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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孩罗琳以戏剧方式，发掘中国打工妹和农民工子女潜能，让她们认识人生，重塑自我，还拥有了助人情怀。
五年前，在北京打工的云南姑娘董芬与罗琳(Caroline Watson)偶识，从那时起，这个26岁、有着栗色头发的英国女孩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曾经为了参加罗琳每周二晚上的戏剧工作坊，董芬对美容院老板说：“我不要每周一天的轮休，我只要求每周二的晚上，那三分之一天是自由的。”被老板拒绝后，她毅然换了工作。
五年来，董芬在罗琳的花旦工作室做志愿者和兼职，现在，她是花旦工作室女性项目经理。
“她个头比我高很多，当她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可爱、孩子气、有智慧、很女人，”董芬谈起自己第一次见到罗琳时的印象，“我当时是一个餐厅服务员，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尊重。”
几乎所有的“花旦人”都和董芬一样，受到罗琳的感召而和她在一起从事这项事业。“花旦”的目标是：通过参与性戏剧的手法和艺术性活动，使中国的流动务工人员提高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水平。
一切都源于一个信仰，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戏剧专业的罗琳一直相信，戏剧以及交流，而不是政治的说教能够解决人们心灵深处和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她把自己帮助的目标选在了中国。
像“花旦”一样美丽
罗琳在兰卡斯特大学学习时，曾经参加过巴西著名戏剧家奥古斯特·伯奥的戏剧工作坊。这位著名先锋戏剧家，曾经带着剧团到巴西贫困山区去帮助当地贫苦农民。
受伯奥影响，罗琳希望通过戏剧来改变社会。改变人心。她的学士论文就是如何用戏剧训练改变监狱中服刑的囚犯。毕业后罗琳做了一次亚洲旅行，去了印度和香港，这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
在香港她读到一本书，The Good Woman of China(优秀的中国女性)，书中描写了中国外来打工女性是怎样为这个国家贡献着力量，她们往往在城市中忍受艰苦的劳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
“那就让我建立一个组织来给予她们支持。”罗琳在香港下定了决心，并把目的地定在北京。她找了一份英语教学工作，同时到北京农家女学校当一名志愿者，这是一家民办的农村女性技能培训学校。
在那里，罗琳施展所长，为学员们进行一系列的参与性戏剧培训，她通过讲故事、即兴表演和讨论等方式来模拟一些情景，告诉那些打工妹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及如何让自己免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一个经典情景叫做“兰兰的故事”，一位虚构出来的女服务员遭到老板骚扰，这个时候兰兰是不是应该打老板一个耳光?罗琳会让大家演出自己的选择。“我训练她们利用舞台来模拟这些复杂的场景，当她们真正遇到这些事时，就可以选择早已准备好的应对方式。”罗琳说。
有的打工妹相当较真，罗琳曾经设计过一个打工妹梅梅丢掉了包的场景，让学员们设想包里有什么，这是训练打工妹失窃之后的应对能力，罗琳认为会有一个日记本。董芬当时还是一个学员，她非常认真地对罗琳说，绝对不会有日记本。因为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都是晚上回宿舍记日记，不会随身携带日记本，最后罗琳把日记本改成了记事本。
一些场景在当时看来还显得相当大胆，比如罗琳曾经设计了一个女孩如何告诉配偶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场景，以便传播防艾知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打工妹和罗琳坦率地进行了一场女人之间的讨论。她们和20年前的打工者已经不一样了，她们受过九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能够阅读报刊。
2004年，罗琳把这个松散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并起名为“花旦”，因为在中国的戏台上，“花旦”往往是美丽、富有生命力、自信、愿意表达自己的爱和热情的可爱女子，罗琳希望中国的打工妹们变成这样的人。
当时的花旦工作室让很多中国人觉得神秘。一位英国女孩带着几位各国志愿者和几位打工妹模样的姑娘出没在一些小会议室或者公园的凉亭里——他们尽量节约经费，罗琳经常把自己兼职工作的收入补贴给花旦工作室。当时的接受培训者，有服务员、美容师、农家女学校的学员以及建外SOHO的建筑工人。
此时的“花旦”也因口口相传而小有名气，一位宾馆保洁员找到花旦工作室，并成了一名志愿者。现在，这个叫仲娜的姑娘是工作室豆芽计划(负责农民工子弟培训)的经理。
“我一直希望成为一位老师，”仲娜说，“但是现实中我只能做服务员或者看孩子，直到我遇到了老师(罗琳)。”
现在，仲娜不仅经常和各个打工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曾经去北京师范大学去认识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并给那里的学生做了几次参与性戏剧的培训。
“大爱无疆”
2006年开始，“花旦”的运作越趋成熟。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花旦”和当地志愿者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参与性戏剧活动，称之为“青草计划”。
灾后三个月到半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期，但许多灾民已经厌倦了那些半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学学生，他们一遍遍地让人们回忆痛苦，而后只能干巴巴地说几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要接受现实……”一些居民在板房的门上贴着“心理咨询师免入”的字条。
但“花旦”的参与性戏剧却颇受当地孩子们的欢迎，罗琳和英国戏剧艺术家Jess设计的这套流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先是做些热身游戏，让孩子们和主持培训的志愿者们(均经过花旦培训)互相熟悉并接纳。然后是表演环节，孩子们分成几组，用身体摆成画面，展示震后村庄是什么样子，会有孩子解释这些画面的寓意。之后孩子们会摆成下一个画面“20年后的村庄”，那是一个青山绿树的美好家园。之后的环节则是重点，孩子们要思考，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今天坍塌的村庄成为20年后的家园。
“让他们自己创造，通过一组一组的画面，他们就可以看到对方是怎么演的，这就是一种参与性戏剧的方式，让他们来思考他们的未来有多么美好。”青草计划的负责人李鹏说。
从中获益的不仅是灾区的孩子，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初加^这个项目时，曾经因为自己的学校没有名气，在别的同学面前感受到压力，但当她完成培训后，却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平时我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要顾忌一些东西，而没有展现真实的自己，那么在这里，我放飞了自己。……我尽情地去欢笑，去表演，去想象。当我沉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东西。”
“花旦”已经在四川灾区服务了5000多名儿童和300名村民。“花旦”会定期举办面对志愿者和试图接触“花且”的热心人士的“公共工作坊”，在虎年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公共工作坊活动上，因为罗琳去了巴西考察，“花旦”总干事康佩佩(Peta Khan)代替她对新老朋友们表示了谢意，而且告訴大家，灾区的学生家长刚刚送来一面锦旗。这位澳大利亚姑娘已经学了两年多中文，日常会话还好，但她念不好那面锦旗上的成语。
“大爱无疆。”董芬替她告诉大家。
“大……爱……无……疆。”康佩佩认真地重复着。
年轻人的成长
2006年，“花且”在香港注册，性质是慈善机构。他们的活动几乎全部在北京、四川灾区和几个贫穷省份。
按照罗琳的想法，“花旦”最好能够做成一个社会企业。这种企业是公益性的，股东不分红，收益全部投入到企业的运作中去。遗憾的是，中国内地法律没有“社会企业”这样的说法，自然也无法享有社会企业应该享有的那些优惠。
“最后一条路就是在工商局注册，像一个普通企业那样运营。”董芬说。
现在的“花旦”已经有了十位全职工作人员，罗琳尽量把工作机会提供给打工妹和农民工子弟，而不是那些热爱公益事业的太学毕业生。“因为他们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罗琳解释。“花旦”有时会接到一些会议、论坛的邀请，罗琳尽量安排董芬、仲娜等打工妹出身的工作人员去参加，以便开拓她们的视野，仲娜去过英国，董芬则去过中国台北。
在罗琳的带动下，一批更年轻的工作人员也在成长，他们是生活于都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受惠于“花旦”的志愿者活动，现在则把此类活动当作了自己的事业。
骆锦强的家乡是安徽省怀远县，父母来到北京务工之后，骆锦强也来到西五环外的北京树仁学校读书。在这个坐落于旧货市场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他和同学们获得过来自各界的帮助，不少热心的志愿者，都来自于“花旦”式的草根NGO。
“我去过两个NGO组织的农工子弟夏令营，”骆锦强说，“这些活动让我明白了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骆锦强春节前终于成为“花旦”的一名正式员工。“李鹏去四川开拓项目了，现在‘花旦’在北京就我一个男生。”瘦瘦的骆锦强准备好了负担这个组织的重体力活儿。
除了北京总部和四川项目办公室，罗琳希望有一天“花旦”可以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她希望能够在巴西和印度这样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开办戏剧工作室。
“我们和‘花旦’总有一天都会走出国门，像罗琳帮助中国人那样，用参与性戏剧帮助其他国家的贫困妇女和儿童。”董芬说。
五年前，在北京打工的云南姑娘董芬与罗琳(Caroline Watson)偶识，从那时起，这个26岁、有着栗色头发的英国女孩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曾经为了参加罗琳每周二晚上的戏剧工作坊，董芬对美容院老板说：“我不要每周一天的轮休，我只要求每周二的晚上，那三分之一天是自由的。”被老板拒绝后，她毅然换了工作。
五年来，董芬在罗琳的花旦工作室做志愿者和兼职，现在，她是花旦工作室女性项目经理。
“她个头比我高很多，当她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可爱、孩子气、有智慧、很女人，”董芬谈起自己第一次见到罗琳时的印象，“我当时是一个餐厅服务员，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尊重。”
几乎所有的“花旦人”都和董芬一样，受到罗琳的感召而和她在一起从事这项事业。“花旦”的目标是：通过参与性戏剧的手法和艺术性活动，使中国的流动务工人员提高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水平。
一切都源于一个信仰，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戏剧专业的罗琳一直相信，戏剧以及交流，而不是政治的说教能够解决人们心灵深处和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她把自己帮助的目标选在了中国。
像“花旦”一样美丽
罗琳在兰卡斯特大学学习时，曾经参加过巴西著名戏剧家奥古斯特·伯奥的戏剧工作坊。这位著名先锋戏剧家，曾经带着剧团到巴西贫困山区去帮助当地贫苦农民。
受伯奥影响，罗琳希望通过戏剧来改变社会。改变人心。她的学士论文就是如何用戏剧训练改变监狱中服刑的囚犯。毕业后罗琳做了一次亚洲旅行，去了印度和香港，这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
在香港她读到一本书，The Good Woman of China(优秀的中国女性)，书中描写了中国外来打工女性是怎样为这个国家贡献着力量，她们往往在城市中忍受艰苦的劳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
“那就让我建立一个组织来给予她们支持。”罗琳在香港下定了决心，并把目的地定在北京。她找了一份英语教学工作，同时到北京农家女学校当一名志愿者，这是一家民办的农村女性技能培训学校。
在那里，罗琳施展所长，为学员们进行一系列的参与性戏剧培训，她通过讲故事、即兴表演和讨论等方式来模拟一些情景，告诉那些打工妹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及如何让自己免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一个经典情景叫做“兰兰的故事”，一位虚构出来的女服务员遭到老板骚扰，这个时候兰兰是不是应该打老板一个耳光?罗琳会让大家演出自己的选择。“我训练她们利用舞台来模拟这些复杂的场景，当她们真正遇到这些事时，就可以选择早已准备好的应对方式。”罗琳说。
有的打工妹相当较真，罗琳曾经设计过一个打工妹梅梅丢掉了包的场景，让学员们设想包里有什么，这是训练打工妹失窃之后的应对能力，罗琳认为会有一个日记本。董芬当时还是一个学员，她非常认真地对罗琳说，绝对不会有日记本。因为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都是晚上回宿舍记日记，不会随身携带日记本，最后罗琳把日记本改成了记事本。
一些场景在当时看来还显得相当大胆，比如罗琳曾经设计了一个女孩如何告诉配偶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场景，以便传播防艾知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打工妹和罗琳坦率地进行了一场女人之间的讨论。她们和20年前的打工者已经不一样了，她们受过九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能够阅读报刊。
2004年，罗琳把这个松散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并起名为“花旦”，因为在中国的戏台上，“花旦”往往是美丽、富有生命力、自信、愿意表达自己的爱和热情的可爱女子，罗琳希望中国的打工妹们变成这样的人。
当时的花旦工作室让很多中国人觉得神秘。一位英国女孩带着几位各国志愿者和几位打工妹模样的姑娘出没在一些小会议室或者公园的凉亭里——他们尽量节约经费，罗琳经常把自己兼职工作的收入补贴给花旦工作室。当时的接受培训者，有服务员、美容师、农家女学校的学员以及建外SOHO的建筑工人。
此时的“花旦”也因口口相传而小有名气，一位宾馆保洁员找到花旦工作室，并成了一名志愿者。现在，这个叫仲娜的姑娘是工作室豆芽计划(负责农民工子弟培训)的经理。
“我一直希望成为一位老师，”仲娜说，“但是现实中我只能做服务员或者看孩子，直到我遇到了老师(罗琳)。”
现在，仲娜不仅经常和各个打工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曾经去北京师范大学去认识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并给那里的学生做了几次参与性戏剧的培训。
“大爱无疆”
2006年开始，“花旦”的运作越趋成熟。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花旦”和当地志愿者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参与性戏剧活动，称之为“青草计划”。
灾后三个月到半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发期，但许多灾民已经厌倦了那些半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学学生，他们一遍遍地让人们回忆痛苦，而后只能干巴巴地说几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要接受现实……”一些居民在板房的门上贴着“心理咨询师免入”的字条。
但“花旦”的参与性戏剧却颇受当地孩子们的欢迎，罗琳和英国戏剧艺术家Jess设计的这套流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先是做些热身游戏，让孩子们和主持培训的志愿者们(均经过花旦培训)互相熟悉并接纳。然后是表演环节，孩子们分成几组，用身体摆成画面，展示震后村庄是什么样子，会有孩子解释这些画面的寓意。之后孩子们会摆成下一个画面“20年后的村庄”，那是一个青山绿树的美好家园。之后的环节则是重点，孩子们要思考，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今天坍塌的村庄成为20年后的家园。
“让他们自己创造，通过一组一组的画面，他们就可以看到对方是怎么演的，这就是一种参与性戏剧的方式，让他们来思考他们的未来有多么美好。”青草计划的负责人李鹏说。
从中获益的不仅是灾区的孩子，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初加^这个项目时，曾经因为自己的学校没有名气，在别的同学面前感受到压力，但当她完成培训后，却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平时我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要顾忌一些东西，而没有展现真实的自己，那么在这里，我放飞了自己。……我尽情地去欢笑，去表演，去想象。当我沉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东西。”
“花旦”已经在四川灾区服务了5000多名儿童和300名村民。“花旦”会定期举办面对志愿者和试图接触“花且”的热心人士的“公共工作坊”，在虎年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公共工作坊活动上，因为罗琳去了巴西考察，“花旦”总干事康佩佩(Peta Khan)代替她对新老朋友们表示了谢意，而且告訴大家，灾区的学生家长刚刚送来一面锦旗。这位澳大利亚姑娘已经学了两年多中文，日常会话还好，但她念不好那面锦旗上的成语。
“大爱无疆。”董芬替她告诉大家。
“大……爱……无……疆。”康佩佩认真地重复着。
年轻人的成长
2006年，“花且”在香港注册，性质是慈善机构。他们的活动几乎全部在北京、四川灾区和几个贫穷省份。
按照罗琳的想法，“花旦”最好能够做成一个社会企业。这种企业是公益性的，股东不分红，收益全部投入到企业的运作中去。遗憾的是，中国内地法律没有“社会企业”这样的说法，自然也无法享有社会企业应该享有的那些优惠。
“最后一条路就是在工商局注册，像一个普通企业那样运营。”董芬说。
现在的“花旦”已经有了十位全职工作人员，罗琳尽量把工作机会提供给打工妹和农民工子弟，而不是那些热爱公益事业的太学毕业生。“因为他们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罗琳解释。“花旦”有时会接到一些会议、论坛的邀请，罗琳尽量安排董芬、仲娜等打工妹出身的工作人员去参加，以便开拓她们的视野，仲娜去过英国，董芬则去过中国台北。
在罗琳的带动下，一批更年轻的工作人员也在成长，他们是生活于都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受惠于“花旦”的志愿者活动，现在则把此类活动当作了自己的事业。
骆锦强的家乡是安徽省怀远县，父母来到北京务工之后，骆锦强也来到西五环外的北京树仁学校读书。在这个坐落于旧货市场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他和同学们获得过来自各界的帮助，不少热心的志愿者，都来自于“花旦”式的草根NGO。
“我去过两个NGO组织的农工子弟夏令营，”骆锦强说，“这些活动让我明白了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骆锦强春节前终于成为“花旦”的一名正式员工。“李鹏去四川开拓项目了，现在‘花旦’在北京就我一个男生。”瘦瘦的骆锦强准备好了负担这个组织的重体力活儿。
除了北京总部和四川项目办公室，罗琳希望有一天“花旦”可以成长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她希望能够在巴西和印度这样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开办戏剧工作室。
“我们和‘花旦’总有一天都会走出国门，像罗琳帮助中国人那样，用参与性戏剧帮助其他国家的贫困妇女和儿童。”董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