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再给国家公关工作赋予过多的政治内涵。这会极大地束缚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挤压了改进原有工作的余地。
　　
　　自去年年初以来，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这样密集的自然、社会和政治波折，也从来没有受到国外媒体如此高度的关注和报道。不论我们对此感受如何，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这些关注和报道都在直接影响我们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之一——中国的海外国家形象。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可以发现，开放和透明，是中国提升自己海外国家形象的关键。这一点，在“7·5”乌鲁木齐暴力事件中被再次证明是真理。
　　自去年以来，在国内发生的所有有损中国国家形象事件的媒体处理上，中国此次对“7·5”乌鲁木齐暴力事件的处理相当成功。
　　英国《泰晤士报》、日本《朝日新闻》等几家大的国际媒体驻京记者在第一时间都表示：完全没有想到此次北京处理乌鲁木齐暴力事件能够持如此开放的态度。
　　它们的总结是：中国政府就事件的观点和相关数字被全世界广泛引用，相反很少有外国媒体引述“疆独”分子热比娅提供的数字，中国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报道，是非常成功的。《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马珍还认为，乌鲁木齐军警对暴力事件的处理，即便按照英国警察的标准也是“克制的”，“至少在街面上看是这样的”。
　　我们从大量外媒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中也可以发现，甚至一向被国内认为是“不友好”的境外媒体，也在广泛引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不仅如此，外国媒体对当地血腥暴力的报道还使得乌鲁木齐暴徒和“疆独”势力在全世界普遍失去了同情，热比娅的电视形象也就更多使人想起拉登而不是“维吾尔母亲”，这和去年拉萨“3·14”事件时外国媒体一股脑地引用达赖的观点而完全没有中国政府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信息就像一个容量有一定限度的瓶子，先占为先，谁最先、最多地把信息放入，其他的信息的空间自然就不大。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透明地开放外国媒体赴当地采访，就是让事件真相抢占信息瓶，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此次开放外国媒体现场采访一事，国内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称：“西方媒体偏见未变。”其依据主要是，不少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官方的观点和提供的事实的同时，还采访了“世维会”的发言人和热比娅，报道了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并由此质疑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否公正、是否在真正扶持和保护弱小民族等等。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对待外国媒体能够要求“舆论一律”吗?你是愿意看到既有敌对观点和批评，同时也有中国政府观点和提供的大量事实的报道；还是只有敌对观点和经过歪曲的事实报道呢?《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马珍认为：全世界的政府都希望我们媒体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媒体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只尊重事实。
　　就思想层面来说，“偏见”一词只要指由于利益和缺乏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知，偏见本身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因此，“西方媒体偏见未变”的观点实际上深刻反映了我们一些人自身存在的某种偏见，见表扬则喜，受批评则怒，并在这种思维惯性下，习惯性地对海外媒体进行“非敌即友”的划分。其实，世界恰恰是一个循着不同利益和思想而结成的多元化的世界，在对中国的看法上，无可避免地也是多元而复杂，关键在于，这些报道是不是以事实作为依据的?是，我们就应该平静地接受；不是，可以解释和反驳。在一个几乎无法保密的互联网时代，不积极面对与回应。是相当被动和失策的，如果抱着开放和透明的态度加以引导，则效果正相反。此次中国政府对“7·5”事件的处理，就是证明。
　　我们认为，此次对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的公关处理应该成为一个未来的工作范例，其操作原则是：一旦事件发生，即在第一时间内由官方媒体主动发布信息和数字，阐明中国的立场；同时以开放和透明的态度邀请外国媒体在第一时间现场采访和报道。当然，总结乌鲁木齐事件，在工作上还有改进之处。比如，是否可以考虑不再给国家公关工作赋予过多的政治内涵，这会极大地束缚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挤压了改进原有工作的余地，使得维护中国海外国家形象的努力在效果上打民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