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潮最为庞杂、混乱的时期。诸多东洋、西洋学说纷沓而至，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民生、娱乐等诸多领域，甚至连最具本土色彩的“封建迷信”，也被这种思潮巨变所影响，嬗变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形态。
　　1917年，一个叫杨睿的无锡人，找到了上海出版商陆费逵、俞复和一位精研医道、佛法的大师丁福保，成立了上海灵学会，宗旨是研究鬼神、钻研人类精神和各种超自然现象。
　　这个灵学会的组织体系和立会宗旨，效仿自英国的伦敦灵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认为灵魂真实存在，而且在人死后也能通过种种征兆——比如相片、镜子、鸡蛋上的花纹——显现出来。成员们孜孜不倦钻研的，就是能与鬼魂沟通的奥秘，谓之灵学。
　　上海灵学会做的事情也差不多，他们出版的《灵学从刊》，一半内容都刊登欧美东洋的灵异照片、亲身讲述的遇鬼经历，以及一些煞有其事的伪科学分析。不过它和伦敦灵学研究会的做法还是略有不同。灵学会的人觉得，光是西洋的迷信还不够，老祖宗的传统也不能丢，于是他们又掺进了一项极富中国特色的迷信技术——扶乩请仙。
　　上海灵学会的创始人杨睿，家学渊源。他祖父在无锡就以擅长扶乩请仙而知名，能请来一位叫做草木老人的鬼仙。他从小就帮着祖父处理扶乩事务，所以对这些知之甚详。杨睿成立上海灵学会后，便把扶乩一项作为主营业务，还开了一个专门的乩坛，名曰圣德坛。
　　这个圣德坛，每天晚上开坛三小时，由杨睿和其他通灵者轮流扶乩，请仙交流。周二到周五，只限灵学会的会员参加研究，周六日可以对普通人开放，帮他们答疑解难。
　　圣德坛的阵容，可真是相当华丽。根据杨睿的设计，坛主是孟子，副坛主是庄子和墨子，不过他们只是镇管乩坛，一般不负责下凡业务。跟凡人交流的，一共有五位神仙：济公、吕洞宾、北极祖师、观音菩萨、达摩祖师。佛道儒三家俱全，不偏不倚。灵学会还煞有其事地排了一个请仙的次序，或者叫神仙的值班表。五位神仙轮流坐诊，每天一换。
　　这些神仙不光能对个人命运开示，甚至还能对国际重大事件发表评论。有一次，请乩的人请来了济公，问他对一战进展的看法。济公的回答是：“如今合纵连横的国家，已经弄到不得了，将来还有没加入的各国要卷入旋涡，好大的戏才要开场呢。”当真是中西合璧的奇葩。
　　不过上海灵学会的想象力，还不止于此。前面说了，此时正是西学东渐的高潮，他们挂的牌子，也是效仿英国灵学会，不来点西洋特色，怎么能显出科学精神呢？
　　1918年10月22日，圣德坛照常请仙，不料今天来的神仙有点怪，在沙盘里写的字谁也看不懂，当场会员无人能解。幸亏当时有一位记者在场，研判再三，发现写的是法文，大家一阵激动，说明乩坛跨越国境，请来了一位欧洲大哲啊！众人急忙又请值班的吕洞宾吕祖翻译，吕祖留言说这位欧洲大哲只通英文，不会汉语，而自己正赴美国有事，两周才回，无法胜任翻译之职。
　　从这以后，上海灵学会脑洞大开，先后又请来了好些个欧洲哲人，甚至连俄国的托尔斯泰，都曾降临乩坛，留下《原天》《原竞》《原胜》三篇巨著，究说鬼神之道。
　　外国的神仙能进来，中国的神仙也能出去。没过几天，灵学会忽然宣布，济公的乩坛轮值暂时停止，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着玉鼎、玉英两位真人，前往柏林考察欧洲战事，半个月后才能回来。而之前去美国出差的吕洞宾，也会先去欧洲与济公回合，再返回国内。
　　从这种种荒唐事迹可以看出来，上海灵学会从设立之初，就是一个融合了西洋催眠术、通灵学、东洋妖怪学以及中国本土扶乩占卜术的大杂烩。他们自称利用鬼神可以解决道德沦丧的问题，让人类获得最后之觉悟，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连黎元洪、严复、吴稚晖等名流，都欣然为其题词。
　　只有鲁迅先生对其不屑一顾，大骂他们是“沪上一班昏虫……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 ”说得十分痛快。所幸社会上还是明白人多些，这个灵学会办了大约四五年时间，会员日渐稀少，终于销声匿迹，无疾而终。