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愈显突出。财富的分配不公、征地拆迁、城市管理中的暴力执法、对某些群体有形的制度歧视和无形的观念歧视，等等，在某个具体事件的点燃下，都可能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社会稳定面临的这种严峻局面，意味着既往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及建构了不平等的利益结构、导致某些基层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等有严重缺陷，已经不能持续，需要扬弃、纠正或创新。
　　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了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5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可以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制高点上，以新的思维来进行治理，这一局面已经展开。
　　转型中的中国处于流动之中。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已达到2.2亿之巨。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并不是静止的社会图景，而是“流动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也必然包括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这比在静止的、只有单一的户籍人口的框架下进行社会管理要艰难得多，需要突破很多制度上和利益上的阻碍。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户籍制度阻碍了社会流动，进行社会管理相对简单。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开始，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以及受到政策恩惠的沿海地区打工。这种人口流动突破了城乡二元制度下的社会管理框架，带来了今天已显巨大弊端的社会管理二元制度范畴——以户籍对户籍人口的管理和以“暂住证”（现在是“居住证”）制度对“外来”的流动人口的管理。
　　显然，这种在同一个地方，根据是否拥有户籍来进行管理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不同人群的社会区隔，并使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不过，基于农村的贫穷背景，第一代农民工对这些并没有奢望，他们所诉求的只是市场对生活改善所提供的工作机会。而且，他们还可以回去，并不强烈地预设自己留下来。因此，这种“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或者说“本地人—外地人”的社会管理二元制度，尽管拒绝了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融入，但并没有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但是，从“二代农民工”开始，情况很不一样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剧，“外来人口”这一概念的外延，已不仅仅是“农民工”，还包括没有某地户口的城镇流动人员。同时，正如诸多公共话语一再重复指出的，新一代流动人口的诉求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已经回不去，而是预设要留下来。同时，他们对于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以及城市社会对自己权益和尊严的尊重，有着强烈的渴望。
　　埋下的社会矛盾终于逐渐冒出地表。非常明显，这些流动人口，大多数在流入地已经深深地嵌入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城市服务体系，和它们融为一体，以致一个“民工荒”，都可以让城市社会一阵痉挛。但是，“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管理制度，在制度上、社会福利上、利益结构上、观念上，作为强大的排斥机制，仍然阻碍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融入，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市民化背道而驰。这就造成了一种经济结构和社会角色、公民身份的撕裂，也使“本地人—外地人”的区隔发展成两个抽象群体的心理对峙。
　　在这个背景下积累的社会矛盾的爆发，根子指向了权力对权利的忽略甚至侵害；另外，“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管理制度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自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且已“污名化”后，近年来暂住证制度在各地已陆续废除。打上了“服务”标签的“居住证”制度成为社会管理上的一种“制度创新”。在很多城市，它对流动人口作出了融入城市社会的承诺。然而，其根本缺陷就是门槛极高，且仍延续对“本地人”、“外地人”的身份识别，而不是以统一的公民身份来界定。而在管理实践中，它同样预设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具有某种威胁性，必须予以防范和管控，从而导致某些基层权力者侵害流动人口权益事件的发生。
　　显而易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尽快终结带来了很多恶果的城乡二元体制，而且，它逻辑地要求突破“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管理制度框架——至少应该考虑根据公民的身份证来平等地分配国民待遇，进行社会管理。
　　这当然不容易，因利益上的原因，城市显然缺少动力。但在国家层面，依赖于财力和技术支持，能够做到使流动人口享有作为国家的公民，而不是某个地方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国民待遇。在此之前，“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二元管理制度在身份识别上应该淡化，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权力管控特征，突出其“服务”功能。
　　另外，区域发展不平衡乃是一种历史的欠账。应该加大力度对中西部进行制度和政策的补偿性倾斜，使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流动人口能够回去并市民化。
　　在“流动中的中国”背景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制度和政策的配套。在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上，它无异于一场深刻地改变中国的改革。也因此，它考验着政府的决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