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史怀哲（Albert Schveitzer,1875~1965）的书长大的一代。史怀哲是体现人性光辉的20世纪代表人物，他是管风琴演奏及指挥家，是神学家，更是医师，到非洲行医，透过具体的实践亦彰显人道的价值。他毕生获奖无数，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而到了学誉的高峰。
　　其实，诺贝尔奖对史怀哲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一生的成就早已比诺贝尔奖大了不知多少倍。近代西方神学研究里，试着还原历史里的耶稣和使徒保罗，史怀哲有着原创性的贡献；近代古典音乐的巴赫译释，他也是个先驱人物。单单这两项成就，就足以让他列名在西方最重要的神学及古典音乐学史册。除了专业学术及行医外，他对20世纪还有一项了不起的贡献，那就是他用人文关怀的观点重写文明史，希望透过这种哲学的重新解释，来提振近代的日益沉沦的人道精神。
　　因此，史怀哲真当得上20世纪特异俊才的称号。在每一项都有原创性和先驱性的贡献，于是，人们难免要问，他的人生短短90年寒暑，他的这些成就是怎么办到的？他是不世出天才吗？
　　对此，我在他的自传里读到了非常有启示性的一段，他说他一生治学研究和思考的方法：
　　——不仅仅以提供某种解答为满足，尚致力于探究并撰写整个问题的历史，我三度采取如此迂回吃力的研究方式，可归因于亚里斯多德，记得第一次阅读其《形上学》，发现他总透过对先前哲学的批判来探索哲学的问题时，不知狠狠地抱怨了多少次！但研读这些段落也同时唤醒我内在潜伏多年的因子，从那时起，一股强烈的驱策力迫使我在理解问题的本质时，不只是看它现在所呈现的面貌，还透过历史追溯其演化过程。
　　我认为史怀哲的这段话，除了天子自道外，其实也读到了思考治学的根本。在世界上，人们所继承的无论是思想或者制度，都是被给定的，既然是被给定的，我们对某个问题会去怎么反应，它的选择种类当然也受到制约。但一个真正的原创人物，他的思维方式却不同，他一定先去把那个问题本身做一番探究，那个问题最先是怎么发生怎么被设定的？它的语词概念系统为何？它和当时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关系？只有透过这种总体性的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才可被理解。有了这样的理解后，等于人已不再被原来的问题意识所框限，而跑到问题的上面。史怀哲对历史上的耶稣及神学之所以会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对《福音书》的文本做出不同的解释，原因即在于他对古典弥赛亚的起源与演变有了全盘性的理解所致；史怀哲在巴赫管风琴的演绎上成就了一家之言，这也是他娴熟这种乐器的历史、古代的记谱法以及对音乐学上的美学效果有了全面性的理解有关。搞学术的人都知道，不了解全面就不可能了解局部，亚里斯多德那种探究问题起源的方法论，乃是史怀哲在思想学问上能成其大的关键。
　　史怀哲的思想、行动及著作都极为不凡。而我认为他对我们那个时代最有一般影响力的应为《文明的哲学》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他重写哲学史，意图重新找回消失已久的人类古老的生命关怀及人道精神。他和有些人道主义者不同，他不认为空泛的人道概念可以重振人道精神，而是认为生命关怀及人道精神乃是一种现实世界的神秘主义，它会勾动出人们的世界情怀和人道热情。那不是一种庸俗化了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生命与热情的呼唤。在哲学愈来愈技术化、教科书化的时代，它其实是在埋葬着人道精神。近代人说人道的愈多，但做人道的却愈少，也证明了史怀哲的见解确是谠论。
　　关怀生命价值，强调人道精神，这是一种生命的热情，它的位置超过了书本上的说人道。近代的世界早已不再是人道世界，反而是个反人道的世界。处于这样的时刻，我更怀念史怀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