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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电视、网络对学生的影响不容小觑。《论语》读本作为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二年级学生的阅读材料，除了教师的准确理解和讲解，各种信息渠道也是学生了解《论语》的来源。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教师应有独立的而且持之有据的见解，以帮助学生准确理解《论语》等国学经典。从这一角度上说，王月琴的这篇文章可以给我们语文教师以参考。
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遭遇最有戏剧性的历史人物，首推孔子。要说这近百年来有哪一本书经历了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到“奴隶主复辟的白日梦”如此悬殊的评价，那就是孔子及后学们所写的《论语》。近二百年，孔子与《论语》的命运随着国运的兴衰而上下起伏，构成了近世中国最引人深思、让人回味的文化现象。如今，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从学术界兴办中国文化书院到金融界热炒的儒商文化；从于丹《<论语>心得》在百家讲坛的名利双收，到民间各种文昌庙、魁星阁的香火旺盛，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整个中国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兴趣。本文试从《论语》入手，梳理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接受史，研究不同思潮学派对《论语》的阅读与理解，并以此为借鉴，思考全球化时代中，现代人应该如何以正确适宜的姿态来阅读《论语》。
一、近二百年来《论语》的遭遇
孔子由“素王”降为先秦诸子之一家。自清代中期始，学术界经历了一个自省的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即是诸子学的兴起。从高邮王引之、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等著作开始，到德清俞樾的《诸子评议》，再到孙饴让的《墨子闲诂》、章太炎的《国学概论》等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一条诸子学逐渐明晰到成为显学的线路。诸子学的崛起显然打击了儒家《论语》一枝独秀的局面。同时，随着近世民主思想的兴起，尤其是在认识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类群星闪耀”之后，逐渐明白：所谓儒家，亦只不过是共同奠定了华夏文明思想的一支而已。这种反思可溯源到清中期，肇兴于清末，在学科发展上的标志性事件则可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文版的出现为代表，胡适第一次正式将《论语》与《老子》、《庄子》等诸子放到一起进行专论，但在当时对这种观点的认可尚不在多数；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学界的争议之声才稍歇，转而对其报以赞扬，由此正式开始了研究中国学术的“子学时代”。《论语》开始与《老子》、《吕氏春秋》等书平起平坐，在教科书上只有篇幅多少之别，而无档次高低之分。学人开始由仰视改为平视孔子，而像林语堂这样对传统文化抱以温情主义态度的人，甚至还敢于写出像《子见南子》这样开老夫子玩笑的剧本来，就更不用说郭沫若写的《豕蹄》、《孟夫子出妻》这样大逆不道的小说了。
对孔子与《论语》的功利主义的利用从来没有停止过。近代孔子在学界的第一次被利用，始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书中俨然将孔子打造成了一个托古改制，力图改变现实社会的改革家。当然，从历史现实来看，康有为的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通过对孔子的改造，为其当时的变法注入历史的逻辑，提升戊戌变法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利用显然是对孔子原始形象的扭曲，将孔子打造成为一个改革先锋显然无益于从历史、文化、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儒家思想，也蒙蔽了《论语》文本的真正价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康有为的“左派《论语》”相反，在七十余年之后，孔子成了“代表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为奴隶主复辟服务”的“孔老二”，《论语》也相应成为了“供批判用”的“大毒草”，孔子成了与林彪并列的反面人物。这两个活动，一左一右，将孔子捧到九天，又摔倒九地，体现了巧合般的历史对称性。
近三十年来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十年动乱期间，在全国对孔子大加伐钺时，有四位文化名人坚决不批孔，他们是新儒家梁漱溟、文字学家胡厚宣、通儒吴宓、史学家陈寅恪。其中，与毛泽东渊源颇深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一开始，写下了《敬告各位朋友，我将这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与《我们今天该怎样评价孔子》两篇文章，宣称：林彪是个野心家，与孔子并无关系。梁漱溟迫于时势，对孔子作出的赞扬是有保留的，但他的文章仍不随时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文革结束，李泽厚先生第一个发表了对孔子的全新的评价：《孔子再评价》。此文虽然仍是建立在阶级论的基础上，但是通过对先秦历史的梳理，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形象，并且正确恰当地评价了孔子的历史贡献与局限。随后，他还配合出版了《论语今读》一书，该书的一大优点就是对语句的解释与注疏不囿于朱熹的《四书集注》的经典见解，能够将自己的独立思考贯注其中。随后，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以及钱穆在台湾注解的《论语新解》等书也被重版与引进，成为读《论语》必备的参考书籍。
二、近三十年《论语》热的文化生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论语》热持续升温的三十年。
《论语》热来自于全球化影响下自我文化认同的需要。除了《论语》之外，国家大修《清史》，重印《四库全书》，编撰《四部文明》，各大高校成立国学院等，都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民族尊严自我捍卫的手段。在全球化影响下，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成了《论语》重获生命力的契机。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篇》）。《论语》所持的华夏文化中心论，显然暗中契合了现世对中国崛起文化想象的需要。
功利主义仍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论语》的阅读与利用。通过对最近一系列文化事件的观察，可以发现，在对《论语》的阅读与利用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它的控制欲解读、影响仍然存在，这以北师大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播讲的《论语心得》为代表。《论语》被解读成了“心灵鸡汤”，孔子被矮化成了一个蹩脚的心理治疗师。孔子提倡的独立人格、大丈夫气概、君子品行都被过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儒主义的思想，孔子论道成了“幸福生活指南”，孔子的文化观念被简化为《读者》式的小故事。北师大一位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者就曾揶揄于丹“这到底是于丹说《论语》呢，还是《论语》说于丹”？
可见，在当下读《论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的甄别与反思。
三、全球化时代如何读《论语》
批判地接受仍是阅读《论语》首要的立场。从对近百年的文化史的考察来看，我们发现：五四时期，鲁迅胡适们的反孔，其针对的是被官僚体制利用的“孔教”或“孔家店”以及利用这些文化的官僚体制，他们从来没有对孔子本人做过不恰当的人身攻击，但是，他们这一代人拥有极强的主体意识，在研究阅读儒家经典同时，对经典中有违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等普遍价值的言论，具有明确的辨别意识，他们读经典，经历了怀疑——否定——扬弃的过程，以达到有利于现世文化发展的目的。以鲁迅为例，他在《故事新编·出关》中描写的孔子，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物，但是，鲁迅并没有对其进行丑化。在《十三年的读经》、《四库全书珍本》等文中，鲁迅对“孔家店”阉割、扭曲文化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同时，又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等文中，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培育出的士大夫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这就是鲁迅，以否定之否定来阅读经典，思考传统。胡适亦不例外，他的“整理国故”就是希望在扬弃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重新建构民族文化，使其达到与现实无碍，甚至有利于文化建设的目的。
紧扣文本是阅读的主要态度与方式。这里的紧扣文本有三重意思。首先要使用好的出版社版本，优秀学者的注本。优秀的本子在字词的删定、词句的考订上有极大优势，这与完全理解孔子思想有极大关系。这些版本中，在版本的忠实性与注解的规范性上，首推中华书局杨伯峻先生校注的《论语译注》；在注解的思想性与批判性上，首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在儒家思想的完整呈现与阅读的通俗性上，首推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第二，指阅读要以文本为主，而不能以《百家讲坛》式的文化事件来代替文本的阅读。孔子曾经说过：强立不反，谓之大成。读《论语》尤需要这样的思想风骨，仔细阅读原文，参考先人注解，得出自己见解，这是现今读书最需要的境界。如果远离文本，而以《论语心得》式的视频音频观赏代替阅读，那么得到的永远不会深刻。第三，指要通晓《论语》的全盘思想，有必要同时阅读除《论语》外的《四书》、《五经》，孔子曾经如此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是一个整体，要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必须广为涉猎。
“抽象继承”是利用、继承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主要方法。 “抽象继承”是冯友兰先生在建国后提出的对儒家文化继承的方式，大意就是：对儒家文化要批判性继承，继承的方法可以以抽象精神的继承为主，即抽空孔子所说话的具体语境，将其中积极方面转变为普遍价值，从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性准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例，在后人的理解中，这里头当然有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但是，一旦抽空其中的文化背景，将其转化为一种各居己位、各安其事的处世态度，就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有极大的推动所用。再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显然是蔑视女性的，与现代价值中的男女平等相悖。但是，使用抽象继承法，将其中的蔑视女性的成分抽去，转变为藐视小人，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是可以通行的。
《论语》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在全球化时代，此书也体现出新的价值，绽放出新的光彩。现代著名的第一代新儒家，绍兴人马一浮先生在指导学生如何读经时，有这样一段极有现实价值的话：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在全球化时代，阅读《论语》尤其需要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
王月琴，教师，现居浙江绍兴。
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遭遇最有戏剧性的历史人物，首推孔子。要说这近百年来有哪一本书经历了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到“奴隶主复辟的白日梦”如此悬殊的评价，那就是孔子及后学们所写的《论语》。近二百年，孔子与《论语》的命运随着国运的兴衰而上下起伏，构成了近世中国最引人深思、让人回味的文化现象。如今，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从学术界兴办中国文化书院到金融界热炒的儒商文化；从于丹《<论语>心得》在百家讲坛的名利双收，到民间各种文昌庙、魁星阁的香火旺盛，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整个中国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兴趣。本文试从《论语》入手，梳理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接受史，研究不同思潮学派对《论语》的阅读与理解，并以此为借鉴，思考全球化时代中，现代人应该如何以正确适宜的姿态来阅读《论语》。
一、近二百年来《论语》的遭遇
孔子由“素王”降为先秦诸子之一家。自清代中期始，学术界经历了一个自省的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即是诸子学的兴起。从高邮王引之、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等著作开始，到德清俞樾的《诸子评议》，再到孙饴让的《墨子闲诂》、章太炎的《国学概论》等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一条诸子学逐渐明晰到成为显学的线路。诸子学的崛起显然打击了儒家《论语》一枝独秀的局面。同时，随着近世民主思想的兴起，尤其是在认识到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类群星闪耀”之后，逐渐明白：所谓儒家，亦只不过是共同奠定了华夏文明思想的一支而已。这种反思可溯源到清中期，肇兴于清末，在学科发展上的标志性事件则可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文版的出现为代表，胡适第一次正式将《论语》与《老子》、《庄子》等诸子放到一起进行专论，但在当时对这种观点的认可尚不在多数；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学界的争议之声才稍歇，转而对其报以赞扬，由此正式开始了研究中国学术的“子学时代”。《论语》开始与《老子》、《吕氏春秋》等书平起平坐，在教科书上只有篇幅多少之别，而无档次高低之分。学人开始由仰视改为平视孔子，而像林语堂这样对传统文化抱以温情主义态度的人，甚至还敢于写出像《子见南子》这样开老夫子玩笑的剧本来，就更不用说郭沫若写的《豕蹄》、《孟夫子出妻》这样大逆不道的小说了。
对孔子与《论语》的功利主义的利用从来没有停止过。近代孔子在学界的第一次被利用，始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书中俨然将孔子打造成了一个托古改制，力图改变现实社会的改革家。当然，从历史现实来看，康有为的做法有其合理的一面：通过对孔子的改造，为其当时的变法注入历史的逻辑，提升戊戌变法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利用显然是对孔子原始形象的扭曲，将孔子打造成为一个改革先锋显然无益于从历史、文化、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儒家思想，也蒙蔽了《论语》文本的真正价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康有为的“左派《论语》”相反，在七十余年之后，孔子成了“代表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为奴隶主复辟服务”的“孔老二”，《论语》也相应成为了“供批判用”的“大毒草”，孔子成了与林彪并列的反面人物。这两个活动，一左一右，将孔子捧到九天，又摔倒九地，体现了巧合般的历史对称性。
近三十年来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十年动乱期间，在全国对孔子大加伐钺时，有四位文化名人坚决不批孔，他们是新儒家梁漱溟、文字学家胡厚宣、通儒吴宓、史学家陈寅恪。其中，与毛泽东渊源颇深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一开始，写下了《敬告各位朋友，我将这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与《我们今天该怎样评价孔子》两篇文章，宣称：林彪是个野心家，与孔子并无关系。梁漱溟迫于时势，对孔子作出的赞扬是有保留的，但他的文章仍不随时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文革结束，李泽厚先生第一个发表了对孔子的全新的评价：《孔子再评价》。此文虽然仍是建立在阶级论的基础上，但是通过对先秦历史的梳理，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形象，并且正确恰当地评价了孔子的历史贡献与局限。随后，他还配合出版了《论语今读》一书，该书的一大优点就是对语句的解释与注疏不囿于朱熹的《四书集注》的经典见解，能够将自己的独立思考贯注其中。随后，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以及钱穆在台湾注解的《论语新解》等书也被重版与引进，成为读《论语》必备的参考书籍。
二、近三十年《论语》热的文化生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论语》热持续升温的三十年。
《论语》热来自于全球化影响下自我文化认同的需要。除了《论语》之外，国家大修《清史》，重印《四库全书》，编撰《四部文明》，各大高校成立国学院等，都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民族尊严自我捍卫的手段。在全球化影响下，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成了《论语》重获生命力的契机。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篇》）。《论语》所持的华夏文化中心论，显然暗中契合了现世对中国崛起文化想象的需要。
功利主义仍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论语》的阅读与利用。通过对最近一系列文化事件的观察，可以发现，在对《论语》的阅读与利用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它的控制欲解读、影响仍然存在，这以北师大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播讲的《论语心得》为代表。《论语》被解读成了“心灵鸡汤”，孔子被矮化成了一个蹩脚的心理治疗师。孔子提倡的独立人格、大丈夫气概、君子品行都被过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儒主义的思想，孔子论道成了“幸福生活指南”，孔子的文化观念被简化为《读者》式的小故事。北师大一位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者就曾揶揄于丹“这到底是于丹说《论语》呢，还是《论语》说于丹”？
可见，在当下读《论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的甄别与反思。
三、全球化时代如何读《论语》
批判地接受仍是阅读《论语》首要的立场。从对近百年的文化史的考察来看，我们发现：五四时期，鲁迅胡适们的反孔，其针对的是被官僚体制利用的“孔教”或“孔家店”以及利用这些文化的官僚体制，他们从来没有对孔子本人做过不恰当的人身攻击，但是，他们这一代人拥有极强的主体意识，在研究阅读儒家经典同时，对经典中有违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等普遍价值的言论，具有明确的辨别意识，他们读经典，经历了怀疑——否定——扬弃的过程，以达到有利于现世文化发展的目的。以鲁迅为例，他在《故事新编·出关》中描写的孔子，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物，但是，鲁迅并没有对其进行丑化。在《十三年的读经》、《四库全书珍本》等文中，鲁迅对“孔家店”阉割、扭曲文化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同时，又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等文中，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培育出的士大夫表达了自己的敬意。这就是鲁迅，以否定之否定来阅读经典，思考传统。胡适亦不例外，他的“整理国故”就是希望在扬弃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重新建构民族文化，使其达到与现实无碍，甚至有利于文化建设的目的。
紧扣文本是阅读的主要态度与方式。这里的紧扣文本有三重意思。首先要使用好的出版社版本，优秀学者的注本。优秀的本子在字词的删定、词句的考订上有极大优势，这与完全理解孔子思想有极大关系。这些版本中，在版本的忠实性与注解的规范性上，首推中华书局杨伯峻先生校注的《论语译注》；在注解的思想性与批判性上，首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在儒家思想的完整呈现与阅读的通俗性上，首推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第二，指阅读要以文本为主，而不能以《百家讲坛》式的文化事件来代替文本的阅读。孔子曾经说过：强立不反，谓之大成。读《论语》尤需要这样的思想风骨，仔细阅读原文，参考先人注解，得出自己见解，这是现今读书最需要的境界。如果远离文本，而以《论语心得》式的视频音频观赏代替阅读，那么得到的永远不会深刻。第三，指要通晓《论语》的全盘思想，有必要同时阅读除《论语》外的《四书》、《五经》，孔子曾经如此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是一个整体，要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必须广为涉猎。
“抽象继承”是利用、继承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主要方法。 “抽象继承”是冯友兰先生在建国后提出的对儒家文化继承的方式，大意就是：对儒家文化要批判性继承，继承的方法可以以抽象精神的继承为主，即抽空孔子所说话的具体语境，将其中积极方面转变为普遍价值，从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性准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例，在后人的理解中，这里头当然有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但是，一旦抽空其中的文化背景，将其转化为一种各居己位、各安其事的处世态度，就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有极大的推动所用。再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显然是蔑视女性的，与现代价值中的男女平等相悖。但是，使用抽象继承法，将其中的蔑视女性的成分抽去，转变为藐视小人，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是可以通行的。
《论语》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在全球化时代，此书也体现出新的价值，绽放出新的光彩。现代著名的第一代新儒家，绍兴人马一浮先生在指导学生如何读经时，有这样一段极有现实价值的话：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在全球化时代，阅读《论语》尤其需要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
王月琴，教师，现居浙江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