读的不可行,几乎所有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在中国都走不通。
  十年前,我们就在说,只要想办法把传播渠道从单一的一张报纸,拓展到网络传播,并且在这个二次传播的过程里,能挣到钱,然后再扩大内容生产规模。但直到今天,困境仍是:传播渠道多了,收入为什么还会下降?
  问: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不再卖版权给网站,行吗?
  王跃春:也许死得更快,因为影响力会减弱,影响力没了,广告从何而来?我觉得,真正的转型,应该是媒介的融合,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公司的融合。但阻力仍然来自于对体制的突破。
  问:那么在各种不能的情况下,自己做网站,自己做APP和其他新媒体,但我们与他们相比,差距很大,往往是勉力为之,我们是希望通过全媒体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呢,还是看到大家做,我也做,一味跟风?
  王跃春:新媒体必须要去尝试。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现在做的这APP产品、微信产品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目前的新媒体产品还都是以整合采编内容和资源作为核心,换一个渠道、换一种方式去传播我们的内容与思想。我们现在有网络版、PAD版、手机版、微博版、微信版的《新京报》,也在新闻、书评、汽车、房产、家居、体彩等领域开发了APP产品,还运营着理财、书评、时尚等多个微信订阅客户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采编部门都在做报纸的同时,参与着新媒体项目的运营。今后还将在更多的垂直化领域开发新媒体项目,这个方向是必然的。
  我们称之为垂直化的全媒体发展。今后,《新京报》的每一个特色板块都可能进行垂直化的全媒体发展,甚至实现公司化运作。这两年《新京报》全面推行行业周刊的事业部制运作,在房产家居、汽车、旅游、时尚、教育、食品健康等行业,每一个行业周刊对应一个事业部,其中有采编人员、经营人员、新媒体人员等,一个事业部同时运营报纸周刊、杂志、新媒体、行业广告、活动等,在这个行业里调动资源、精耕细作。就像戴自更社长所提到的“各个突围”,今后这种模式还将拓展到更多的行业,运营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化。如果这个我们能走成功的话,就是《新京报》的转型之路。10年来,《新京报》积累了丰厚的资源和品牌影响力,这是核心竞争力,如何运用这些核心竞争力,将《新京报》从一份报纸转型为一个媒体平台,让更多优质的报纸板块转型为更具生命力的全媒体,这是我们正在谋划实施的。   记者不会消失
  问:你作为一个老记者,觉得记者作为一个职业会不会消失?
  王跃春:新闻不死,记者就不会消失。我是非常反感“人人都是记者”这一说法的,人人都会做饭,就不需厨师了吗?我们身处这个行业,应当捍卫这个行业的尊严。
  的确,UGC(用户生产内容)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包括报纸,离不开UGC,但UGC与记者报道新闻、与专业媒体的内容生产,是两回事。专业与非专业是有很大差距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只要新闻人自己不放弃,不甘于平庸。相反,如果自我放逐、不思进取,那一些记者就真的连普通网民都赶不上了,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所以我特别想对同行呼吁的是,想清楚你要什么,怎样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来。有价值,才会有尊严;有尊严,必然会有价值。一个人如此,一个媒体也是如此。所以,比谈论媒体转型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价值与尊严,是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如何追寻真相、讲真话,如何推动社会的进步,如何改变他人也改变自己的环境。
  问:现在的年轻记者,与你当记者时相比或者在《新京报》创立之初的记者相比,有差距吗?有的人认为,现在的年轻记者没有之前那么有理想、有抱负了。
  王跃春:我倒不这么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取决于他们所在媒体的环境和企业文化如何。就拿今年我们招进来的这些年轻记者,表现都很好,在新闻理想、敬业精神、学习能力,各方面都挺不错的,成长得非常快。
  问:报社在招他们进来时,看中的是什么?
  王跃春:首先是对于新闻的兴趣,也就是好奇心。关键是要喜欢这个行业,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后天的那种东西,比如写作能力啊,采访突破能力啊,思考问题能力啊,你只要喜欢这个行业,这些都不是问题,好奇心是一切的开始,你有好奇心就能提出好问题,能提出好问题就是一个好记者,能把这些好问题的答案写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问:当前的新闻生产流程,和二十年前比起来,应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京报》在这一点上,如何借鉴互联网的方式为报纸服务?
  王跃春:我们从三年前就提出“办互联网时代的报纸”,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倡导四化:杂志化、视觉化、深度化和差异化。同时,我们还提出全面拥抱互联网,倡导以读者为中心,强调阅读体验,因为互联网最核心的就是用户体验。
  在今天,信息量大而全对一份报纸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更快更深更精对编辑记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抓大放小、有所取舍,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最重要的新闻做大做全做透。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周五晚上7点公布,我们用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从采访到编辑,做出了26个版的全方位解读。当天的报纸不到中午就全部卖光了。而同一天其他报纸最多只做了六七个版。这正是新闻媒体的力量,任何时候,人们都是需要新闻的,都需要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这是最核心的。当然,现实的挑战也非常大,我相信《新京报》现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与其只顾着焦虑和彷徨,花很多时间讨论我们怎么办,还不如放下焦虑,想到就去做。做了才知道结果,不做只讨论是没有结果的。
  问:当很多人很焦虑的时候,你还是怀着一种很阳光的心态,是不是跟你的性格有关?
  王跃春:我很喜欢白岩松说过的一句话:做新闻的人,沮丧常有,当你特别悲观迷茫的时候,总会有新的新闻把你给救了。这是对新闻人最好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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