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模范”，一个逐渐从社会伦理和理念层面淡化的词语，却依然在我们时代的某些罅隙间顽强游荡。与其说它还有价值，莫若说它是作为某些阶层、某些机构挪用公共利益的资源而残剩着一点存在感。
　　晓苏分明就是看到了“道德模范”在当下社会的这一核心取向与实利构造，因此，他决意剥开这个词语以及承担此一词语的主体的面相，向那摇摇欲坠却一直不肯彻底离场的“幽灵”以致命一击。在《道德模范刘春水》中，他以乡村为背景，以“寻找刘春水”为开端和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多年向镇上推选道德模范却屡屡落空的村长在这一竞争激烈的“战势”中的得利与失利，并通过不同人物的讲述，展现了一出道德与伦理全盘失范的时代滑稽剧。
　　在油菜坡村长罗日欢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一年村里推选的道德模范刘春水在全镇评选中高居第一，村长兴奋不已，决意大做宣传。刘春水是习久芬家里的第二位上门女婿，在岳父和继子皆瘫痪、妻子去世的情况下，他没有放手而去，而是继续照顾一家老小，令村民感动不已。眼看“道德模范”的称号即将到手，刘春水却躲了起来，这让村长和镇上来的宣传委员都无比恼火和困惑。
　　小说选择了村长罗日欢、习久芬和刘春水三个人的不同视角，对失踪事件进行了“罗生门”式的讲述。在村长看来，能够获得“道德模范”的荣誉应该举家、举村欢庆，哪有失踪之理；在习久芬看来，刘春水的人品无可挑剔，得到这个荣誉也是实至名归。她力助村长想要留住刘春水接受采访，女婿却无声无息地逃掉了；刘春水的自述则全面地解开了失踪之谜，他详尽地讲述了自己为何愿意“嫁”到习家来的原因：一个来自遍地光棍的穷山沟的汉子，四十八岁才倒插门有了自己的女人，可是命比黄连苦，不到半年妻子就去世了，他又重新面临着“缺妻”的困局。那么，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呢？这步步展现、步步追问越来越逼近事情的真相。
　　从以上三个层次的讲述来看，《道德模范刘春水》在叙事上有着相当细致和巧妙的考量。这种讲述方式并不新鲜，可是当它与故事内容的走向相得益彰时，它的功能就被发挥到了极致。在《罗生门》中，黑泽明让不同人对谋杀案进行讲述，就是为了展现深不可测的人性以及事情没有“真相”这一悖论。我以为，晓苏也当是出于对人性的探寻与深入之心境，才选择了这种方式。不过，与《罗生门》不同的是，在晓苏那里，谜底最终令人猝不及防地揭披出来：刘春水并不是不愿意离开，而是在离开前夕，与丈母娘喝酒后睡到了一起，从此他不再提离开，全心全意伺候瘫痪的老小，没想到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推选为“道德模范”。羞愧之下，他只好躲到阴沟里藏了起来。这一躲，固然表现出他还残存着一线良知与羞耻感，但却暴露出了“模范”评价机制的虚弱可笑。在“模范”的背后，实则是“失范”，失掉的是乡村秩序和古老伦理之“范”。那曾经建立、规约与塑造了中国千年乡村的重要规则，被全盘解构掉了，而且是被“缺妻”这样可笑又可悲的荒谬逻辑解构掉的。
　　晓苏犀利地勘破了这一悲剧性的格局，他知道这不是刘春水与习久芬的问题，也非乡村的粗风陋习，而是今日乡村在城市化进程的压榨与掠夺下丧失所有的困境。乡村不仅失去了土地和生存资源，就连天然而强大的婚配资源、生殖资源也一并被夺走了。城市在掠夺来的滋养里日渐畸形地富足，乡村却从此在一无所有里破败、萎靡、凋零，或许直至消失。因此，倘若将这个故事置放于当下社会的链条之中，我们可以说，“失范”不仅是乡村道德的丧失，更是整个中国的古老品格在现代性发展中的丧失。
　　从那么微小、日常化的推选乡村“模范”的故事进入，却最终令我们发现了一个严峻的现状，这种呈现方式所需要的耐心与韧性，正与乡村曾经的生存逻辑具有同等质地。而在荒诞故事中包孕的痛苦、笑料中隐藏的泪痕，种种悖论，种种唏嘘，无不是我们当下残缺软弱的价值观与理念的折射。
　　晓苏不为“乡村”唱赞歌和挽歌，而是谱以了悲歌。悲歌固然适应于我们发展中的社会，但我以为，面对当下这个“怪兽”般莫可名状又处处胡乱发力的时代，作家们可以凶猛一些，再凶猛一些，让每一则关于丧失和剥夺的故事都像刀、像剑，朝向时代的重疾处插去。即便不能阻止病患的延伸，但至少，可以让这个消亡的过程来得再迟钝一些，再缓慢一些。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