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故事》不是一部好作品，但是很重要——因为故事里的两个主角很重要。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他们兄弟俩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应被忽视的人物。然而事实是他们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应有的荣耀。
　　卡尔?波兰尼是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学家、经济人类学家。他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巨著《大转型》描述了西方世界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进程，以及伴随这一进程发生的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上的大转变。卡尔揭示的主要事实是，市场经济镶嵌于社会经济之中，社会经济又镶嵌于更大的社会之中。用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讲，卡尔?波兰尼的巨大贡献在于，他用历史戳穿了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自始至终，政府都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的评价可能窄化了卡尔的思想，但不无道理。
　　对于很多人而言，卡尔的洞见来得太早，因而根本无从认识。《大转型》成书于二战尚未结束之际，其影响长期局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没有引起其它领域的关注。虽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卡尔就直接挑战过经济学家米塞斯（L.Mises）的观点，但后者及学生哈耶克（F.Hayek）一起奠定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意识形态还是对其形成了有效的遮蔽。直到这种原教旨色彩极浓的市场自由主义在世纪之交遭遇巨大的失败，卡尔的思想才从这种遮蔽中凸显出来，重返人们的视野。于是接下来，人们在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不少著作里看到了卡尔的观念痕迹，在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镶嵌》中读到卡尔的理论框架，更可以在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伪黎明》中感受卡尔的智识活力。如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将卡尔视为20世纪最有辨识力、最具批判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的理论体系仍旧缺少系统的阐释。这一点妨碍了卡尔的思想在更广领域的传播。
　　与哥哥卡尔比起来，迈克尔?波兰尼的命运似乎好一些。在兄长的呵护下，迈克尔首先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在物理化学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其子约翰（John Charles Polanyi）就继承了他在这方面的才华，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不过，迈克尔后来成了一位深刻的科学哲学家，对人类的认识论有深刻的见解。他的这些思考在《个人知识》中有过系统的阐发。其中，他对“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划分尤为重要，以后的科学哲学家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库恩（Thomas Kuhn）等从中获益匪浅，以至于有人把他的认识论誉为人类知识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迈克尔的思想对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我曾经评价说：“哈耶克的正确之处均非原创，而他的原创之处多有谬误。”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一点。哈耶克经常使用的概念，例如默会知识、自发秩序等等，无不源自迈克尔的创见。可是我相信，尽管迈克尔与哈耶克、卡尔?波普尔并称为“朝圣山三圣”，然而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大多数成员恐怕连迈克尔是谁都不知道。
　　《布达佩斯的故事》有助于读者初步了解这一对伟大的兄弟。他们生活的时空环境、文明背景以及社会网络，都在这本书中有所描绘。这为我们理解波兰尼兄弟的精神世界很有好处。然而，作者栗本慎一郎的立意过低了。这位经济人类学家写作此书的最初目的仅是为了纠正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Drucker）对朋友波兰尼一家友善而充满谬误的回忆。这使得他在书中往往纠缠于枝节，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他用大量的笔墨去渲染布达佩斯的音乐、绘画和思潮，却对波兰尼兄弟明显不同的理论路径、内在的联系以及相互的影响未做深究，而实际上，波兰尼兄弟充满张力的思想应该成为自由主义左翼与右翼的共同财富。
　　栗本慎一郎絮叨的笔调、自恋的抒发，以及卖弄的日式幽默（鬼才知道幽默在哪里）也损害了该书的质量。但是就像我在开头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布达佩斯的故事》仍然非常重要。除非，有人写出了关于波兰尼兄弟的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