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每到乡试之时，京官就会举行考试，考中者被任命为各省乡试主考。
　　几乎所有京官都对做乡试主考梦寐以求，盖因它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成为主考，衔命抡才，是一种荣誉。
　　除了面子上的光荣，里子的实惠更大。首先，主考官是举人们的“座师”，可以收许多门生，成为官场上潜在的人脉。其次，乡试结束时，主考官会获得数笔收入：一是地方官场要公送给主考官员的“程仪”。这笔钱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二是除了公送之外，地方官员和房官们还会以私人名义致送礼金，加在一起为数也甚巨。三是中举者会交上贽金。这几笔收入加在一起，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翰林们对这个机会都是全力争取。
　　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正如他后来在家书中说的那样，他的主要动机是解决经济危机：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
　　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开始准备出差所用行李物品。在购买东西的清单上，还注明要买“小戥子”，这自然是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
　　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
　　那么，曾国藩收获多少呢？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轿银四十两。
　　……
　　诸项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官员也不可能一无所馈。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
　　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海参、浣花笺、桂花米、香珠等 。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师友。比如送了穆彰阿一套巴缎袍褂料，杭纬四匣，燕菜二匣，名山茶二合……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主考所得的这笔收入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按朝廷明文要求也是不合法的。乾隆三年曾有旨：“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国家规定路费---张注）之外更有所受，将此永著为例。” 但事实上这笔收入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是清代官场的惯例，连嘉庆皇帝都认为“尚属地主之谊”。
　　事实上，在混乱的统治财政中，各层级的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没有载于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比如晚清时期各省的学政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其来源是考生所凑的用来贿赂考官的“份子”。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定例，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清政府为了防止考官肆意榨取，甚至在嘉庆四年时还具体规定了学规的最上限额：
　　贵州学政向无棚规，取进童生历有红案银两。嘉庆四年二月有人条奏，……上谕曰：“各省学政棚规系陋习相沿，非私卖秀才可比。若将棚规红案银两概予裁革，则学政办公竭蹶，岂转令其营私纳贿耶？”……其时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
　　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虽然终生“与流俗战”，但曾国藩并不以这种半合法化的制度为对手。这是他和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区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